近年来，学界日益关注古代祭祀文化议题，五岳之祀亦在其中。目前与五岳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或限于断代，或限于一山，故视五岳为整体并对它们进行长时段、系统性研究显得十分必要。笔者尝试对五岳祭祀做出通代考察，希望总结归纳出古代五岳祭祀演变之大势，并揭示其思想动力。

先秦时期的古人认为山川能主宰水旱，关系国计民生乃至国君命运，故分封立国一般都要依托名山大川，此即“国必依山川”。如周王分封鲁国时就有“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诸侯国内部分封也会划定山川，如鲁国季孙氏欲以桃邑换孟孙氏之成邑，孟孙氏成邑守便“辞以无山”。正是在“国必依山川”这一共识基础上，“四岳”、“五岳”观念逐渐流行并定名定址。秦汉一统之前，周氏失驭，五岳四渎难享天子之祀，多作为各国地望享祭，其中泰山、黄河又被视作“天下之望”。

秦始皇虽建立了全国山川祭祀制度，但他将秦地山水秩次与东方传统名山大川并列，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进入西汉，随着儒家经典成为朝廷制礼原则，汉朝于神爵元年确立了五岳尊于众山的祭祀地位，此后五岳相关礼制日益完善，五岳元素也逐渐融入汉朝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东汉改革五岳祭祀制度，将原来的中央遣使致祭改为由各地长官负责，但这并不意味着五岳变成了地方祠祀。《风俗通义》载：“太守洁斋，亲自执事，作脯广一尺，长五寸。既祀讫，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朐，太守拜章，县次驿马，传送雒阳。”传送祭脯行为表明只有天子才能独享五岳祭祀带来的福祉，长吏只不过是在代其行使祭祀权力而已。鉴于五岳在王朝祭祀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东汉经学家们多将其视为仅次于天地宗庙、与日月社稷并列的“中祀”。知名汉碑《封龙山颂》把河北地方小山鼓吹为“北岳之英援”，这暗示着汉代以五岳为首的山川秩次已深入人心。不唯如此，《申鉴》言：“民事未定，郡祀有阙，不为尤矣。必也举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岳、四渎。”这表明，东汉已把岳渎当作地方祠祀之首。

魏晋以降，北族纷纷入主中原，战乱频仍之际，诸少数民族政权为塑造正统形象，对中原名山大川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例如，前赵刘氏先后以霍太山、终南山为国之镇山；北魏初期在平城附近立五岳四渎庙。随着北魏占领黄河流域和孝文帝迁洛，北朝获得的五岳四渎数量远超过南朝，其岳渎布局更接近理想的统一状态。相比之下，南朝疆域日渐局促，所据岳渎寥寥无几。南朝刘宋初年曾有封禅泰山之议，但青齐地区不久落入北魏，自此“岱宗牢落，天步艰难”，南朝失去了封禅资源。与此类似，刘裕北伐关中时曾至河洛，他急欲依五岳塑造天命，传言他在“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萧齐代宋时又在嵩山附近制造天降玉玺之兆，可惜此后嵩山稳在北朝境内，再也没有为南朝提供任何庇佑与祥瑞。后来梁武帝制礼作乐，曾令“郡国有五岳者，置宰祀三人……皆以孟春仲冬祀之”。这是自司马氏南迁后两百年里，南朝首次正式恢复五岳四渎山川礼。然而，当时的南朝于五岳四渎仅有南岳霍山及长江，而北朝竟常以奄有诸岳为辞来彰显正统所在。例如，针对南朝士人鼓吹的“正朔相承，当在江左”，北魏朝臣立刻以“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来反击。北逃的崔僧渊在拒绝南归的信中写道，北魏在“河洛之间”，“地兼四岳”，表达了他对北朝正统的认可。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北方统一，北魏确立了较为完备的祭祀体系。太延元年（435）太武帝下令“立庙于恒岳、华、嵩岳上，各置侍祀九十人，岁时祈祷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币”。五岳祭祀由中央遣官、刺史偕同，似是杂糅两汉制度；祭祀时间多在春秋二仲，此是中古之风气；“侍祀”人员中可能有道教徒，这又是北朝特色。后世五岳祭祀变革多围绕这些内容展开。

隋代国祚虽短，但它充分利用前朝礼制及思想资源，在五岳祭祀上有诸多创新。北周以五岳配五郊，各自按迎气日受享，五岳本身的五行内涵得以突出。隋代承此确立了五郊迎气日分祭五岳之制，这与汉代以来五岳一岁数祠不同。同时，隋代还一反自汉代始即以霍山为南岳的做法而以江南衡山为南岳。此两点乃隋代五岳祭祀之最重要创新，它们皆为后世所继承。此外，隋代还确立了五岳之辅五镇山制度以及以岳镇海渎、名山大川为首的祈雨制度。隋代的这些创新都离不开东汉以降的经学思想，尤其是郑玄经学。例如，受郑玄五精帝理念驱动，北周扩充五郊之祀，进而产生了五郊迎气日祭五岳之结果。汉代以降诸朝皆以霍山为南岳，但以郑玄为代表，经学内部一直保留着江南衡山为南岳之说。郑注《周礼》“大宗伯”言五岳有“南曰衡山”，注“大司乐”言“衡在荆州”。西魏北周政治文化特重《周礼》，以郑注三礼为宗，故能异于北齐、南朝，在西北一隅独主衡山为南岳，隋代统一天下遂承之而制礼。

唐宋五岳祭祀大体沿用隋礼，其创新之处亦有两项，即五岳加封帝王与立五岳真君祠，后者涉及道教与五岳祭祀关系，尤其值得关注。开元十九年玄宗诏令五岳立道教真君祠，这标志着唐朝对北朝以来正礼与道教双轨供奉五岳的认可。宋代承唐代真君祠系统，五岳道场化更加深入，五岳正庙不惟与真君祠并行享祀，其本身也成为内使、道士斋醮之处。宋代五岳祭祀道教化的高潮是开封五岳观的建立，在该观中，朝廷正礼所祭五岳帝王完全被当作了道教神祇。随着五岳之神帝王名位的稳固以及五岳与道教的充分融合，各地的五岳信仰获得较大发展。至宋代，东岳行祠已遍布全国各地乃至边疆地区，其他几岳行祠也渐次发轫。

伴随着皇权专制主义的发展以及儒学中理性鬼神观的传播，明朝对五岳祭祀制度做了相关改动。明太祖去除了岳渎神祇的爵号，把五岳祭祀时间改为春秋二仲一年两祠。此外，在理学家鼓吹的“坛”祭山川影响下，他还于京城特立以五岳为首的山川坛。除去爵号使五岳神祇的神秘色彩顿失；春秋致祭岳渎缩小了它们与一般小祀的差别；皇帝在京师立山川坛貌似是对岳渎的重视，却相对减少了对各地岳庙的关注。总之，明初的这些举措让唐宋以来繁盛的五岳祭祀活动开始趋于平静，当然这也显示出皇权对山川神祇的依赖正在减弱。另一纵跨明清两朝的变化是北岳的变动。自汉代起，经学中就有“岳随都定”的解经思维，即天子应居天下之中，五岳可随都城变动而改置，但统治者出于对儒家经典所言上古五岳的尊重，此说一直未能实践。明成祖迁都北京，北岳恒山反在其南，于是山西浑源北岳说大行其道，朝野移祀北岳至浑源的提议甚嚣尘上，清初最终完成了北岳变更。其间虽然有众多饱学之士不断引经据典论证河北恒山为正宗北岳，但明清官方更为注重的是如何实现“岳随都定”。北岳移祀事件从侧面反映出皇权与五岳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皇帝由此前对五岳神祇的尊崇甚至迷信逐渐变得凌驾其上。

综上，经过多角度综合考察，可以概括出古代五岳祭祀演变的主要脉络：两汉与隋代是五岳祭祀制度的建设期，是五岳祭祀发展的关键时代；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五岳观念得以传承，诸政权皆重视五岳之祀，故此时段可视为隋唐重建五岳祭祀的准备期；唐宋两朝五岳真君祠的影响越来越大，可算作五岳祭祀的道教化时代。与此相对，明清时期五岳神祇被去魅，不再享有爵号，皇帝也不再热衷五岳祭祀，是五岳祭祀的衰落期。

（来源：2018年2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