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也曾远播海外很多国家。对于海外道教的研究，学界曾取得过一些成果，如民国傅勤家著《中国道教史》即有“道教之流传海外”一章，专门介绍道教在新罗、日本、真腊的流传情况，朝鲜学者李能和也于1933年撰成过《朝鲜道教史》。1949年以后，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亦曾关注道教在海外传播情况，而陈耀庭著《道教在海外》、孙亦平著《东亚道教研究》与宇汝松著《道教南传越南研究》则属有关海外道教研究的专门著作。然而，有关道教在马来西亚传播情况的研究著作，却一直付之阙如。近期，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原研究员、台湾政治大学名誉讲座教授李丰楙先生出版的《从圣教到道教:马华社会的节俗、信仰与文化》(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8年)一书，则通过对大量的宗教经典和历史文献进行分析，并结合广泛的田野调查资料，在宏观世界史、海洋交通史的视角下，深入考察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宗教信仰状况，揭示了马华社会节俗、信仰与文化之“道教”根柢，填补了有关道教在马来西亚传播的研究空白。

《从圣教到道教:马华社会的节俗、信仰与文化》一书分“圣教的发现”“南土的下巡”“理念的移植”“联合的艺术”四个部分，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对马来西亚华人宗教的自觉意识“被唤醒”及其“从圣教到道教”之进程进行了深入剖析。在第一部分“圣教的发现”中，作者通过对“义山搬迁事件”和宗祠祖先祭祀的分析，指出:马来西亚华人复合儒、释、道三教的“圣教”既是文化传统，也是宗教意识;义山搬迁问题本来只是标榜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后来却“觉醒”到这其实也是宗教问题，而存在于马华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祖德、祠祭等传统信仰形式，本质上也表明马华社会存在广泛而模糊的宗教意识。在第二部分“南土的下巡”中，作者对蕴含道教特质的“王爷信仰”和“九皇信仰”在马来西亚的多重面相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两者在不同时空下的“本相”和“变相”，进而指出了二者在马华社会的“在地化”(本国化、本土化、土著化)特色。在第三部分“理念的移植”中，作者通过对马华社会“仙师爷信仰”和祀天祀地的考察，指出移民通过“仿效王化”和神道理念的运用，并进行与时俱变、因地制宜的选择，使得马华宗教呈献出具有新意的南土在地风格，而这种理念的移植蕴含了“斯土斯神”神道实践的两种特性，这既彰显了移民的矛盾心理，同时也复合了两个信仰实体，使华人宗教感“被唤醒”。在第四部分“联合的艺术”中，作者以“中元普度”和“功德”为专题，分析指出中元法会的目的是联合华教、华族，法会中的“功德”其实也是“一种隐藏的宗教意识”，马华社会中节俗信仰的“复合”图景，以及“宗教地图=文化地图”的“方言群跨越现象”，背后的动力就是华族被唤醒的宗教意识。作者还指出:马来西亚道教总会的成立并使用“道教”一词，表明马华宗教人士的宗教自觉意识已然被唤醒，不再处于模糊隐喻的阶段，而是认定“道教”才有资格作为“以教之名”，从而使得隐藏在马华节俗、信仰和文化的道教根柢得以全面彰显;这种被彻底唤醒的“道教归宗”的宗教自觉意识，使得马华社会真正实现了从“圣教”到“道教”的转变。

《从圣教到道教:马华社会的节俗、信仰与文化》一书是李丰楙先生积十余年搜集文献与田野调查之功，运用其渊博的道教文化知识进行分析讨论而成就的一部著作，不仅资料丰富、论说精到、见解深入，且其剖析马来西亚华人宗教的自觉意识“被唤醒”之进程的方式也颇有特色。作者在铺陈翔实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一系列概念、环节的讨论，表达了他对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从“圣教”走向“道教”的理解和认识。略述如下。

1.以教之名教节一体

“以教之名”是该书讨论的重要切入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以“圣教”之名和以“道教”之名。“圣教”与“道教”，是马华社会百余年宗教史上两个里程碑，作者从这两个关键时间点切入，将马华宗教在这个期间段的变化分析得一清二楚。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变化并非“历史发展的前后衍变”，而是表示马来西亚华人宗教认识的“自觉意识的关键阶段”。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了这一点，如言:“从圣教到道教的关系，并非是历史发展的前后衍变，而是在两个关键的时间点提出后，各自具有里程碑的价值及意义，方便切入观察其间的变化”(第6页);“从圣教到道教，其象征意义较大，而非历史前后衍变的事实，代表当前的宗教意识被唤醒，才能在诸宗教的竞争压力下，表示华人宗教的自觉意识”(第498页)。

这种宗教认识的自觉意识之所以能“被唤醒”，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义山搬迁等事件的政治刺激;二是友族友教友节的“教节一体”的宗教文化刺激;三是马华社会可被视为“圣教”的宗祠、神祠本身具有传统的“神道”成分，其虽是以公司形式组织，文化形式也屡经变化，但其传统神道的“本相”依然不失。与此同时，马华宗教认识的自觉意识觉醒过程也可体现在三个方面:(1)马来西亚华人对宗教属性(文化识别)的模糊化认识→被(义山事件)激发的宗教意识→宗教认识(道教为宗)的明晰化;(2)儒释道复合图像的“圣教”→马来西亚建国后神庙宗教属性的模糊归属→道教标识的归宗联合;(3)马华宗教人士政治表达的含蓄辞格→道教的正名运动→归宗“道教中国”。而这种“以教之名”的现象，正表明马华社会的宗教意识是“被唤醒”的。

“教节一体”则是该书研究的焦点。作者在书中并非只是从宗教文化史的理论上探讨，而是选取了义山搬迁事件、马六甲和槟城的公司祠堂、王爷信仰和九皇信仰、福德文化节、中元法会、仙师爷、大公伯等一些实例来检验马华社会的“教节一体化”。作者以“教节一体”为焦点进行研究，其目的是要省思马华的节俗是否可以归属宗教?这一思考虽无定论，但是其书中却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即“道教的理念，实践于节俗”，如作者在考察马华社会“居家营造法式”时就认为:华人之家延续了道教仪式中通天达地的小宇宙模型。其言:“马华社会居家营造法式，坚持一核心理念:在此一宇宙中天人交通。在新地上并非复制闽粤的营造法式，而是既传承又创新一种新模型。具体而微地延续了古老的小宇宙模型，即道教仪式中所谓的‘通天达地’。从这一宗教视角观察，华人之家相较于友族，同样也有种族的宗教标志，此即多元化种族、宗教的文化识别。在南土上所需要满足的，既有基本的生存寻求，也要坚持其‘宜家宜居’的居安感，这样的文化心理只能见诸马国，故华人之家即华族的理念实践。”(第393页)

在马华宗教意识是“被唤醒”的观念下理解“教节一体”，还必须注意一点，即:马华社会“教节一体”有一个由“潜性(隐性)”到“显性”的过程。为了深刻揭示这一变化过程，及弄清马华社会“教节一体”的意义，作者采取了比较视角，以台港澳地区作为对照，从“融合为一”的现状辨明细节。之所以选择台港澳为比照对象，是因为作者认为马来西亚和台湾一样，是“华人宗教的试验场”，都存在对教、节关系的模糊认识，同时“知识阶层的认知总是文化大于宗教”，而忽略了现实生活中“信仰和文化间存在兼容性”。马华社会与台港澳在“教节一体”上表现得不一样的是:一方面马华社会的“教节一体”呈献出显性化，而台港澳则表现为隐性特征;另一方面马华社会的“教节一体”在友教的刺激下，更有新意，呈献多面“变相”特征，如书中言:“佛、道及传统信仰者既多参加节庆活动，其中存在着信仰层面，在台湾及港澳地区演变为非日常性狂欢;而马华社会所面对的社会情境，则是友族、友教、友节的‘教节一体’，即如伊斯兰教有明确的节日。其实将节俗视同为文本，在多元宗教的文化语境中即会产生新意，这就是马华与台湾的差异。”(第3页)作者还指出，目前马华社会的“教节一体化”仍是一个“进行时”而非“定式”，随着马来西亚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其后续的发展动态依然值得进一步关注、考察和研究。

2.本相变相常与非常

“本相变相”与“常与非常”这两组概念，实际是该书对马来西亚华人宗教“在地化”研究的理论切入点。其所关注的是，华人宗教在马来西亚的“变”与“不变”，以及如何“变”、变通的活力是什么等问题。也即是要弄清楚从“圣教”到“道教”这一历史进程中，马华社会节俗、信仰和文化所发生的“新意”。而这种“新意”，就是将“神道理念(本相)”移植到马来西亚的“在地化(变相)”特色。如作者言:“华人节庆在大马的衍变形势，既能因应时势而与时俱变，在建国后进入关键阶段，其核心部分基本不变，既有三教、尤多道教教义的支持，在仪式细节的可变部分，则因应环境所需而逐渐变化。同时节庆的变与不变，乃遵循着一定的历史轨迹，会适时展现其变通的活力，这种力量并非来自知识精英，而是宗教界相互学习的模仿结果，关键在宗教意识被唤醒后，就会持续发展为在地化特色。”(第8页)

在对马华社会诸神信仰的“本相”与“变相”研究上，该书选取了具有浓郁道教色彩的两个例证:王爷信仰与九皇信仰。作者以马来西亚建国为时间节点，通过对历史渊源的追溯和对当代马来西亚宗教社会处境的分析，对于马华神衹多面性，给予“本相与变相”的理论诠释，同时还通过对王爷信仰和九皇信仰进行比较研究，窥探出马华社会九皇信仰的“新意”。作者认为无论是王爷信仰还是九皇信仰，其“本相”都是马来西亚华人借用“神道设教”的宣示和教化。王爷信仰中从“王醮”到“清醮”的一字之变，所体现的正是王爷信仰在马华社会的“新变相”，反映出马来西亚华人对于“以道教之名”宗教感的觉醒和对道教的新需求。而九皇信仰则在马华社会发生了三次创造性转化，即“变相”:首先是马来西亚建国前“九皇星君”所呈现的“王爷化性格”;其次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会党文化的变相”;最后是建国后“宗教复归宗教”，复原九皇信仰的“本相”，重新以“神道”形式凝聚力量。作者认为，王爷信仰和九皇信仰在马华社会虽有诸多“变相”，但其“道教根柢”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在各变相阶段呈献出“隐性”和“显性”的差别;也正是这种差别，说明马来西亚华人的“以道教之名”的宗教意识是“被唤醒”的。

“常与非常”也是该书研究马华宗教的本土理论切入点。作者在以往研究道教文化和台湾宗教上，就已经使用该理论。该书以“常与非常的转换机制”考察马来西亚改造成功的九皇节，认为:“九皇斋会就是一种神道的文化机制，并非只有在制度化宗教定义下开斋节，华人在集体的游戏意愿下创造了我族我教的开斋节。”(第272页)马华社会的九皇节是“教节一体”的表现形式，其节俗信仰中蕴含着中国传统“神道”观念的宗教理念。而九皇信仰在马来西亚快速的普遍化，则是华人“被唤醒”宗教意识的表现，传达了马来西亚华族对“我族我节我教”的愿望。

3.神道为体理念为用

作者以《从圣教到道教》为书名，其所强调的是该书的一个核心观点，即:马来西亚华人的宗教意识是“被唤醒”的。这是一个受外部刺激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也是马来西亚华人的集体行动，其行动背后则始终存在着一种支持力量，那就是汉语文化语境下的“神道”。作者认为“神道”比“宗教”一词更贴近“华人社会的日用行事”，如其在对“仙师爷信仰”的考察中指出:仙师爷信仰的实践经验，就是一种“神道为体，理念为用”的表现。其言:“仙师爷信仰形成及其衍变，都在实践神道的两种特性，在形式上仿效王化，乃因去国万里反而坚持天朝想象，其中所反映的正是移民的离散处境:既脱离王法又仿效王化，这样的理解并非封建意识的遗毒，而是彰显其矛盾心理的表现，这种表现仍异于台港澳的边缘化处境，乃是当时移民海外者的独特经验。……在这些表面的行动背后，其实始终存在着一种支持的力量，在汉文化语境中只有‘神道’观念最方便使用，较诸日译再转中译的‘宗教’观念，比较贴近华人社会的日用行事，在仙师爷信仰的实践经验中，可谓神道为体理念为用。”(第325页)

同时，书中通过对节俗信仰中的理念移植进行考察，对于马华社会的祀天之“南天理念”、祀地之“斯土斯神”理念和“神道理念”下的华人之家进行了“在地化”的分析，作者认为这些理念均以“神道为体”，其神道实践形式虽往往被称为“华人宗教”或民间信仰，但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道教资源，其神道理念的来源也更多地在于道教，其“根柢”在道教，如马华社会的居家营造法式就是道教“通天达地”理念之实践。但毕竟移民进入马来西亚后要在变幻的时空中，不断面对新的人文环境和政治氛围，因而“理念的移植”也因应环境的变化。这种“因应”便成为了一种促使马华信仰“在地化”的动力，也才使得华族的“神道理念”能够最终在马来西亚实现移植，并落地生根，最后还开枝散叶，这也使得马华宗教在马国的神道实践上出现诸多“变相”。然而，“神道为体”的“本相”却从未失去，如“礼意”“神道”“宗教精神”等“本相”未曾发生变化。从作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在马华社会的节俗、信仰和文化中潜藏着丰厚的道教资源，“道教的理念”实践于节俗之中，而随着马来西亚建国后华人“道教意识”的“被唤醒”，尤其是“道教归宗”意识的觉醒和道教归信制度的确立，使得马华社会节俗、信仰和文化的“道教根柢”终于由“隐性”转化为“显性”。

总之，李丰楙先生著《从圣教到道教:马华社会的节俗、信仰与文化》一书，通过“圣教”和“道教”两个关键时间点，深刻揭示了马来西亚华人宗教意识，尤其是道教意识的“觉醒”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分析了在不同历史时空、不同地理和人文环境下马华宗教的“本相”和“变相”，充分考察了中国传统神道理念在移植马来西亚后的“在地化”特色，让世人看到了马华移民的生存境况和文化识别的宗教归属。该书还在“马华宗教意识是被唤醒的”这一观念下，通过“教节一体化”考察了马华社会中节俗、信仰和文化中的道教资源，为读者清晰地展示了马来西亚华人是如何在外部政治刺激、宗教刺激和内部自身努力下做到“归宗道教中国”的。其研究填补了有关道教在马来西亚传播的研究空白，对于我们认识道教在东南亚国家的传播情况有着很大的帮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王家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郭武，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期刊：《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5期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