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20世纪以来在清代藏传佛教研究领域取得的学术成果作了综述，尤其在清代藏传佛教政策、活佛转世与“金瓶掣签”制度、清代大活佛世系传承和格鲁派在内地及蒙古地区兴盛等专题方面问世的论著进行了重点考察和全面评论。首先，肯定了不少成果引文准确、论证严密、分析精到、结论合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其次，提出了以往清代藏传佛教研究中尚有许多不足之处，特别在清代藏传佛教的派系传承、典籍教义、寺院制度和僧伽教育等薄弱环节，亟待加强研究，填补学术空白。

关键词：20世纪 清代 藏传佛教 研究

20世纪以来，在清代藏传佛教研究方面，国内外已问世了不少论著。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几十本著作和三百多篇论文。就一个世纪的研究状况而言，在国外主要有英、法、德、美、意大利、前苏联和日本等几个发达国家。可以说，这些国家虽然在藏学研究领域一直十分活跃，发表或出版了大量藏学论著，但在清代藏传佛教方面却很少有人从整体上深入系统地研究，故在这方面成果不多；相对来说，在国内对清代藏传佛教研究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占领先地位。从总体上看，涉及清代藏传佛教的研究性成果，在数量上不算匮乏，但由于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其中重复性成果所占比例很高。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清代藏传佛教政策、活佛转世与“金瓶掣签”制度、清代大活佛世系传承、格鲁派在内地及蒙古地区兴盛等几个专题方面。

一、清代藏传佛教政策研究

在清代藏传佛教政策研究方面，国内外诸论著中首推张羽新的《清政府与喇嘛教》[1]，该书是一部专门研究清代藏传佛教政策方面的力作，作者在搜集整理大量第一手汉文资料的基础上，对清代藏传佛教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同时阐明了清政府对藏传佛教一方面尊崇与扶植、一方面又加以管理和限制的情况，并分析了清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产生的历史性影响。书后附《清代喇嘛教碑刻录》，收录从清太祖至嘉庆帝的近二百年间与西藏和藏传佛教有关的碑文140件，为研究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于本源的《清王朝的宗教政策》一书[2]第六章第三节阐述了清王朝的藏传佛教思想与政策；张声作主编的《宗教与民族》一书[3]第十二章第二节以清帝眼中的喇嘛教、“兴黄教以安众蒙古”、对西藏地区的宗教管理、清政府藏传佛教政策的历史作用四个方面概述了清政府的藏传佛教政策。

东嘎洛桑赤列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4]，是一部用藏文撰写的著作，曾在国内外藏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作者在占有各类珍贵藏文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主要论述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发展直至消亡的历史过程，并阐明了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该书虽不算专论清代藏传佛教政策的专著，但书中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了格鲁派与清王朝的交往和关系。

在国外主要有（意）伯戴克的《十八世纪初期的中原与西藏》[5]，全书共十五章，在引用《清实录》和藏文史料外，还大量使用当时在西藏的传教士的书信和遗稿等，并以西藏政教事务中发生的几次大事件为主线，叙述了清代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在西藏逐步进行管辖和行使主权的历史进程，同时分析了清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关系。该书是国外研究这一时期内清朝在西藏行使主权的一部内容较详细的著作。此外，伯戴克的《达赖喇嘛和西藏的摄政王》[6]、《1728-1959年西藏的贵族与政府》[7]等著作也涉及并探讨了清王朝的藏传佛教政策。

日本学者矢崎正见的《西藏佛教史考》一书[8]，实际上是作者专门探讨藏传佛教历史问题的学术论文集，但其中依据《如意宝树史》、《清史稿》、《圣武记》等藏汉文献资料，对清代藏传佛教的政治权力、法王制等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探讨，认为达赖喇嘛制是以西藏佛教独特的教义和信仰为依据的，由于清王朝的力量而得以存在并在组织上进一步集中和完善，从而使这唯一的、绝对的组织逐渐向着与清王朝的依附关系进一步强化的方向发展。

前苏联学者马尔迪诺夫的《17--18世纪的西藏状况》[9]，全书由清代皇帝同外部世界的联系、西藏的地位（达赖喇嘛的地位）、西藏的状况（内容与形式）三个部分构成，其中后两个部分涉及到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主要从政治、政权的角度分析了活佛高僧在当时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认为西藏地方只不过是大喇嘛们的府邸。而美国的柔克义在1910年出版了一部名为《拉萨的达赖喇嘛与清朝的关系》的著作[10]，并由此而他被誉为美国最早研究西藏问题的著名人物，其内容有待查阅后再作介绍。

除了以上几部著作外，在研究清代藏传佛教政策方面，主要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对清代藏传佛教的政策进行了历史的、全方位的探讨。如张羽新的《努尔哈赤与喇嘛教》、李勤璞的《翰禄打儿罕囊素：清朝藏传佛教开山考》、《盛京嘛哈噶喇考证--满洲喇嘛教研究之一》、赵维和的《清初赫图阿拉城的寺庙与宗教活动综述》、陈小强的《后金（清）政权辖区的藏传佛教僧人和活动僧人管理述略》、申新泰的《略谈噶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初期的行政体制和清初对西藏地方的施政》等文章，从不同视角、不同实例，陈述了清朝入关前如何借助并扶持藏传佛教来团结蒙藏民族、加强满清政权、完成统一全国的历史进程。

而赵云田的《章嘉与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王景泽的《清朝的黄教政策与蒙古社会》、潘发生的《康熙至乾隆年间中甸政教史综述》、丹珠昂奔的《散论“喇嘛说”》、王家鹏的《乾隆与满族喇嘛寺院--兼论满族宗教信仰的演变》、乌兰托亚的《清朝禁绝噶玛红帽十世转世探微》、李鹏年的《西藏摄政阿旺降白楚臣被控案与裁禁商上积弊章程》、张凯旋的《略论西藏政教首领的三次觐见》、周峰的《略述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战争中的藏传佛教》、房建昌的《清代西藏护法考》、陈玮的《清王朝前期西藏政策的演进及其特点》等文章，从横向面对清代前期的藏传佛教政策进行了论述，引用资料较丰富、翔实，立论观点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清代藏传佛教政策研究方面显示了较高学术水平。

另外，不少论文围绕藏传佛教与清代民族宗教政策展开比较研究，如刘振卿的《清代喇嘛制度》（40年代）、王钟翰的《清代民族宗教政策》、李秉铨的《清朝的战略国策与喇嘛教》、商鸿逵的《论清代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陈国干的《清代对蒙古的喇嘛教政策》、王献军的《1751年后西藏政教合一制下的权利分配》、王献军的《对“政教合一制”定义的再认识》等文章，则是这一专题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值得一提的是，白文固的《明清的番僧僧纲司述略》一文，对明清的番僧僧纲司进行了探讨，尤其对明清在实行土司制的同时，又把僧纲司作为土司的补充形式，推行于西北、西南信奉藏传佛教地区的现象作了分析，立意新颖，论点明确；而李凤珍的《清代西藏喇嘛朝贡概述》一文，也颇具独到之处，主要对清代西藏大喇嘛进京朝贡的制度进行评判，认为朝贡有政治、经济不可分割之联系，不仅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治，而且促进了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二、活佛转世与“金瓶掣签”制度研究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独有的特点之一，也是清朝政府极为重视的涉及政教政策的焦点问题，故在国内外学术界始终成为研究的热点。凡是研究藏传佛教的学者都会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活佛转世问题，因而有关论著自然不会少。其中首选蔡志纯、黄颢编著的《活佛转世》[11]，该书作为活佛转世这一专题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对活佛转世的由来、程序、方式等理论与制度进行了较系统的介绍；对活佛的培养、成长、地位、圆寂等人生过程也作了全面的描述；同时，还陈述了清代藏传佛教大活佛世系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而日本著名藏学家山口瑞凤的《藏传佛教之活佛研究》[12]一文，从“化身”一词的出现及其沿革、“化身”的存在及其相关理念、活佛转世的理论、有关活佛自身的意识观念等五个方面，对活佛转世产生、存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较深入分析，尤其以开活佛转世之先河的噶玛噶举活佛世系和后来取得至尊地位的达赖、班禅活佛世系为实例，对活佛从圆寂到再生的生命灵魂转世过程作了生动的描述和阐释。

此外，星全成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研究》、蒲文成的《关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几个问题》、丹珠昂奔的《论活佛》、赵学毅的《清代中央政府对大活佛转世事宜的管理》、石山的《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及其传统作法》、罗润苍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论析》、杨健吾的《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刘贵的《何谓活佛(喇嘛)转世、掣签及其坐床》、刘宝银的《活佛转世与金瓶掣签》、格顿的《西藏活佛制度的形成》(藏文)、次旦伦珠的《活佛转世制的产生及历史作用》、王玉平的《活佛转世的产生和金瓶掣签的制度》、韩官却加的《西藏佛教的活佛转世制述略》等代表性论文，主要围绕活佛转世制度之所以在藏传佛教文化圈中形成、发展并产生社会政治影响等主客观因素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比较一致地认为活佛转世作为藏传佛教的一大特色，是佛教理论在藏族社会生活中具体运用的结果，在历史上特别在清代对统一国家大业、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文明等诸方面发挥过不可磨灭的作用。

至于“金瓶掣签”制度，它是伴随清朝政府整顿藏传佛教高层活佛转世制度而出台的一项政教政策。迄今虽然没有问世一部专门研究“金瓶掣签”制度的专著，但对于这一专题已经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主要有廖祖桂、陈庆英、周炜的《清朝金瓶掣签制度及其历史意义》、李勤璞的《金瓶掣签制度的渊源》、曲青山的《试论金瓶掣签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却西、曹自强的《金瓶掣签的佛理依据》、顿珠的《金瓶掣签制度的由来和程序》、祝启源的《从金瓶掣签谈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问题》、吴云岑的《金瓶掣签的设立及其意义》、何宗英的《从“金瓶掣签”看清朝对西藏的管理》等论文，从多维的视角对建立“金瓶掣签”制度的原由、作用以及政治意义等进行了探讨，认为“金瓶掣签”是清朝中央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确认藏传佛教大活佛继承人的法定制度，同时，又是18世纪末清政府对西藏地方事务的重要施政措施之一。

三、清代大活佛世系传承研究

清代大活佛世系，主要指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和章嘉呼图克图，即清代四大活佛系统，同时，包括四大活佛之外在蒙藏地区有较大影响并与清朝政府保持紧密关系的几位大活佛世系。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整个清代藏传佛教研究的论著中大约占三分之一，而其中专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和章嘉呼图克图清代四大活佛的论著又占一半以上。在著作类中主要有张羽新的《清代四大活佛》[13]，这是一部较系统介绍清代四大活佛的著作，在同类论著中具有代表性，主要对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四大活佛在清代被朝廷册封，以及四大活佛的政治活动、世系传承、法事活动、日常生活等情况作了介绍。在论文方面主要有张惠民的《喇嘛教、黄教和清初四大活佛》、牙含章的《达赖班禅的转世与封号》、陈金钟的《中央政府颁授历世达赖、班禅之金册金印》、黄颢的《五世达赖、六世班禅与南苑旧宫、德寿寺关系考略》、王思厚的《达赖、班禅活佛的转世经过》、明非的《藏传佛教达赖、班禅活佛转世制度的建立》等。这些论文对清代四大活佛尤其对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系统的建立、封号与清王朝的关系作了总体概述。

在清代四大活佛中研究或介绍最多的则是历代达赖喇嘛，其次为历代班禅。在相关著作中最引人注目，并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则是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14]，该书采用大量的前人未能获取的汉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分上中下三编对历代达赖喇嘛作了较深入全面的介绍。如上编依次介绍了一至十二世达赖喇嘛的生平事迹、宗教活动和政治情况；中编介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的一生，包括他的宗教与政治活动；下编介绍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寻访、坐床经过并直至1951年的情况。此外，吉美桑珠的《历辈达赖喇嘛生平》[15]，也是一部在世纪末用藏文撰写的系统介绍历代达赖喇嘛生平事迹的较厚重的著作。在国外主要有（德）舒尔曼的《历代达赖喇嘛传》[16]、（印度）英德·马利克的《西藏历代达赖喇嘛传》[17]等，这类论著尽管对达赖喇嘛世系传承进行了较完整的叙述，但由于立场视角不同，书中有许多有待商榷的理论观点问题。而相关论文过于繁多，在此不可一一介绍。其中，桑德的《历代达赖喇嘛的转世过程》、唐景福的《从达赖喇嘛的名号、册封、坐床及亲政看西藏与祖国的关系》、郑堆的《略述达赖喇嘛转世制度》、（日）石滨裕美子著，黄维忠译《达赖喇嘛所授印章和封号的研究》等文章，在系统研究历代达赖喇嘛方面具有代表性。

值得提出的是，在历代达赖喇嘛中又以清朝时期的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三世达赖成为重点研究对象，涌现了许多论著。其中，王俊中的《五世达赖教政权利的崛起》（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在同类著作中具有一定学术价值。该书虽以“五世达赖教政权利的崛起”为主题，但是所要处理的课题不局限在西藏一地，而是要讨论：在五世达赖喇嘛获得权力的过程中，与各部蒙古部族，以及入关前后的满清政权的相互交涉。在政教互动的过程中，作者犹留意一个较大范围的背景，即今日中国境内几个非汉民族间的关系于近代的展开。相关文章主要有陈庆英、马林的《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记》、陈庆英的《五世达赖喇嘛进京与蒙古各部》、马林的《论五世达赖喇嘛与固始汗的联合统治》、《后固始汗时期五世达赖权力的集中与扩张》、《甘丹颇章建立前后的五世达赖喇嘛》、李凤珍的《试析五世达赖与西藏政教合一制》、（苏）A·S·马林诺夫著，范金民译《论五世达赖喇嘛的地位--其册文和封号的浅释》、（法）麦克唐纳著，耿升译《五世达赖喇嘛的肖像》、陈金钟的《五世达赖喇嘛印章的考证》、旺多的《清顺治帝敕封五世达赖的金册金印考》等。这些文章对清初五世达赖喇嘛的政治生涯作了较深入的考证和论述。

有关第六世达赖喇嘛的研究性论著，主要有黄颢、吴碧云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生平考略》、于乃昌的《仓央嘉措生平疏议》、李秉铨的《清朝确认仓央加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之历史经过》、多识的《与仓央嘉措后半生有关的若干问题之明辨》（藏文）、陈白萍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寻访、认定及坐床》、曲又新的《对第六世达赖喇嘛赏给黑措寺执照的考释》等文章，将第六世达赖喇嘛置于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下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

冯智的《七世达赖的认定与对清初治藏的影响》、《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政教业绩》、洛丹的《七世达赖喇嘛的确认、册封、坐床》、季永海、关精明的《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前后》、来作中的《惠远寺与七世达赖》等文章，则是专门研究第七世达赖喇嘛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而王路的《抗击廓尔喀入侵战争中的八世达赖喇嘛》、杨清芬的《八世达赖喇嘛姜白加措》等文章，对第八世达赖喇嘛的生平事迹作了概要评价。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学术界也成为重点研究对象，其成果在国外虽有（英）查尔斯·贝尔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一书，但该书中提出的许多论点有待作进一步讨论并得以矫正。在国内主要有周源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英属印度事件考辩》、索文清的《汉文史料所见光绪末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朝觐考》、格桑卓嘎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丹嘉措是怎样选定的》、郭卫平《论一九零四年抗英斗争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等文章，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认定、成长以及政治活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在系统研究历辈班禅的论著中，主要有牙含章的《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是一部很有影响力的著作，作者运用大量的汉藏文史料，依次介绍了历辈班禅额尔德尼的情况，重点介绍了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世班禅的生平事迹，从而说明历辈班禅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做出不朽功勋。书后附录《清朝对西藏的治理与驻藏大臣概论》等文章。此外，陈庆英的《四至九世班禅大师以及他们的灵塔》、石山的《历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与坐床》、豆格才让、扎嘎的《班禅世系的产生及历世班禅转世过程》、卢秀璋的《论历辈班禅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领袖地位与作用》等文章，较全面地叙述了历辈班禅的生平事迹。

在历辈班禅世系中又对第六世班禅作了侧重介绍，如陈锵仪、郭美兰的《六世班禅承德入觐述略》、佟洵的《班禅与藏传佛教圣地西黄寺》、杜江的《六世班禅朝觐乾隆事略》、多杰的《六世班禅大师东来旅途记要》、李秉铨的《献身于民族大家庭的六世班禅大师》、马兰的《清朝外交史上首开同英国人谈判的是六世班禅大师》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六世班禅与清王朝之间的亲密互动关系进行了论证。

清代第三大活佛是哲布尊丹巴，而历代哲布尊丹巴的驻锡地建立在喀尔喀蒙古族地区，因而这一活佛世系在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中享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成崇德的《论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的形成》、金修成的《16、17世纪格鲁派在喀尔喀蒙古族传教初探--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前身问题为中心》、（日）宫胁淳子著，张云译《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时代的藏蒙关系》、（苏）T·斯克雷尼克瓦《17世纪蒙古喇嘛教寺院组织中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作用》、祁杰的《历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清政府对喀尔喀蒙古人政策》等论文，较全面地讨论了哲布尊丹巴活佛世系的形成及其在蒙藏两族、清朝政府等民族或政教关系中发挥的作用。

清代第四大活佛，即历代章嘉呼图克图，大都在北京、五台山等内地佛教圣地居住，并在清王朝出台或实施藏传佛教政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陈庆英的《章嘉若必多吉与清朝皇室兴建的喇嘛寺院》、秦永章的《二世章嘉活佛及其政治活动述略》、《论清代国师章嘉若必多杰的政治活动》、《章嘉国师入藏主持八世达赖喇嘛事迹述评》、周润年的《历世章嘉活佛与藏传佛教的联系》、王璐、天放的《乾隆皇帝与第三世章嘉活佛》、《三世章嘉胡图克图》、赵云田的《章嘉与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王湘云的《清朝皇室、章嘉活佛与喇嘛寺庙》、丁实存《历代章嘉呼图克图传略》、马连龙的《章嘉若必多杰及其译经活动》等文章，对历代章嘉活佛特别对第三世章嘉活佛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在清王朝宗教事务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

除了以上清代四大活佛外，在不同区域内具有一定宗教影响力的不少大活佛，也成为清代大活佛专题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布琼的《拉萨四大“林”的历史由来》、洛桑群觉的《丹吉林第穆呼图克图》、《策墨林继任摄政王经过》、桑丁才让的《简述策墨林活佛系统的传承与发展》、扎扎的《嘉木样世系与土观世系史述略》、丹曲的《试论嘉木样活佛系统的形成》、马秉勋的《嘉木样二世对拉卜楞寺藏书的贡献》、马连龙的《二世土观阿旺却吉嘉措生平述略》、《拉卜楞寺四大赛赤传略》、根旺的《昌都绛巴林寺及帕巴拉活佛系世源流简述》、张庆有、耿登的《贡唐仓活佛传承世系概述》、土呷的《昌都清代的四大呼图克图》、才让的《十八世纪藏传佛教高僧--松巴堪布·益西班觉》、罗文化的《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铜像考》、（日）若松宽的《准噶尔吉雪活佛考》等文章，对清朝时期活跃在拉萨、甘肃、昌都、青海以及蒙古等不同地区的部分格鲁派大活佛作了概要评述。

四、格鲁派在内地及蒙古地区兴盛之研究

清代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内地和蒙古地区，特别在蒙古族地区得以兴盛，不仅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产生深远的历史性影响，而且留下许多珍贵的宗教文物古迹。对此黄颢的《在北京的藏族文物》一书[18]，从文物的角度对北京地区近40种包括寺院、佛塔、碑刻、祠堂、楼阁、佛经等作了全景式的介绍，对清代藏传佛教向东传播和发展的经过提供了实物依据。但更多相关论著则对北京的雍和宫、西黄寺，承德的外八庙，以及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寺院作了较多的介绍，如牛颂主编的《雍和宫--中国藏传佛教著名古寺》[19]，是一部专门解读北京雍和宫的著作，在同类介绍雍和宫的众多书籍中份量最重，它从多角度、全方位，介绍了雍和宫这一著名的藏传佛教艺术宝库，包括它的历史、建筑艺术、佛尊、唐卡、文物、匾额楹联碑刻、佛事与教育，以及今日雍和宫的兴旺。另外，丹迥冉纳班杂、李德成的《名刹双黄寺--清代达赖和班禅在京驻锡地》一书[20]，则对北京双黄寺特别对西黄寺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组织制度、文化习俗、佛事活动和当今现状等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既肯定了它在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又颂扬了它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增进民族团结做出的杰出贡献。相关文章主要有周润年的《北京喇嘛教的著名寺院--黄寺》、《北京雍和宫御制《喇嘛说》碑文校录考证》、孔帅的《雍和宫》、《西黄寺--民族团结的象征》、谢明琴的《北京名刹西黄寺》、黄崇文、吴应泉的《雍和宫的密宗金刚神舞》、王家鹏的《故宫中的藏传佛教艺术瑰宝》、尕藏加的《藏传佛教密宗与北京雍和宫》、李立群的《雍和宫法轮殿内的释迦牟尼像》等，这些文章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对北京地区的西黄寺和雍和宫等作了介绍。

崔正森的《五台山佛教史》一书[21]中也有部分章节，对藏传佛教在元明清时期传入五台山的经过、发展过程作了系统地梳理，重点对五台山藏传佛教寺院、宗派、活佛派系作了探讨，认为格鲁派高僧活佛驻锡五台山加强了民族团结，特别是五台山在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相关文章主要有汪建民的《镇海寺章嘉若必多杰灵塔考略》、刘志群的《五台山—藏僧爱拜谒修行之地》、欧朝贵的《五台圣地与西藏圣僧》、辛补堂、郑志忠的《五台山的藏传佛教》等，这些文章从多维的视角对五台山与藏传佛教之间的文化渊源关系作了探讨。

此外，石田顺次的《承德附近喇嘛与喇嘛庙》、李克域的《普宁寺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从承德外八庙看藏传佛教在清代前期的作用》、《从须弥福寿之庙的两首御制诗匾看清朝对西藏的施政》、《承德外八庙的建立与康乾时期对藏蒙策略》、黄崇文的《普陀宗乘之庙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须弥福寿之庙的建立及其历史意义》、张书敏的《承德外八庙乾隆御制诗看清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蒋秀丹的《避暑山庄体现的清帝宗教思想》、李海涛的《外八庙“建筑”与藏传佛教》、《“外八庙”的藏传佛教文化》、阎学仁的《承德外八庙与西藏寺庙建筑》、杨时英的《承德普陀宗乘之庙与西藏布达拉宫》等文章，对承德外八庙的创建过程、建筑风格、历史作用，以及政治意义和文化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

至于清代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并在蒙古地区兴盛的情况，主要有德勒格的《内蒙古喇嘛教史》[22]，该书第三章以“清代喇嘛教”为标题，专门介绍了清代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主要对清朝如何利用藏传佛教统治或治理蒙古族地区的情况作了分析，认为清朝政府控制四大活佛，实际上也就控制了蒙藏喇嘛教，这对于统治蒙藏地区，稳定和巩固边疆局势，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介绍了当时在内蒙古地区创建寺院和出家为僧的盛况。而乌力吉巴雅尔的《蒙藏关系史大系--宗教卷》一书[23]，以蒙藏文化交往作为切入点，涉及并探讨了清代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传播或发展的前因后果，同时，介绍了蒙古族高僧为藏传佛教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以及蒙古地区部分著名藏传佛教寺院。此外，樊保良的《蒙藏关系史研究》[24]，该书中也有一定的篇幅介绍了清代蒙藏地区格鲁派各大活佛系统的确立与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盛行。

此外，发表大量的论文，对清代格鲁派传入并在蒙古地区兴盛的缘由作了较全面地讨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蔡家艺的《西藏黄教在厄鲁特蒙古的传播和发展》、蔡志纯的《试论黄教在蒙古的传播和影响》、《蒙古喇嘛贵族形成初探》、杨绍猷《喇嘛教在蒙古族中的传播》、金峰的《喇嘛教与蒙古封建政治》、《呼和浩特十五大寺院考》、李漪云的《从蒙古与西藏的关系看蒙古封建主引进黄教的原因》、邢洁晨的《论黄教传入蒙古地区的原因》、薄音湖的《关于喇嘛教传入内蒙古的几个问题》、陈育宁、汤晓芳的《清代喇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特权及其衰落》、陈光国的《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萨满教的衰落》、姜明的《浅谈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影响》、韩官却加的《藏传佛教教派斗争与和硕特蒙古南迁》、巴赫的《准噶尔地区的黄教及其寺院研究》、李丽的《浅析西海蒙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白凤歧的《喇嘛教对辽宁蒙古族的社会影响》、王浩勋的《元明清时期蒙古汗王与藏传佛教各派的关系及其影响述略》等，这些文章对格鲁派传入蒙古族各部的过程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政治作用等进行了较深入广泛地讨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以上介绍的论著外，尚有许多著作和论文涉及并探讨了清代藏传佛教，如恰白·次旦平措等编著《西藏通史--绿松石宝串》[25]、杜继文主编《佛教史》[26]、释妙舟《蒙藏佛教史》[27]、蒲文成《青海佛教史》[28]等著作中的部分章节，从通史或地方史的角度对清代藏传佛教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作了较深入系统的概述。可在此对此类论著，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评述。

总而言之，20世纪以来在研究清代藏传佛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是不少论著对清代藏传佛教政策、活佛转世与“金瓶掣签”制度、清代大活佛世系传承和格鲁派在内地及蒙古地区兴盛等专题方面，则作了较深入细致的研究，论证严密、分析精到、结论合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但是从总体上看，以往清代藏传佛教研究中尚有许多不足之处。首先，其研究内容局限在几个专题方面，而没有从整体上深入系统地研究清代藏传佛教，留有较多学术空白；其次，不少论著无论在研究深度还是引用资料上，都存在很大不足。如在研究深度上，只是较多平面铺叙，而较少深层分析；在引用资料上，较多重复沿袭旧史料，而较少挖掘新资料。故对于清代藏传佛教的研究有待深化系统和拓宽领域。特别在清代藏传佛教的派系传承、典籍教义、寺院制度和僧伽教育等薄弱环节，亟待加强研究，填补空白。值得庆幸的是，国内在有关清代藏传佛教的藏文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翻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不少成果。这对我们今后从整体上系统研究清代藏传佛教在资料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4]民族出版社，1981年。

[5]Petech，Luciano：《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Leiden.E.J.Brill.1972.2nd。

[6]《The DalaiLamas and regents of Tibet》，1959。

[7]《Aristocracy and Government in Tibet 1728-1959》，1973。

[8]大东出版社，1979年；石硕、张建世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

[9]苏联科学出版社，1978年。

[10]William Woodwill Rockhill：《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of China 1644-1908》，Washington 1910。

[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2]东京1977年。

[1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14]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

[15]民族出版社，2000年。

[16]G.Schulemann: Geschichte der Dalai Lamas,1911。

[17]尹建新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内部发行。

[18]民族出版社，1990年。

[19]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

[20]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

[21]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22]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23]西藏人民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

[24]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25]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9年。

[2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27]上海佛学书局，1935年。

[28]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来源：《佛学百年》（麻天祥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引自佛教导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