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作为中国内地四大佛山之一，在中国汉地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从一个侧面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内地佛教文化、建筑和艺术的发展过程，而且还记录了汉族同各兄弟民族以及海外人士的友好往来。因此，峨眉山蜚声海内外，成为人们向往的佛教圣地。它在藏传佛教中亦有一定影响。

一、峨眉山在藏传佛教中的称谓

峨眉山在汉文典籍中有诸多各异的名称，如《山海经》称它西皇人山，《三皇经》称作胜峰，佛经《楞严经》和《华严经》都叫它大光明山，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上称为牙门山。“峨眉”之名，最早见于汉代的《益州记》，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蜀都赋》中，也有“带二江之以流，抗峨眉之重阻”的句子。[1]今天，以称峨眉山更能表达此山巍峨俊秀的姿态而变得家喻户晓。然而，峨眉山在藏传佛教中则称“挺拔屹立的大象之山”，简称“象山”。这一称谓与峨眉山佛教信仰的特点有一定的联系，但汉文史籍中没有任何记载。在藏文《赛马称王》[2]一书中认为峨眉山的形状像一头挺立的大象而得其名；另外一些藏文书籍中更进一步解释，峨眉山乃普贤菩萨之道场，此菩萨的坐骑为一头大象，故此山取名为大象山；在藏族民间将以上两种说法融为一体来叙述此山为何取名为大象山的种种理由，更为生动有理。由此可知，对峨眉山的称谓或描述是佛教传入藏族地区以后，随着对佛经中诸多菩萨的认识，以及汉、藏友好往来的加强方出现于藏文文献和民间口碑的。

二、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拜访峨眉山

清朝康熙年间，西藏宗教领袖第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以下简称仓央嘉措）至峨眉山，礼拜普贤菩萨。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这是藏传佛教界人士到达峨眉山之始，开了藏传佛教活佛亲临峨眉山之先河。

仓央嘉措，一生经历奇特而富于传奇色彩。然而，在藏文正史或文献中对他的事迹则没有用更多的笔墨来记载，特别是对他的后半生一笔带过，几乎成为空白。故学术界对仓央嘉措的后半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研究仓央嘉措，目前主要依据《第六世仓央嘉措情歌》（简称《情歌》，按藏文原意应译《情歌》为《道歌》，故以下称《情歌》为《道歌》）和《第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密传》（简称《密传》），由于种种原因，藏传佛教一般不公开印刷或发行这两本书。然而，事与愿违，两书却在藏族民间悄悄地广为流传，从而使仓央嘉措在藏区成为历代达赖喇嘛中最为人们熟知的一代活佛。当然，两书本身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道歌》在藏族道歌中独树一帜，脍炙人口，在藏族民间广为流传，成为家喻户晓的佳作，它对藏族诗歌创作有深远影响；《密传》是一本传记，由仓央嘉措的学生阿旺多杰执笔，记述了仓央嘉措的一生。仓央嘉措的一生，由于政治等诸多因素，遂成一件历史悬案。《密传》则揭示了这一悬案，填补了历史空白，它以详实的描述反驳了那些歪曲历史、弄虚作假、造谣惑众、诬蔑或陷害仓央嘉措的一切言行。

仓央嘉措至峨眉山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据《密传》，仓央嘉措系西藏南部门隅之宇松地方人，生于藏历第十一饶迥水猪年（1683），父名仁增扎西旦增，母亲叫才旺拉姆。第五世达赖桑杰嘉措是于1682年逝世，本应及时寻找灵童。但由于“当时第司·桑杰嘉措忙于修建布达拉宫和新造大灵塔”[3]而无暇选定第六世达赖，将如此严肃、影响深远的大事拖至十几年。

藏历第十二饶迥火牛年（1697），第司·桑杰嘉措认定仓央嘉措为五世达赖的灵童，是年9月27日迎到那噶措则与五世班禅洛桑耶西会晤，剃发受戒，取法名为仓央嘉措，10月25日，仓央嘉措被迎至拉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4]从此仓央嘉措成为名副其实的第六世达赖喇嘛。

但当时西藏的政局不稳定，“1701年（清康熙四十年），固始汗之孙达赖汗逝世，其子拉藏汗继承汗位。拉藏汗即位后，与第巴桑结嘉措的关系日益恶化。”[5]仓央嘉措遂成为“西藏上层统治者与和硕特部落上层统治者争权夺利的牺牲品，”[6]1705年，拉藏汗处死了第司·桑杰嘉措，并欲废黜第司·桑杰嘉措亲自拥立的第六世达赖仓央嘉措。

藏历第十二饶迥火猪年（1707）秋天，年满25（藏族人年纪均以虚岁计算，实际24周岁）的仓央嘉措被“迎往”内地，越唐古拉山经北路至堆日措那（今青海湖附近）。在此地发生了令人不可预测的事件：《密传》指出，来自朝廷等许多压力，使“迎送”人员进退两难，仓央嘉措在广袤的青海湖畔决然舍弃显赫的名位，悄然隐遁，场面感人肺腑。法尊在其著作《西藏民族政教史》中也指出：“康熙命钦使到藏调查办理，拉藏汗复以种种杂言毁谤，钦使进退维艰之时，大师乃弃舍名位，决然遁去……尔时钦差只好呈报圆寂，一场公案乃告结束。”从此仓央嘉措以极其普通的僧侣身份，开始了他那可歌可泣的流浪生活，“周游印度、尼泊尔、康、藏、甘、青、蒙古等处，宏法利生，事业无边。”（同上）

根据《密传》，仓央嘉措在青海湖畔遇到从西宁返乡的叫阿矛部落的藏族商队，便随从至阿柔部落。之后，仓央嘉措至康区并打算去云南，因此路不通而转向嘉摩绒（今四川大小金川），最后抵叫答则多的一个地方。仓央嘉措在此地遇诸多藏族商人，想随他们返藏，但他在与一位自称旅行者的攀谈中得知有关汉地峨眉山的情况，这位旅行者名叫华贝，精通汉语，又愿意和他同往峨眉山，便改变返藏的念头，决定先去峨眉山。他俩经过一条大河、无数石桥和汉族村庄，10天之后至峨眉山附近的一个大镇，当晚就住在镇中的一座小庙内。华贝作翻译，守庙的和尚向他俩讲了有关峨眉山的功德和壮观，如峨眉山拥有许多寺院、佛殿和圣泉，此山顶峰插入云霄等等，同时还获悉峨眉山已经距他们很近。可这天夜里华贝的突然失踪，致使仓央嘉措孑然一身去拜访峨眉山。据《密传》记载，仓央嘉措在山中遇见一位身着黄色袈裟的汉族和尚，并同他一起上山礼拜了所有寺院、佛殿和圣泉。他在峨眉山共待了10天，其间受到汉族和尚的热情款待。之后又独自一个悄悄地离去。

由此可见，仓央嘉措礼拜峨眉山在当时没有产生较大影响，可谓默默无闻。这与仓央嘉措不通汉语，不愿暴露身份，以及孑然一身等不无关系。

至于仓央嘉措拜访峨眉山的年代，笔者未能查到具体记载，但根据《密传》记载，藏历第十二饶迥土鼠年（1708年）七月，仓央嘉措抵察娃绒方向的多格地方（西康地区），之后，又在途中大体经过“20多天后病愈”（《密传》第34页）、“在洞里近三个月昼夜静修”（《密传》第37页）、“用20天左右经许多村庄和牧场至察果村”（《密传》第38页）等等，最后抵峨眉山。如此累计推算，仓央嘉措至峨眉山的年代约为藏历第十二饶迥土牛年（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初。

又据《密传》记载，仓央嘉措离开峨眉山，在返回西藏的途中经理塘、巴塘、于藏历第十二饶迥土牛年（1709）四月抵噶玛日（属西康地区）。以此可知，1709年初作为仓央嘉措至峨眉山的具体年代可靠性较大。仓央嘉措至峨眉山的事迹在其他藏文史籍中亦有记载，如《藏史明镜》说仓央嘉措“经康区去拜访了四川省的象山（峨眉山）。”[7]它仍依据了《密传》。

总之仓央嘉措至峨眉山是迄今在历世达赖喇嘛中堪称空前绝后的一件大事。它不但加强了藏、汉佛教徒之间的相互了解，而且以极其感人的事迹载入史册，为后人留下一份意义深远的厚礼。仓央嘉措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当时交通不便，他在去峨眉山的途中忍受疾病和饥饿的重重折磨，历经艰险，方到达峨眉山，为峨眉山与藏传佛教的友好往来立下里程碑。值得后人纪念。

三、《格萨尔王传》中的峨眉山

《格萨尔王传》是藏族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举世无双的篇幅最为浩瀚的英雄史诗。正如已故佟锦华教授所说：“《格萨尔王传》章部众多、卷帙浩繁，不但是藏族文学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巨著，而且也是中国和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极为罕见的硕果。”（《格萨尔研究集刊》第1集第41页）

至于时间上，从《格萨尔王传》的内容看，它是佛教传入藏族地区以后方逐渐形成的。因为《格萨尔王传》里充满着佛教的诸多菩萨和天神。譬如“平静时为大悲观音菩萨，忿怒时则成马头金刚（密教中一本尊名）”（《赛马称王》第187页）以及“是大梵天（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创造神，为该两教信仰的三大神之一）的心传弟子。”（《赛马称王》第188页）等等。

藏传佛教对《格萨尔王传》受到巨大影响的同时，藏传佛教本身也受到《格萨尔王传》的一定影响。藏传佛教宁玛派将《格萨尔王传》中的主要人物格萨尔王被认定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将其塑像供奉在寺院大经堂内，与诸菩萨享有同等地位。笔者在青海果洛查郎寺曾亲眼见过供奉于大堂内的格萨尔王塑像。

由于《格萨尔王传》与藏传佛教的密切关系，以及《格萨尔王传》本身的包罗万象，才使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峨眉山出现于《格萨尔王传》之中。如在《赛马称王》中是这样描绘峨眉山的：

像鹫鸟落在原上的山，是印度的灵鹫山；

像大象卧在地上的山，是汉地的大象山；

一座则具有五峰的山，是汉地的五台山；

像白玻璃瓶安放的山，是藏地的冈底斯。

以上乃南瞻部四大圣地。大象山，即峨眉山。峨眉山在四大佛山中排在第二位，可见占有极高地位。

像《格萨尔王传》这种跨地域、越国界择优组合系列世界性佛山，实为远见卓识。虽然在《格萨尔王传》中没有提供其理论依据，也没有对四大佛山作更翔实的解释。但另据有关资料，此四山自然景观则异常独特，实为佛教灵山圣地。

四、普贤菩萨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

峨眉山在藏族地区有一定影响，近现代以来去峨眉山朝拜的藏族僧俗一直未间断过。峨眉山遂成为藏传佛教信徒心目中仅次于五台山的又一汉地佛教圣地。这主要因为得益于普贤菩萨的道场而在藏地广为流传，故在藏族民间的影响尤其突出。从这点看来，峨眉山主要是通过民间往来介绍到藏族地区的。

藏传佛教对佛经中出现的众菩萨有自己的解释和分类。譬如：三怙主或三依怙、近侍八大菩萨等等。三依怙与汉地佛教中的三大士基本相同，只是其中的一菩萨不同而已。藏传佛教将汉地佛教三大士中的普贤菩萨由金刚手菩萨来代替。这样，藏传佛教的三大依怙由观音、文殊、金刚手三位菩萨组成，而普贤菩萨只能出现于近侍八大菩萨之列。

三大依怙在藏传佛教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各自发挥着巨大作用。观音菩萨被视作拯救藏地众生的唯一菩萨，与藏族因缘最深。藏族在追溯本民族起源时，往往以观音菩萨化身的猕猴为自己祖先。甚而，松赞干布、达赖喇嘛等有影响的藏王和活佛亦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藏族僧俗整天朗朗上口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就是观音菩萨之化身（六字大明妃）的圣神咒语。

其次，藏传佛教尊崇文殊菩萨。认为文殊菩萨代表着一切智慧，藏族僧侣对知识有着执著的追求，认为知识至上。他们向来不惜一切，广为拜师，苦求上进，甚至将自己的导师推崇到诸菩萨之前，加以膜拜。导师，藏语称喇嘛。喇嘛一词也因此闻名海内外，从而使藏传佛教一度被称为“喇嘛教”，近来国内的有关学者费九牛二虎之力方纠正过来。

过去，藏族知识分子，在研习五明学（即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和内明）时都拜文殊为本尊，加倍顶礼膜拜，认为这样会得到文殊的开启，产生灵感，易掌握知识。

精通藏族五明学的萨迦·班智达和复原正统佛教的宗喀巴大师等知识渊博的高僧大德被藏传佛教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藏传佛教在修行或讲解六度（六婆罗密多，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时亦表现出对智慧的无比重视，将六度中的智慧度放在前位，认为智慧度是其它五度之本母，实现六度首先要依靠智慧度，除此别无捷径。这样，代表一切智慧的文殊菩萨就自然会推崇到显要位置。

金刚手成为藏传佛教三依怙之一，与藏传佛教尊崇大乘密教有很大关系。金刚手的塑像在寺院里一般以忿怒相自居，他不仅是三大依怙之一，也是藏传佛教寺院诸多护法神中很有威力的一位护法神，而且仍是八大菩萨之一。因此，在藏传佛教中，金刚手菩萨也是有崇高威望的大菩萨。

近侍八大菩萨，为藏传佛教所尊崇的菩萨群。八大菩萨中包括三大依估。作为菩萨，他们的名位是平等的，只是分工或功德上的不同而已。

大经堂，是藏传佛教寺院中最为金碧辉煌的建筑之一，又是一切宗教活动的中心，它在寺院中占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藏族地区每座寺院都将八大菩萨并列供奉在大经堂较显赫的位置，供寺内外信徒顶礼膜拜。作为八大菩萨之一的普贤，在藏族地区便成为家喻户晓的一位菩萨。他是以“大行”著称。正因为如此，普贤在诸菩萨中以“德行”第一，在藏族信徒中广为传颂，并获得仅次于“三大依怙”的名位。曾对佛教初传藏地作出贡献的第二十七代藏王拉托托日年赞（约公元4世纪人）就被后人视作普贤菩萨的化身。

至于峨眉山在藏传佛教中的影响略弱于五台山，除了普贤菩萨的名位没有文殊显赫，以及我国历代（元、明、清）皇帝出于政治需要支持藏传佛教在五台山活动等原因外，还有更重要的地理条件因素。五台山位于我国北方，素以清凉山闻名遐迩，其气候与藏族人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青藏高原基本相同。所以，藏族僧俗到五台山的特别多，也有了终年住在该处的藏族僧侣。而峨眉山位于我国南方，气候较五台山热，与青藏高原的气候相差较大。故峨眉山对习惯于青藏高原生活的人来说，不是一年四季都在敞开着的。“（峨眉山）庙里人说‘番子’（西北藏人称番）怕热，冬天来朝山；我们汉人怕冷，夏天来朝山。”[8]可见，藏族信徒朝拜峨眉山全年只有冬季一次机会。冬天又是最不宜人出门旅行的季节，这样，大大阻碍了峨眉山与藏传佛教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借此值得一提的是，在峨眉山虽然没有像五台山那样留存许多藏传佛教文物，但也有极其个别的物证，“寺内还保留一块清乾隆四十年（1775）刻制的大木碑《正明司碑》，左边刻汉字，右边刻藏文，是全山唯一的一块木碑。”[9]此木碑目前存放在峨眉山洪椿坪寺庙内。另据说，清代四大活佛之一的章嘉国师，曾在峨眉山造有一尊普贤菩萨的塑像。对此，笔者未能查找到具体资料，不敢断定，有待今后考证。

总之，对于峨眉山与藏传佛教的关系，目前在二大（峨眉山与藏传佛教）研究领域仍处于一个薄弱环节，应引起有关专家学者的注意。

注释：

[1]《中国四大佛山》第57页，郑石平编著，上海文化出版社1985年版。

[2]《格萨尔王传》之一，甘肃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3][4]《密传》（藏文）第16页，第1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达赖喇嘛传》第25页，牙含章编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1989年第2期《民族文学研究》双月刊，第22页。

[7]《藏史明镜》（藏文）第281页，平措次仁编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8]《赛马称王》（藏文）第95页，甘肃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9]《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第26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