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和佛教的创立，皆旨在解答生死问题，但途径各不相同。

早期道教的集大成者陶弘景的《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一文认为，“凡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时，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其非离非合，佛法所摄；亦离亦合，仙道所依。”汤用彤据此指出：佛道两教于形神、生死问题上看法相异，且求得解脱的方法亦不同。陶弘景说的形神相合，或离合自如，是道教特质的表现，与佛教不求形神相合，甚至以之为解脱障碍的理路不同，这也是道教与其他宗教相区别的标志。

陶弘景明确把佛道二教“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归结为形神关系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多以神仙为“积学所致”，主张通过“炼形”而达致得道成仙之途，从而与佛教在形神、生死等问题上产生分歧。陶弘景已有调和二教的倾向，他一方面强调道教以“药石”诸法“炼形”之理论，另一方面似受佛教影响，也开始重视“养神”。

“精灵莹神”与“智慧解脱”是了解佛道特质的关键。“神”乃就本体层面而言，但由于后天干扰，其中往往多有杂质之气性，以精灵莹“神”，则是借天地之灵气，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以涤除杂质气性；佛家智慧解脱，外积以福，内修以慧，应缘行事以消业障。佛道两教这种人性论二分思维方法成为后世理学分判“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重要理论来源。

老、庄书中虽然也能找到轻形重神的思想，但从总体上道教在发展初期偏重以养形为贵，南北朝以后逐渐以养神为贵，重在炼神，不断增强心性学的比重。陶弘景和当时道教经典《西升经》对“养神”的强调，开启了道教生命哲学的发展。在后世内丹学中，心性、神识方面的修炼为“性功”，形体、气脉方面的修炼为“命功”。因此，性、命关系仍是神、形关系问题。其实，不论炼形还是炼神，道教在根本上还是要修炼形神的永恒统一。此即后来成熟道教中精神与形体修炼不可偏颇的“性命双修”。

纵观道教和佛教关系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其教理虽然后来都发展得繁富庞杂，但汤用彤提出的形神关系问题仍贯穿其始终。最具代表性的是“吕洞宾参黄龙”公案，其核心内容可归结为性（神）、命（形）之争，表现了禅宗心性理论和内丹道教性命双修理论的内在冲突。

这则公案最早出自佛教灯录中，相关传说不断被衍编成小说、戏剧等，如《醒世恒言》、《吕纯阳点化度黄龙》、《飞剑记》等。其中，《五灯会元》所载较典型。这则公案通过内丹道教祖师与禅宗黄龙派祖师之间的机锋交涉，表现内丹修炼与禅宗修行之胜劣及佛道高下。该公案最初系用禅宗话语建构，道教一方则对这套话语进行解构和重构。从白玉蟾、伍冲虚到陈撄宁等人都对此予以辩驳，得出与灯录相反之结论。经过当代学者的考辨，吕洞宾与黄龙公案的真相和变迁脉络逐渐清晰。

吕洞宾在《敲爻歌》中批评了对性命的偏修，而将长生而不修性者称作失去自性的“愚夫”。他诫修行者性命必须双修，要成就大丹，还须心性工夫。这不背离道教在“修命”这一最基本特色基础上的“性命双修”宗旨。

上述这一争衡反映了唐宋内丹学兴起后佛道思想界的又一次冲突与融会，体现了佛道二教在终极追求上的矛盾。禅宗以精神上的智慧解脱为终极目的，道教以肉体、精神双重解脱为终极目的。黄龙禅师的理论武器是佛教的万法皆空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禅宗心性论，并以此否定作为道教立论基石的长生不死观。基于性命双修的立场，内丹道教对只修性不修命的禅宗提出批评，并在参悟的终极境界上作了区分。

佛道两教在论战过程中，建构起各自的宗教神话。其论证过程表明内丹道教在汲取禅宗心性理论以禅证道后，又试图以“炼神返虚，炼虚合道”的“性命双修”来超越禅宗的“明心见性”。佛道在论争中丰富了各自的思维方法，并为宋明理学提供了资源。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来源：2015年7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