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五届灵隐佛教文化论坛——纪念巨赞法师诞辰108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研讨。巨赞法师不仅是一位佛门巨匠，更是抗战救亡运动中佛教界涌现出的杰出代表。研讨会隆重纪念和深刻缅怀巨赞法师，同时为大众还原一个形象更加生动、鲜活的佛门巨匠。

巨赞法师是由太虚法师介绍，在灵隐寺依方丈却非法师披剃出家，法名传戒，后改名巨赞。抗战胜利后，巨赞法师回到杭州灵隐寺，创办了武林佛学院，致力佛教僧伽教育事业，为中国佛教培养人才。巨赞法师还著有《灵隐小志》一书，对灵隐寺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巨赞法师曾主编《狮子吼》月刊，出版佛学书刊，创办佛教学院等，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职。1984年示寂于北京。

巨赞法师精研三藏，学贯中西，一生追求民主，立志佛教改革。巨赞法师十分关注现实，力图推行新佛教实践，对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巨赞法师的佛教改革思想，受益于太虚法师，但又有所改进。巨赞法师认为：“太虚法师的整理僧伽制度论，是前二十几年的东西，有许多议论失去了时代价值，需要修改。我以为整治僧制，应该确定两个目标：一、生产化；二、学术化。”

为此，巨赞法师在1941年撰写了《新佛教概论》，提出今后的佛教改革应遵循“生产化”和“学术化”两大方针，发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传统，组织寺僧参加日常生产，以革除佛教界存在的追求安逸、耽于懒散、脱离民众的弊端；发扬中国佛教重学术研究的传统，倡导僧人进行佛学研究，阐释佛教博大精深的教理，弃伪存真，增进佛教的文化品位，实践大乘菩萨的济世精神。他进而提出改革僧迦制度、改进佛教教育、整顿寺院、积极培养僧才的建议。巨赞法师为什么一定要改革佛教？其初衷是对当时佛教现状的不满。由于巨赞法师是佛教中人，因此对于长期以来佛教的积弊看得十分清楚。

新中国刚刚建立的1949年11月12日，巨赞法师在北京居士林座谈会上发表题为《人民政协对于佛教界进行革新的启导作用》的讲话，对佛教界的痼疾进行了深入概括：“我以为流行在佛教界的歪风，不外四种：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二、抱残守缺，胶柱鼓瑟；三、买空卖空，言不及义；四、假貌为善，蛀蚀佛教。这也免不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八股，自然也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者，投机取巧，只愿为个人打算之谓也。为个人打算得愈周到，距佛教的精神愈遥远，这在出家人方面表现得最使人伤心，因此社会上有人认为那就是佛教，连带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也受到了糟蹋。……过去佛教界的情形如此，欲求佛教之不为社会所非难攻击，真是不可能的事。”这是巨赞法师经过十几年的佛教改革实践与理论思考后，对佛教界所存在弊端的准确诊断。很难说这些弊端在当代中国佛教界已经绝迹了，因此对于当前的佛教界无疑还具有十分重要的警戒意义。

正是基于巨赞法师对佛教中存在问题的深刻认识，他才痛感改革中国佛教的必要，并且提出了一套比较成系统的改革方略。巨赞法师的佛教改革思想集中出现在他在桂林时期所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同时，巨赞法师也进行了许多佛教改革的实践。如在北京正式成立北京市佛教徒学习会，开办僧尼学习班。组织僧尼学习班的目的：“一、学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二、实行佛教‘济世无我’的积极精神，建立劳动观点，服务人民。三、肃清封建迷信的思想，争取佛教的光明，辅助社会进化，完成人间乐土。”僧尼通过学习“认识了时代，认识了佛教的真精神，接受得了改革佛教教务的理论与办法。”巨赞法师还制订了《新丛林组织纲要》(草案)。

巨赞法师的佛教改革思想是他从事佛教改革事业和对佛教思想进行精研与深入思考的结晶，是现代中国难得的佛教改革方略之一，对当代中国的佛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是巨赞法师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关于改革中国佛教的一些设想，已经或正在被后人所继承并贯穿到当代佛教的具体改革实践之中。

（作者系杭州灵隐寺方丈）

（来源：2016年6月28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