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坛经》是一部记载禅宗第六祖惠能言行语录的中国佛教基本经典。历史上，《六祖坛经》从南方传向北方，从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晚近又从东方传到西方，形成许多《六祖坛经》版本，如法海集记《六祖坛经》在敦煌地区比较流行，惠昕所述《六祖坛经》在日本比较流行，德异重刊《六祖坛经》在朝鲜半岛比较流行，宗宝所编《六祖坛经》则是元代以后普遍流行的本子。历史上还形成了许多《六祖坛经》的注解作品，除大量参究文献外，还有一定数量的专著。特别是20世纪以发现古老的《六祖坛经》版本为契机，又创作了许多新的注解。《六祖坛经》的不同版本及注解共同构成诠释《六祖坛经》的文献群。20世纪以来，海内外有关《六祖坛经》及注解的整理与研究，大致有三种类型。

一是以敦煌本《六祖坛经》为主导的整理和研究。如日本铃木大拙《敦煌出土六祖坛经》、孟东燮《敦煌本〈坛经〉的校订本》、中岛志郎《六祖坛经》；中国大陆郭朋《坛经校释》、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李申与方广锠《敦煌坛经合校简注》、潘桂明《坛经全译》、杨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邓文宽《六祖坛经》、方广锠等《敦煌本〈坛经〉校释疏义》（进行中），台湾地区潘重规《敦煌坛经新书及附册》、黄连忠《敦博本六祖坛经校释》；韩国金知见《校注敦煌六祖坛经》、郑性本《敦煌本六祖坛经》；西方陈荣捷《坛经》、杨波斯基《敦煌写本六祖坛经译注》。这些著作都力图对敦煌本《六祖坛经》进行誊录和校释，以求疏通义理乃至揭示早期禅宗历史与思想，取得了不少共识。然而，由于研究者各自的学术积累以及立场和研究方法常有差异，加之敦煌本《六祖坛经》断断续续地出现，导致一些研究结论有所差别甚至相互矛盾。另外，不少研究者存在以此类写本形成较早而贬低其他类型版本的倾向。

由敦煌本《六祖坛经》研究的带动，惠昕所述《六祖坛经》和德异重刊《六祖坛经》的搜集整理和注解也分别在日本和韩国发展起来，代表性的著作是日本中川孝《六祖坛经》和韩国光德《六祖坛经》。除此之外，日本中岛隆藏的《关于“曹溪南华禅寺建寺一千五百周年纪念”刊行德清校勘〈六祖坛经〉》是首次对明代德清校勘《六祖坛经》的研究。虽然这些研究不多，但整体上开拓了具有地域性《六祖坛经》注解的研究空间。

二是《六祖坛经》集成本。鉴于《六祖坛经》版本众多，学者颇感不便，因此将多种版本合为一本，并予以简要解说，遂成海内外学者的共识。如1944年《普慧大藏经》第16函便收有敦煌本、惠昕本、王起隆本及鼓山本四种典型的《六祖坛经》版本，是为郭朋《坛经对勘》的底本，对大陆《六祖坛经》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不过，由于其是重刻且有校勘乃至误排，故不如柳田圣山以影印方式出版的《六祖坛经诸本集成》的资料性更强。柳本对蓝吉富主编的《禅宗全书》之《六祖坛经诸本集成》和明生主编的《六祖坛经集成》影响较大，但此二本又各有特点。蓝本不仅将张曼涛主编的《六祖坛经研究论集》纳入柳本中，还收有铃木大拙、丁福宝、许圣可、郭朋关于《六祖坛经》的校注；明本对柳本虽然增补了国内发现的新版本，但又删除了其中一些版本。二者都没有对现存日、韩乃至台湾地区的一些重要《六祖坛经》版本予以收录。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参考石井修道《惠昕本六祖坛经的研究》、史金波《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等关于某类《坛经》版本的集成著作。从整体上看，这些著作虽然提供了比较珍贵的重要《六祖坛经》版本，有助于较快掌握《六祖坛经》版本流传概况，但其解说多数过于简约。另外，这些作品虽然个别注意搜集近代《六祖坛经》注解，但仍有重要遗漏，且对古代《六祖坛经》注解的搜集整理也尚未启动。

三是以宗宝本《六祖坛经》为主导的读本。由于宗宝本自元代以来便是普遍流行的《六祖坛经》版本，所以一般古代的《六祖坛经》注解均以宗宝本为底本。这一传统随着敦煌本、惠昕本及德异本的重现而有所停滞，直至人间佛教运动在海峡两岸蓬勃开展，才在学术界和佛教界重兴起来。佛教界如星云《六祖坛经讲话》、净慧《坛经一滴》等，学术界如魏道儒、李申、吴平、葛兆光、洪修平、王月清、陈兵等先后都有关于宗宝本《六祖坛经》的读本面世。比较而言，佛教界著作多结合当下现实社会人生进行注解，学术界则多注重阐发其所蕴含的古代社会人文情境，面向的都是一般读者，相对缺乏深刻的学理分析。整体上看，在这些宗宝本《六祖坛经》读本中，虽然涉及一些古代《六祖坛经》参究和注解的部分内容，但全面搜集和深入研究工作尚付阙如。

（作者系淮北师范大学讲师、博士）

（来源：2015年1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