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10日至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中国民间基督教团体爱德基金会在北京梅地亚宾馆联合举办了“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韩国、新加坡、菲律宾、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巴西和中国香港、台湾及大陆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四川等地的50余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和基督教界的专家及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基督教研究室主任卓新平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吴云贵研究员和爱德基金会董事、中国基督教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陈泽民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对我国国家级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与爱德基金会首次合作在我国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表示热烈祝贺。

这次会议共收到论文40余篇。与会学者就基督教的本土化与现代化、基督教神学、伦理学和现代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传统、基督教与东亚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的对话、现代化对基督教的挑战、基督教与现代文明的危机、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基督教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督教与现代社会、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基督教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督教与现代社会、基督教与现代主义等题目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并围绕这些主题在会上、会下和会议间隙之间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自由的讨论。研讨会伊始，与会的中外学者首先从各自的视角和立场对会议的主题“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发问，就什么是基督教?什么是基督教文化?究竟有没有“基督教文化”?什么是“现代化”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使会议一开始就进入活跃的、自由的、热烈的讨论气氛之中。

一些学者就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现代化进程中基督教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对运用基督教的信仰原则克服和制约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如拜金主义、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见利忘义以及对环境的破坏等社会弊病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指出，加尔文宗和路德宗都曾经对西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起过促进作用。加拿大学者白理明（Ray Whitehead）和英国学者康威（Martin Conway）根据西方的经验指出，人们很难给“现代化”作出界定和评价，现代化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白理明说，现代化一方面意味着应用理性、理智和科学方法，认识自然世界，促进技术进步；另一方面现代化过程中的生产和交换机制也会使人的关系商品化。现代化在西方以及世界其它地方破坏了文化中固有的价值体系，使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充斥了商品化，这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同资本主义密切相关，但是教会有时能促进现代化，有时又阻碍现代化。进入90年代以来，在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界中，正在增长的基要主义派别就是反对现代化的，他们把过去的信条和价值观理想化，并企图使人们回归到过去的宗教实践中去，但却无视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和对个人的压制现象，并反对与其它不同的宗教和文明建立和保持和睦关系。而新教自由派则有利于不同文明之间、不同宗教之间的使用，促使人们去关注人类生活与自然的关系，为实现社会的公义而努力。有的学者指出，基督教的神学和伦理必须要有助于社会，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和社会需要，鼓励人们关注和改善物质生活，积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之中，而且基督徒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向周围的人们显示基督教的价值观是对社会有益的取向。

与会的中外学者就基督教的中国化、基督教在韩国、日本和印度以及世界其它国家过去和现在适应本地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种种表现和发展形态发表了评论，一致认为在当代世界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东方国家，一种统一的、标准形态的基督教是不存在的，任何国家的基督教或基督教文化都是结合当地文化传统，适应社会环境而产生特定时代的产物。韩国的金勇波（Kim Yong-Bock）教授指出过去西方传教士在韩国宣传的是西方的基督教，但韩国的基督徒却根据现代韩国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自发努力地发展出韩国自己的基督教，尽管它目前尚未完全地实现本土化，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是韩国的基督教对于提高下层人的地位，克服家长制的人际关系，改变和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菲律宾的卡瑞诺（Theresa C．Carino）女士从妇女在菲律宾的作用和教会对妇女态度的变化来探讨教会在该国的作用。她认为，教会无论是在菲律宾社会发展方面还是在妇女问题上都扮演了促进和阻碍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教会为妇女生活的改善、地位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作为组织机构，教会内的教阶制度和男权思想又成为妇女在家庭、教会、工作场所、以及社会政治事务方面争取平等自由权利的阻碍力量。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的徐如雷和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王美秀分别分析和论述了中国基督徒几十年来实现基督教中国化的种种表现形式，指出中国基督教会经过多年的努力，较好地实现了教会的自养、自治和自传；在较大的程度上实行了不同宗派的联合与合作，同时原有各派信徒群众依然可以在信仰上保持自己的信仰特点，互相尊重、彼此接纳；在神学上，部分教会人士和神学家的神学思考也相应地呈现出超越宗派的特点，具有重视“宇宙的基督”、重视“道成肉身”和积极看待世界及人生的趋向；在崇拜仪式和信仰的外在表达方式方面，教会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表现风格。他们对基督教新教在当代中国的神学观念、人事组织、传播形态和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持比较肯定的观点。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段琦也着重分析了中国基督教会的处境化并论述中国基督教近年来的神学变迁。而金陵神学院的陈泽民和阚保平则以批评的精神严肃指出，目前基督教在中国仍然带有保守的、外来的、与中国文化“质异”的一些显著特点，基督徒在我国人口总数中占的比例很低、主要居住在农村、受教育的程度很低，基督教对社会影响极小，信徒中的宗派主义有复兴的危险，教会内相当一部分传道人对基督教中国化依然存在错误认识的严峻现实。此外，陈泽民还对近年来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对基督教在历史上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影响的评价提出了客观的批评，指出一些看法往往偏于印象，过于一般化，缺乏科学的、量化的比较分析，似乎有护教的嫌疑，有的则忽略了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

在谈到中国教会的现状以及中国教会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时，一些学者充分肯定，许多基督徒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的繁荣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是国家建设事业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同时指出，今天的中国社会已向全世界开放，整个社会和人民正处在现代化和建立市场经济的进程之中。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对基督教的挑战。因此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不仅取决于它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对话，而且也取决于它在现代化面前、在社会的剧变面前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陈泽民认为，从本质上说，教会首先关注的是信徒灵性生活的牧养，只能间接地发挥改善人们物质生活的作用。他根据基督徒群众的信仰取向和价值观，向与会者说明，目前我国大多数基督徒非常关注来世生活，对今世生活采取轻视态度，因而往往对是否应该参与现代化犹豫不定。他提醒人们，在谈论现代化的时候，夸大中国基督教会对国家现代化的作用和可能做出的贡献，或者是对教会在这方面期望过大往往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此外西南师范学院的孙善玲描述和分析了基督教在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基督徒群众中间流传的变异形态，中国宗教学会会员李平晔和上海宗教研究所的孙立对我国少数中年知识分子和上海地区的青年对基督教发生兴趣的原因作了探讨和分析，引起与会学者较大的兴趣。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任延黎则对少数人中间流传的“文化基督徒”的说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提法恐怕对学术研究不利。

这次国际研讨会的闭幕式由陈泽民教授主持，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戴康生研究员、卓新平研究员和爱德基金会海外联络员魏克利（Philip L.Wickeri）在闭幕式上作了总结发言。他们对这次会议的成功感到欣慰，对与会的中外学者坦诚合作与对话表示感谢。他们指出，通过交流和讨论，许多学者感到加强了对与基督教文化和现代化相关的不少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开阔了视野，增进了友谊。当然许多问题不可能在5天的讨论会上达成一致的看法，比如说国内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一般认为基督教文化在观念世界和现实中都是存在的，而国内外有的基督徒学者则认为基督教只是一种宗教而不是文化。在对现代化的看法上，国内学者比较偏重于它的物质层面，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个现代化，而国外学者似乎认为现代化的涵盖应当更广。

在闭幕式上，十几位中外学者即兴作了自由发言，谈了自己的体会和感受，对这次研讨会作了肯定的评价。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表明，不仅国内信仰基督教和不信仰基督教的学者之间能够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的学术交流与交往，而且国内外的学者之间尽管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围绕基督教文化进行广泛的对话和交流同样是可行的、有益的和令人愉快的。尤其是与会的外国学者，对中国学者坦态与开放的交流态度以及活跃的学术思想，特别是今日中国良好的学术环境，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中外学者一致认为，这种对话和交流将增进中国对世界其它国家的认识，同时也必将扩大世界其它国家对我国的理解，增强相互间的沟通，共同促进世界各民族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

（文章转自《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