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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萍:论18、19世纪英国郊区兴起的道德推动力    中国宗教学术网 2016年11月10日

[内容摘要]1819世纪英国郊区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和宗教理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中产阶级希望使家庭与工作相分离,希望女性可以完全投身于家庭事务当中,远离城市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他们又服膺福音派的主张,认为城市充满诱惑和罪恶,而乡村有利于宗教美德的培养。中产阶级日益倾向于在城市中心区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同时,居住在环境优美、道德纯净的郊区。因此,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和宗教理想成为近代英国郊区兴起的重要道德推动力。

 

[关键词]郊区;中产阶级;家庭理想;宗教理想

 

城市是人类的伟大创造,而郊区作为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对人类历史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第一个城市化国家——英国的城市发展和郊区化问题。然而,学者们在探讨近代英国郊区兴起的动因时,更多地强调诸如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交通技术的进步和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等客观因素,而往往忽略了推动近代郊区兴起和发展的主观动力。实际上,中产阶级作为近代英国郊区化的主体,他们的家庭理想和宗教理想为郊区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道德推动力。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1819世纪英国郊区兴起的主观因素,以期抛砖引玉,为郊区化问题的研究提供某些新的思路。

 

1.近代郊区与中产阶级的兴起

 

近代郊区在很大程度上与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发展密切相关,这一点得到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他们在讨论郊区的起源和发展时明确指出,正是因为中产阶级蜂拥至城市周边地区居住,郊区这种最终在世界大多数城市占重要地位的地理结构才得以形成[1](p.2)1819世纪,英国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中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其经济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在首都伦敦,涌现出大批具有较高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富有商人、店主和专业人士。正是这一具备较强经济能力的群体,最先迈出了近代郊区化的步伐。因此斯蒂芬·因伍德(Stephen Inwood)提出:近代郊区诞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这部分人能够负担得起每天乘车前往他们位于伦敦城市办事处的费用,因此他们是最有意愿选择居住在郊区的人”[2](p.568)

 

本文认为,1819世纪英国郊区的兴起与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密切相关,因为中产阶级不仅通过经济和政治活动使城市迅速扩张并向郊区化阶段发展,还通过其主观愿望和理想为郊区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许多学者在论述近代郊区的兴起时,往往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交通技术的进步以及城市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等经济层面来分析中产阶级的作用。诚然,这些经济因素为近代郊区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些因素,近代郊区化无从谈起;但如果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因素,还不足以驱使中产阶级纷纷迁移到城市周边地区居住,不足以掀开近代郊区化的帷幕。在中产阶级日益青睐于采取通勤生活方式居住在郊区的行为背后,他们的家庭理想和宗教理想成为一股强大的道德推动力。只有在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交通技术的进步以及城市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等经济因素的基础上,再加上中产阶级道德理想的推动力,城市的郊区化才最终成为一种现实。正因如此,城市史学家罗伯特·费什曼(Robert Fishman)直接把郊区的兴起归因为中产阶级对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他们试图建造一个居住空间上的乌托邦,因此“郊区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创造物”[3](pp.3-10)。其他一些学者也肯定:“郊区是中产阶级文化价值观所创造的完美结果”[4](p.404),这些价值观包括家庭的隐私性、居住场所和工作场所的分离、乡村环境与城市便利的结合以及宗教信仰的高雅庄严,都从道德理想层面推动了近代郊区化的进程。

 

2.近代郊区与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

 

18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主要包括两方面的诉求:一方面,家庭与工作相分离,家庭由经济生产单位、政治社交场所、家庭成员生活场所等混杂在一起的公共空间,逐渐转变为纯粹的、父母和孩子共同生活的私人领域;另一方面,妇女与外界的经济活动相隔离,回归到家庭领域这一完全私人化的空间,专事相夫教子、经营家庭的活动。

 

2.1 家庭与工作的分离

 

在前工业社会,家庭最主要的目标是直接满足家庭内部的消费需要,换句话说,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在城市中经营商业或手工业的家庭也不例外。从中世纪以来,大多数城市商人和工匠都将家庭住所和工作场地的合二为一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常常以一楼或前院的房间作为制造商品的作坊,或出售货物的店铺,或处理各种买卖交易和接待来往顾客的办公室,而楼上或后院房间则成为所有家庭成员以及仆人、学徒、雇工等非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的地方。正因如此,著名城市史学家路易斯·芒福德强调,“总起来说,中世纪住所内的特点之一可以说是在空间上没有功能区分。”[5](p.307)城市市民的住宅不仅是居家场所,同时还是兼具作坊、店铺或办公室等功能的重要生产单位或工作场所。

 

然而,从18世纪开始,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这种多样性混杂功能色彩逐渐淡化,中产阶级日益倾向于把家庭定位为以夫妻感情、亲子关系为主导的私人空间。对于这一变化,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考察16-18世纪的英国家庭和婚姻后指出,由于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个人自由意识的加强和家族集团影响的削弱,18世纪初的英国中产阶级开始形成所谓的“封闭的核心家庭”(the closed domesticated nuclear family)[6](pp.221-257)。这种家庭模式之所以被称为核心家庭,是因为它强调在夫妻之间和亲子之间建立起亲密的感情;之所以被视为封闭的,是因为它要求人们将与私人生活无涉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社交活动都排除在家庭住宅的视野之外。中产阶级日益强调家庭的生活功能而不是生产功能,日益转向内部的情感联系而不是外部的社会联系。这种转变到19世纪表现得更为明显,阿萨·勃里格斯(Asa Briggs)曾观察到: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中产阶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强调私人住宅应当远离闹市街道的喧嚣嘈杂和脏乱忙碌,因此,“家庭就代表了与工作场所完全不同的——尽管可能是互相补充的——价值观。”[7](p.22)

 

家庭和工作分离的理想尤其体现在地理位置的隔离上,即居住于一个地方而工作于另一个地方;而这正是郊区兴起的前提条件。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对英国城市郊区化有重要的意义。以伦敦为例:一方面,商人、工业家和银行家们依赖于伦敦的贸易网络和信息渠道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必须把生产和贸易活动的场所置于城市中心的商务区;另一方面,伦敦市拥挤的人口、紧缺的住房和昂贵的地价又使他们倾向于将从工作场所中分离出来的家庭住所置于城市中心区之外。由此,郊区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他们纷纷选择向伦敦周边乡村迁移,使之成为居住型的郊区。这种动力正如汤普森(Thompson)所言:之所以“郊区生活方式成为中产阶级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因为“远离贸易经营区域的要求,只有在郊区的住宅中才能实现”[8](p.173)

 

2.2 女性化的家庭理想

 

在英国中产阶级理想的家庭生活中,除了应将经济活动、政治社交等公共活动排除在家庭领域之外,还包括让女性远离这些公共活动,全身心投入家庭以管理家务和抚养孩子。由此,在国家和社会主导的公共领域与家庭和妇女主导的私人领域之间,界限越来越清晰。有学者对此得出结论:“严格区分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出现,应以18世纪为关键转折点”[9](p.1)。在18世纪以前,大多数妻子要帮助丈夫经营店铺、管理学徒甚至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对她们来说无所谓公共经济领域和私人家庭领域之间的区别;但到了1819世纪,随着中产阶级家庭与生产经营活动的分离,随着城市商人财富的积累使女性脱离生产领域在物质条件上成为可能,中产阶级妇女日益远离经营活动,被限制于家庭世界的内部空间,成为人们所称颂的“家庭天使”。这些中产阶级女性逐渐成为典型的家庭妇女:成为特殊的管家,负责管理仆人和打理家务;成为特殊的保姆,负责照顾和教育孩子;成为特殊的财政大臣,负责均衡家庭收支账目;成为特殊的道德仲裁者,承担家庭的宗教和慈善责任[10](pp.47-81)

 

中产阶级妇女日益远离生产领域的现象,或者说“私人家庭生活的女性化(feminised)[11],是中产阶级家庭理想的重要表现之一;而这种家庭理想又成为近代城市郊区化的强大道德推动力。中产阶级男性的个人前途和家庭收入依赖于英国大城市所提供的国内外贸易、手工业活动、专业技术职业等,因此不可能完全脱离城市社会。相较之下,女性更有可能远离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将全副精力投注于家庭领域。学者们认为,英国经济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壮大“使得女性从危险的外部世界撤退到能够建成为美德天堂的家庭生活中,最终成为可能”[12](p.115)。这些中产阶级人士将妇女视为家庭温情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强调妇女的天职是在与城市和工作的隔绝环境中营造家庭的温馨舒适,因此他们最终选择了“提供了一种社会的安慰和个人隐居之安全的特殊的结合”、“本质上属于女性的理想”[13](p.210)的郊区。城市社会地理学理论也印证了这一点:“郊区通常被表述成社会均质的、相对安全的、女性主导的家庭和私人空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心城市被描述成社会异质的、男性主导的、相对危险的公共空间。”[14](p.4)

 

3.近代郊区与中产阶级的宗教理想

 

除了家庭理想之外,中产阶级的宗教理想也是英国近代城市郊区化运动的重要推动力之一。18世纪初,著名英国基督教神学家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在各城镇和矿区露天布道,开始了英国福音派复兴运动。18世纪中叶以后,福音派运动的传教对象由下层民众逐渐转向中产阶级,对英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许多学者都承认:福音派的信仰教义在一定程度上为中产阶级提供了道德行为标准,使他们能够与其他阶层区分开来。如汤普森就认为:“中产阶级文化是通过福音派的道德革命和非国教徒更古老的清教传统相结合而形成的”[8](p.250),还有的学者直接指出:“福音派复兴所带来的宗教观念,为中产阶级提供了一整套信仰体系”[15](p.92)。在1819世纪,英国涌现了一批杰出的福音派思想家和作家,而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在客观上又为中产阶级向郊区的迁移提供了强大的道德推动力。

 

3.1 福音派对城市生活的批判

 

1819世纪的福音派宣传家和思想家当中,汉娜·莫尔(Hannah More)有着特殊的地位。汉娜·莫尔早年曾是一位功成名就的诗人和剧作家,在改宗福音派后又成为当时著名的宗教作家,成为福音派思想宣传的坚定旗手。汉娜·莫尔试图通过改善中产阶级的礼仪和习惯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强调她的书不是写给那些“有着圣徒道德的人,也不是写给穷凶极恶的恶棍”看的,而是写给社会中上阶层看的[16](p.3)。她提出道德改革“必须从社会中上层开始,否则它将永远不会有效果”,因此中产阶级男性应当努力工作、诚实守时,而女性则应当在“一个有道德的家庭当中”塑造出“一种近乎神圣的宁静氛围”,使得丈夫的心灵“对这种迷人的家庭氛围与公共场所乏味的娱乐加以比较,最后选择飞向自己的家……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于愉悦。”[17](pp.191-192)莫尔对英国大都市尤其是伦敦城市生活方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城市中充满了罪恶和堕落,无法营造温馨而有道德的家庭氛围,因此中产阶级男性应当在城市中心区从事种种经济活动,却让妻子和女儿在远离城市的家庭中创建完美的宗教道德。莫尔甚至提出一个称职的母亲应该使女儿远离伦敦城市,因为“在伦敦的整个住宅当中,她的女孩们都不会有半刻功夫静下心来阅读”[17](p.73)

 

莫尔为中产阶级构画了具体的宗教理想:要服膺真正的基督教,男性应当勤奋工作,而女性应当将家庭营造成温馨而虔诚的世外桃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女性和家庭都应该远离城市的罪恶,尤其是伦敦这个充满堕落腐败的城市更应该被隔绝在家庭之外。推而言之,家庭依赖于城市,但又应该远离城市,男性要通过在城市中的勤奋工作来表达对上帝的敬仰,女性要远离城市的各种罪恶来维护家庭道德和宗教信仰。作为学者们所称的“‘维多利亚主义’的母亲,新时代的助产士之一”[18](p.333),莫尔为中产阶级描绘了一幅温馨迷人的宗教生活画卷,加强了他们在工作之余远离城市、将家庭向郊区迁移的愿望。

 

3.2 福音派对乡村生活的称颂

 

通过批判城市生活的道德败坏,汉娜·莫尔加强了中产阶级人士逃离城市生活的决心;而另一位著名的福音派作家威廉·考柏(William Cowper)则是通过赞美自然风光和乡村生活,引发了市民对城市周边乡村生活方式的渴望。威廉·考柏是18世纪英国乡村田园诗人的主要代表之一。1785年,他发表了代表作《任务》,在这首长达六卷的无韵体诗中描述了田野风光和乡村生活,集中体现了当时福音派对于城市和乡村的种种看法。考柏着重描绘了优美宁静的乡间风光,强调只有在自然以及最能表现自然的乡村当中,才能产生出真正的美德。只有在乡村,才能够促进“美德生长,形成最适合的土壤!没有野蛮和粗暴,也没有纷闹吵嚷的困扰”[19](p.32)。然后,考柏把伦敦等大都市当作乡村生活的对立面、人类罪愆的化身而大加鞭挞。一方面,他认为城市的物质环境不健康、不卫生,“那里没有健康的空气,虽然有不散发香气的/玫瑰,但没有明亮的太阳/没有郁郁葱葱的小树林,来隔绝/嘈杂的噪音,没有怡人的宁静/人们却选择城市中的烟雾/以及城市火山所带来的毁灭”[19](p.128);另一方面,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是英国城市尤其是伦敦的道德败坏,“伦敦,它的时尚和财富宣称/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而它的混乱嚣闹和奢侈无度,则表明这是世界上最坏最可怕的城市”[19](p.37)。最终,考柏得出后来成为著名格言的结论:“上帝创造了乡村,而人类创造了城市。”[19](p.39)于是,虔诚的信徒们应当到乡村生活中去追求自己的宗教理想,而远离城市、接近乡村的家庭生活尤其是最合宜的道德净地。

 

莫尔、考柏以及其他福音派对乡村生活的称颂、对城市生活的批判以及对宗教美德的强调,不仅在英国政治、经济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成为英国中产阶级向郊区迁移的强大道德推动力。这种宗教理想深深吸引着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希望像考柏所说的那样,从城市中退离出来的郊区生活“虽然并不能使有罪的人恢复/他所丧失的纯洁,或者完全取缔罪恶/但是它能带来平静,在很大程度上使心灵/免于罪恶的侵袭/建立起信仰的栅栏,不被享受之欲望所跨越”[19](p.125)。在福音派信徒看来,个人的自我救赎与乡村家庭生活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融合。通过这一融合,人们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就超越了纯粹的对美景和健康的追求,而上升到一种宗教理想的精神高度。在这种理想中,家庭作为基督教美德的诞生地,应由女性承担起家庭道德创建者和监管者的角色,应使家庭远离城市的罪恶,在物理空间和生活空间上与城市中心保持一定的距离。如何在从事城市工作的同时又保持家庭生活的道德纯洁性,是城市中产阶级面临的问题,而郊区则成为这一问题的最佳解决之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阿尔伯特·苏(Albert Y Hsu)明确指出,“郊区生活是一种灵性的追求”[20](p.9),因为正是由于福音派对乡村生活的赞颂、对伦敦等大城市的批判,18世纪以后英国城市才出现了郊区化运动的萌芽[20](pp.52-53)。有的学者甚至直接得出结论:“很显然,郊区实际上是福音派的创造物![20](p.53)诚然,这一说法过于强调宗教信仰因素而忽略社会经济、城市交通等因素在郊区化进程中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18世纪英国福音派所提倡的宗教理想对于中产阶级的郊区化运动,提供了强大的道德推动力。

 

4.结语

 

毋庸置疑,任何一个国家或城市的郊区化都必须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前提,必然是社会经济活动、政府规划、城市问题加剧以及交通运输发展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然而,同样应当承认的是,城市郊区化离不开人的主动创造性,离不开人们意识形态和思想理念的影响。18世纪后期,英国中产阶级成为近代郊区化运动的先行者,他们对其家庭理想和宗教理想的追求为郊区化提供了强大的道德推动力。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SS013);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YBA13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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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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