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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荣建、王峰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及其当代启示——对《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文本学再解读    2017年9月28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内容提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症候,商品拜物教具有二重结构: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指的是社会关系的物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指的是认识的错位。商品的神秘性和商品拜物教,源自劳动产品采取商品这种形式规定本身;从劳动产品向商品形式的转化,又源自私人劳动所具有的间接的社会性;而劳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的分离和矛盾,则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生产关系为基础和根本的。要消除商品拜物教,就必须扬弃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这又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与积极的社会运动。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了摆脱商品生产关系结构性束缚的现实可能性,其生产关系视角显示了它区别于其他拜物教理论的独特品格,对于我们破解当代社会发展所遭遇的种种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商品拜物教;私有制;生产关系;《资本论》;马克思

 

商品拜物教理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它是理解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揭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的神秘性的基本工具”[1](p.42)。对于这一理论,尽管学界多有研究和拓展,但往往对其作简单化理解并将之与拜物教理论相混同。实际上,商品拜物教只是拜物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与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拜物教形式相比,不仅形成的内在机理不同,而且所处的逻辑层位也不同。20世纪以降,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德波、鲍德里亚、齐泽克等西方学者或学派立足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从不同角度阐发了物化、景观拜物教、符号拜物教、恋物癖等等与商品拜物教有着“家族相似”的新理论。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深入研究,或可为我们科学审视这一枝杈众多的“拜物教”谱系提供重要的方法指引和思想参照。本文力求重新回到《资本论》的文本世界,站在生产关系的高度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思想逻辑与理论意旨进行微观梳理和阐释。

 

一、商品的神秘性与商品拜物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2](p.47),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如是说。对于置身现代社会的感性个人而言,人被商品世界包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正是这一现象层面事实的“显而易见”,即卢卡奇所谓“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那同样的直接性”[3](p.240-241),使社会关系的实质内容与深层结构隐而不显并被幻化为不可解的“自在之物”。在商品拜物教的视野中,商品呈现出了迥异于“日常的自然形式”[2](p.61)的另一种面相,这种面相因为绝缘于任何物质形式而难以捉摸、神秘莫测。所以马克思在剖析商品时,将其称作“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2](p.88),“社会的象形文字”[2](p.91),“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2](p.88)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社会现象不过是社会本质的外在表现。只有穿透物质现象的坚硬外壳,对商品进行抽象分析、追问商品之为商品的内在规定性才是破解商品之谜的正确进路。根据笔者统计,在汉译2004年版《资本论》第1卷《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中,“表现为”或“表现”至少出现了16次,“反映成”或“反映”也多次出现。大卫·哈维曾指出,必须注意“表现为”(appears)这个词,“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频繁地使用它,其含义是在事物的表面现象下还存在一些深层的东西”[1](p.19)。《资本论》的现象学的方法论意蕴在这一词语上充分凸显出来。正是立足于这种现象学的方法,马克思认为商品的神秘性质既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于商品价值规定的内容,而是来源于“商品形式”这种形式规定本身。而“形式规定”则是作为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本质规定”借助于具有一定“物质规定”的物质载体而获得的规定性。可以说,任何“经济范畴”都是一种“形式规定”[4]

 

首先,“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2](p.88)。从现象来看,商品是一个物。它稀松平常,充斥于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并满足着人的各种各样的需要,“是一种很简单而平凡的东西”[2](p.88)。显然,这是从使用价值的层面来理解商品的。商品作为被具体劳动创造出的可以感性直观的物,无论是天然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还是在经过人的加工改造之后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确实没有什么神秘之处。

 

其次,商品的“神秘性质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2](p.88)。这是因为:从价值的质的规定来看,“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2](p.88)当人们生产产品时,总要付出某种劳动。不管是何种劳动,都要耗费体力和智力。正是这种耗费形成商品的价值。从价值的量的规定来看,不管劳动如何进行都要耗费劳动时间。在劳动强度一定的情况下,价值量的多少由“这种耗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2](p.88)来决定。“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2](p.88-89)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人们对劳动时间的关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价值所体现的劳动的社会性或社会联系来看,“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2](p.89)。也就是说,劳动的社会性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实现的,不同劳动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每个个体的劳动都是整个社会劳动体系的一部分。商品的价值不过是劳动的社会性或社会联系得以实现的一种历史形式。作为规定着商品价值的内容的一般人类劳动,以上三个方面的存在既不抽象也没有什么神秘之处。

 

最后,商品的神秘性来自于“商品形式”本身。这是因为,劳动产品一旦穿上“商品”的外衣就取得了以下形式:其一,“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2](p.89)。即在商品形式下,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转化为商品价值的“质”这种外在的物的形式。其二,“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2](p.89)。即在商品形式下,一般人类劳动耗费所持续的时间转化为商品价值的“量”这种外在的物的形式。其三,“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2](p.89)。即在商品形式下,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转化为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这种外在的物的关系的形式。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内容为形式所掩盖,本质为现象所遮蔽。人们如果被表面现象所蒙蔽,自然就会把商品的物质规定与本质规定混为一谈。于是,“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被当作“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2](p.89),即似乎商品自身天然就具有价值,而价值量及其变化也是由商品自身物的性质决定的;进而,“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被当作“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p.89),似乎一种商品天然具有能够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的能力。

 

人自身所具有的本质和力量表现为并被人自己归结为商品物本身具有的本质和力量,这自然而然让人联想到了宗教现象。马克思说:“在那里(指宗教世界——引者注),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2](p.90)马克思把拜物教与拜上帝教、商品世界与宗教世界、人手的产物与人脑的产物一一对应,这一“比喻”无非是要言明:无论是商品物还是“上帝”,实际上都是人的创造物,都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及其本质力量;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并不是商品物本身具有的自然属性,而只是特定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产物。“商品拜物教”概念应该说是对商品神秘性质的形象化表达,反过来,“商品的神秘性质”作为描述性概念指向的就是商品拜物教,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同质关系。只要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其就会带上拜物教性质,就会神秘化。

 

二、商品拜物教的二重结构

 

学术界对商品拜物教到底是一种社会存在还是一种社会意识讨论颇多,莫衷一是。显然,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立足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逻辑,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去。简单说来,在马克思那里,拜物教指的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形式[2](p.90),人们“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5](p.85)。因此,商品拜物教既是一种社会存在,又是反映这种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或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同时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商品拜物教具有二重结构。

 

在解读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时,大卫·哈维认为:“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分两步进行。第一,他明确指出了拜物教是如何产生的,并且作为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生活中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是如何运行的。第二,他研究了这种拜物教在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特殊意义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是如何被错误地表现的。”[1](p.42)就是说,商品拜物教既是资本主义社会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又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成为一种商品拜物教观念和理论。国内有学者也指出,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问题上区分了两个层次的转换:“第一个层次的颠倒、转换——本质到现象;第二个层次的颠倒、转换——由现象包括各种各样的假象到人们的主观反映,由此而产生的是商品拜物教观念。”[6]上述理论勘定都意在揭示商品拜物教的结构二重性。

 

 

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示意图

 

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商品拜物教指的是社会关系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处于特定的生产关系结构中而不得不采取物的形式、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形式,而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作为现象的客观实存。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劳动的社会规定所具有的物的外观”[2](p.100)。这说明,劳动的社会规定的外观——物,作为真实存在的现象反映着商品拜物教的社会存在内涵。马克思还指出,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2](p.89-90)这里的“虚幻”并非“不存在”的意思,而仅仅是为了在社会本质与社会现象之间做出区分。总之,商品拜物教在这里所指的,就是“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或“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它作为社会现象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商品拜物教指的是一种认识错位。即人们把商品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认为商品物自身所具有的天然属性,从而把商品生产关系及其制约看作自然的永恒的宿命。因此,商品拜物教在这里所指的,是商品拜物教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商品拜物教观念既为商品生产者所具有,也存在于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政治经济学不过是对商品拜物教现实或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的理论表达而已。商品生产者虽然“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做价值发生关系”,但并没有认识到“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2](p.91)。他们只关心产品的交换比例并把由于习惯而固定下来的交换比例看作是劳动产品本身的性质[2](p.92)。而政治经济学家们也并不高明,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价值〈交换价值〉是物的属性,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2](p.101),商品生产过程支配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具有永恒的“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2](p.99)。那么,“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2](p.98)这是他们始终难以理解的。

 

沿着商品拜物教批判的逻辑,马克思追问道:“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而蔑视货币主义的现代经济学,当它考察资本时,它的拜物教不是也很明显吗?认为地租是由土地而不是由社会产生的重农主义幻觉,又破灭了多久呢?”[2](p.101)因此,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从本质上来说是同构的。“将商品的本质归结为商品体的自然的物质存在和物质规定,产生了商品拜物教;将货币的本质归结为金银的自然的物质存在和物质规定,产生了货币拜物教;而将资本的本质归结为商品体和金银的自然的物质存在和物质规定,则产生了资本拜物教。”[7](p.137-138)只不过,在形成的具体机理和所处的逻辑层位上,不仅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都不同于商品拜物教,而且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也不尽相同(对此,笔者将分别撰文进行阐释)。而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作为商品拜物教的高级形态,反映到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就成为更具隐蔽性的意识形态。

 

三、商品拜物教的现实根源与历史走向

 

商品拜物教乃是建立在商品生产活动这一现实基础上的。马克思说:“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2](p.90)具体来说,作为社会现象存在的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即“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间接的社会性[2](p.90)。而这种间接的社会性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生产关系作用的产物。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生产关系,就没有私人劳动间接的社会性以及商品和商品交换,也就不会有商品拜物教以及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所以,要消灭商品拜物教就必须消灭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从意识形态角度以及马克思的思想任务来看,商品拜物教的理论破除离不开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离不开对作为商品拜物教之理论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清理(《资本论》一书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无论如何,“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是破除商品拜物教的真正出路,这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积极的社会运动。

 

我们知道,“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劳动是人无法逃避的“自然必然性”[8](p.928-929)。但在不同的生产关系或者“社会形式”下,劳动过程以及劳动的社会性质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随着分工的发展,受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特定生产关系的作用,人们所进行的劳动作为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具有独特的社会性质:“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2](p.92)。在这里,私人劳动并不直接形成社会总劳动,因而只具有间接的社会性,其社会性的达成(总劳动的分配以及社会需要的满足)需要交换的中介或者说商品生产形式的归置。因为“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2](p.90),商品生产形式成为组织人类劳动生产的必要形式。

 

很明显,“商品占有者的商品对他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否则,他就不会把它拿到市场上去。他的商品对别人有使用价值。对他来说,他的商品直接有的只是这样的使用价值:它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而是交换手段。所以,他愿意让渡他的商品来换取其使用价值为他所需要的商品。一切商品对它们的占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占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2](p.104)正是在生产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情况下,“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2](p.90-91)简言之,私人劳动一方面具有社会有用性,能满足他人的需要,这是商品使用价值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另一方面能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它们都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这是商品价值所具有的社会性质。

 

但是,劳动取得的价值对象性存在,使得生产和交换场域中劳动的独立性、直接性被放逐,劳动本身被架空为不在场的幽灵。劳动产品的交换、劳动产品的价值相等以商品形式的在场性,遮蔽了其背后不同劳动之间的交换,以及不同的劳动作为一般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就在于商品的物质外壳掩盖住了人类的劳动关系,致使人们无法看清不同的商品不过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2](p.91),商品间等价交换的背后是劳动与劳动的交换。于是,人们的头脑便“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必须有用,而且是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种劳动的相等这种社会性质,反映在这些在物质上不同的物即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2](p.91)

 

作为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种生产关系也不会永恒存在下去,它会因为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一定历史阶段被扬弃。这就注定了商品与商品拜物教必然走向消亡的历史命运。但是,对于“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2](p.92)而言,恰恰是因为生产关系视角的缺乏,才使得他们无力把握隐藏在商品世界背后的秘密,也无法看清商品拜物教的历史走向。商品生产关系似乎成了一种无历史的、永恒存在的自然关系,被商品世界的规律所支配和奴役似乎成了人们进行生产活动所必须承受的宿命。在某种意义上,商品拜物教意识的产生不过是浸淫于商品生产关系的人们,难以跳出这一结构性限制并本质地进行省思的结果。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要求站在生产关系的高度或角度,超越商品生产的有限视野,分别穿越到鲁滨逊孤立个体的劳动形式、中世纪依附农奴的劳动形式、更为切近地存在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劳动形式,和未来新社会中方始存在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劳动形式中[2](p.94-97),以便历史地理解和审视人类的生产活动及其社会性质的不同实现形式。一旦我们这样做了,“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2](p.93)。因为在这些社会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2](p.96-97),“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2](p.95)劳动的私人性(个体性)与社会性具有直接的统一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2](p.95),这种劳动的社会性无须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加以实现。所以说,商品拜物教只能存在于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条件下,因而不过是特定生产关系和特定社会的特有症候而已。

 

当然,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商品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而是对之采取了历史主义的态度。尽管“古老的社会生产有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有机体简单明了得多”[2](p.97),而资产阶级社会则存在着各种令人困惑的拜物教现象,但它却远比之前的社会更进步更合理。因为,此前的社会奠基在极端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人类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严重制约,个体受到人身依附关系的严重束缚,总之,“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2](p.97)。而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形成,人类借助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构建起了丰富而复杂的社会关系,不仅创造出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实现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从而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备了物质-技术基础和现实的可能性。同时,从资本主义内在的制度性矛盾来看,失序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促成了一种盲目的统治人的力量,它使人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而劳动产品所采取的商品形式也使得人类同其劳动以及劳动产品的关系变得迷乱复杂起来,从而阻碍了人们对其本质性关系和内容的理解和把握。

 

在马克思看来,唯有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这一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发现,能够在理论上解开商品拜物教之谜。劳动价值论表明,“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2](p.91),而“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只是通过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量才确定下来。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2](p.92),因此,“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2](p.92-93)。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商品价值存在之谜,同时也肯定和确认了物质生产劳动者作为商品价值创造者的主体地位。但必须指出的是,对历史事实的科学把握并不等于历史现实的改变,对此马克思分别使用了两个“决没有”:一是“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2](p.91),二是“决没有消除价值量的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2](p.93)。毕竟,现实世界的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性,物质力量还需要物质力量来摧毁。生产关系的实际变革才是破除商品拜物教的真正出路,而这又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积极的社会运动。

 

实践地看,“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2](p.97)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能消除商品拜物教,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物质生产活动处于人类的自觉调控之下,而不再作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必然性起作用。物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取决于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各种社会关系摆脱物的神秘外衣而呈现出简单明了的样态,拜物教因此而失去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当然,未来新社会的实现、拜物教的消除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对生产力的真正掌控和持有。换言之,只要社会掣肘于落后的生产力,或者即使生产力的发展达到较高水平(18世纪产业革命所显示的那样),但社会生产关系尚不能使这种发展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底层劳动者服务,那么,人类遭受拜物教之苦就是必然的和无可更改的。

 

四、当代启示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市场交换作为强制的同一性蔓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普照之光”。众所周知,产业革命以来商品逻辑契合下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将人类带入一个美好的丰裕时代。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9](p.1)。各种使用价值的喷薄涌流使现代人的物质欲望得到了充分的伸展和满足,其生活水平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照耀下有了空前提升。可是,现代性的吊诡在于一个美好的丰裕时代也是一个糟糕的贫乏时代。“充满母性的祥和氛围”[9](p.198)的现代世界实际上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8](p.940)。商品拜物教的梦魇不曾离开半步,相反,商品经济越发达,人们受商品生产物化结构的束缚就越深重,商品拜物教意识对人们的支配就越严重。人们在享受商品生产带来便利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以商品关系来看待和处理自己周遭的一切关系,商品关系严重泛化。在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运动中,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无助的原子个体被嵌入疯狂运转的社会生产机器当中,由盲目的自然必然性支配并跟随其节奏韵律调配生命活动,作为目的本身的人失落了。

 

富有洞察力的西方左翼思想家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立足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问题域,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上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的极权主义统治与人的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刻批判和反思。早在20世纪初期,受韦伯“合理化”思想影响的卢卡奇,就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中提炼出“物化”概念,并由物化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结构性束缚以及主体性的丧失。然而,卢卡奇没有对作为对象化的物化与作为异化的物化进行明确区分,经济社会结构中的技术关系与权力关系(生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混淆起来,他在张扬人道主义观照下的技术理性批判的同时无意中模糊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生产关系维度。

 

同样,马尔库塞也看到了商品拜物教对人类生活的宰制。他指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10](p.28)在这种极权主义的单向度社会中,商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难以看出其为谬误的意识”[10](p.11)。技术理性强力支撑的商品拜物教导致了“批判的停顿”,人们不再有能力去想象和追求一种理想的“替代性选择”。马尔库塞从资本主义文化和技术控制的向度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具体化,但这种视域局限使他的分析停留在生存论哲学的层次,难以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路径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深层矛盾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图景。因此,他在书的结尾只能无力地强调:“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架设桥梁的概念;它不作许诺,不指示成功,它仍然是否定的。”[10](p.203)

 

对于商品拜物教,后马克思思潮中的鲍德里亚和齐泽克有着各自独特的解读视角。在鲍德里亚眼中,当今社会是一个被物环绕的丰盛的消费社会,而异化就是“商品社会的结构本身”[9](p.196)。在这一社会中,“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一切都由这一逻辑决定着,这不仅在于一切功能、一切需求都被具体化、被操纵为利益的话语,而且在于一个更为深刻的方面,即一切都被戏剧化了,也就是说,被展现、挑动、被编排为形象、符号和可消费的范型。”[9](p.197)鲍德里亚认为,真正支配人们的是符号拜物教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拜物教。符号为人们指定着价值与存在方式,大众消费的过程就是“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的过程……而个体的存在在符号的这种组合和计算之中被取消了”[9](p.197)。鲍德里亚试图“用消费社会的符号价值逻辑取代生产社会的交换价值逻辑”[11],用符号拜物教代替商品拜物教。但鲍德里亚的理论实际上并没有跃出马克思的批判视域,而只是从符号学文化批判的角度在某一层面上丰富拓展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其对隐藏在拜物教后面的生产关系的把握远不如马克思精准、深刻。相反,由于以“远古社会中未被功用性价值逻辑污染过的象征性本真存在”作为理论支撑点,鲍德里亚的思想最终蜕化为脱离历史与现实的“草根浪漫主义”[12](p.149p.151)

 

齐泽克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进行了全新解读。他认为“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是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范式”[13]。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局限在于只是把商品拜物教意识视为对现实的歪曲反映,却没有看到“在日常的层面上,人们很清楚,在物与物的关系的后面,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他们在实践上,而不是在理论上,成了恋物癖者(fetishists)[14](p.28)。在齐泽克看来,人们“对意识形态面具(ideological mask)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疏离心知肚明,但他死死抓住面具不放”[14](p.25),原因就在于意识形态其实就是社会现实本身,意识形态幻象建构着社会现实、操纵着人们的行为。齐泽克的分析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打开了新的视野,但他似乎并没有为我们指出一条真正改变人之悖论性存在的可行道路。

 

真正从根本上揭示商品拜物教存在的现实基础、阐明脱离商品生产关系结构性束缚的可能性并指出未来人类解放进路的或许只有马克思。其商品拜物教批判具有无可替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既为我们审视“拜物教”谱系提供了理论支点,又为我们理解当今社会现实提供了思想指导。单就方法论而言,马克思的生产关系视角对我们透视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唯有站在生产关系的高度才能真正穿透纷繁杂乱的意识形态与社会表象,廓清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的层次,以一种辩证的、总体性的方法在根源处把脉、切准现代社会的种种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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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欧阳谦:《消费社会与符号拜物教》[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6)66-74

[12]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后马克思思潮哲学文本解读》(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3]杨生平、刘世衡:《从商品拜物教到意识形态批判——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评析》[J].《学习与探索》,2010(2)24-27

[14]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作者项荣建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峰明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8期)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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