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星期五至星期六举行，习近平主席做了重要讲话，这是继2001年之后时隔15年最重要的宗教工作会议，它引起人们围绕宗教事务的广泛思考。

宗教在中国发展很快，这些年逐渐形成党坚持无神论，但是非党群众可以自由选择宗教信仰、信教人数大增且宗教场所快速增加的局面。必须坦承，后一情况超出了社会和体制的预期，它对已有六十几年历史的新中国来说有点陌生。

还需承认，中国这些年的宗教治理做得是不错的。首先，信教在非党群众的个人层面完全自由，宗教的积极意义实际随着信教群众的增加在释放。此外不同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相处和谐，基本没有很多社会里那种公开或潜在的紧张。政府依法管理宗教的过程中有少量摩擦，但由于那些摩擦都不涉及信仰，它们本身升级、扩散的可能性不大。

像教堂该不该想建多大就建多大，该不该遵守城市的建筑规范等，说到底是公共管理层面的问题，只要不被极端引申，它们都不难化解。

宗教事务潜在的不确定性大多都跟境外的影响有关。大的宗教都是世界性的，外部影响中国相关宗教的愿望和兴趣有一部分是“天然的”，但这一现实过程会被中外复杂的政治关系异化，掺入一些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东西。这决非中方的过分警惕，而是中外围绕宗教事务互动和博弈的现实情形。

中国宗教界应当对此有所意识，坚决避免被外部政治势力和狂热的意识形态力量利用，保持中国宗教事务的纯净，这对于宗教在中国顺利发展十分关键。

必须看到，宗教在很多国家深陷政治化的沼泽，在国际间它们也不时卷入到政治对立之中。东欧和中东地区不止一个国家就是顺着宗教分野以及教派差别一步步断裂开来的。中国将党的领导和法治置于所有宗教治理之上，是不同宗教在这个国家长久和谐相处的根本保障。

由于宗教塑造了教众的信仰，并且形成了信仰共同体，如果它们被国际政治网住，就会成为外部力量最容易向中国打开渗透缺口的地方。如果说这样的动机不存在，那该是多么天真的认识。然而相关的防范需要以不动声色的努力来对付外部潜移默化的挑战。

爱国主义是当今中国全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份理性，它决非像有些人攻击的那样是“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基于对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常识性认识之上的一种信念。与中国竞争和博弈的大国大多同时是“宗教大国”，那些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渗入到它们同中国包括宗教在内的文化交往中，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保持定力何其重要！

教众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性的，但我们对中国利益的认识必须保持充分的独立性。我们的宗教治理也应是独立的，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保持高度和谐，而不应以外部宗教治理的规则和逻辑为坐标。

宗教的发展应当促进中国社会整体的包容，这需要包括政府以及非信教群众对各宗教群体的包容，也包括后者对自己国家有别于外部世界特色国情的理解和尊重。大家都首先是中国人，是中国法治体系下的公民，这是我们的最大公约数。

（来源：2016年4月25日《环球时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