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20世纪的大变动，并且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国正面临着人口的大规模重组，基层社会治理成为今日中国社会最为重大的问题之一。近年来，各地贤达为建设社会进行了各种努力，自觉或不自觉地依归儒家义理，参照儒家士君子亲民之道，而有所创发。这些尝试已在局部初见成效，进一步推展则有待于义理之阐发。

为此，《天府新论》编辑部、弘道书院与敦和基金会于2016年11月26、27日举办了主题为“儒学与社会重建：实践与义理”的研讨会。其中，27日进行的是义理探讨。来自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十位学者依从儒家义理，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社会重建的路径。

谈火生教授

首先由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政治系谈火生教授作了主题为“《周易》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想象——以既济卦和泰卦为中心”的发言。谈火生教授结合既济卦和泰卦的卦象及爻辞阐释了理想政治秩序的样态，指出既济卦是对于所欲建立的公正社会的结构性描述，泰卦是对理想政治运行状态的描述。这两卦提醒我们理想的政治状态的实现需要大家各安其位，居安思危，治益求治，实现君臣、君民之间的交流。

姚中秋教授

理想的政治秩序的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需要以君子作为中国社会建设的主体，并寻找养成君子的路径。弘道书院院长、北航高研院姚中秋教授“以《大学》为社会建设之道”的发言主题正是遵循这一路径对社会重建进行了义理上的阐释。姚中秋教授选择了《大学》之中的“大”、“学”、“家”三个关键词论述了中国社会重建的机制。其中，“大”是为大人君子，当下中国社会就是要将具有自觉意识以及历史担当的君子作为社会建设的主体。“学”是指学以养成君子，充实君子群体，使君子在政府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对“家”的解读，姚中秋教授指出中国文明是一种家文明，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为中心而构建的共同体。当下的社会重建需要思考如何在城市化中重建家，以及如何从小家构建大家。

宋立林副教授

接下来，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宋立林副教授作了“礼乐教化与人伦秩序”的主题报告，明确了如何通过礼乐教化重建人伦秩序。宋立林副教授认为儒学是一套完整的文明体系，除去个人修养的心性之学这一维度外，还包含从个体家庭到社会国家的秩序构建维度。就中国的国家秩序构建而言，其十分重视礼乐之教。其中，“礼”在于磨砺性格，规范行为，“乐”在于陶冶性情，完善人格。在中国礼乐重建的具体方式上，应当从礼义、礼仪、礼制、礼俗四个方面入手，从而使儒学进入社会并引领生活。

任锋副教授

在礼乐社会的建设中，教化必不可少，紧随宋立林副教授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副教授以“作为自治的教化何以可能”为主题进行了发言。任锋副教授以近期发生在警民之间、官民之间的悲剧性事件为例，指出这些悲剧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在于中国当下的基层治理中缺乏公共对话协商的空间。其解决之道是将教化纳入中国自治体系的框架中，重塑乡村公共秩序。然后，任锋副教授以比较政治学为视角，指出应将中国社会重建放在多维度合作治理模式中进行构思，并结合《泰泉乡礼》，透过历史维度讲述了中国应如何依靠先贤智慧和历史经验实现教化。

韩星教授

任锋副教授从现实切入，回到中国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韩星教授则以传统切入，最后回到现实。韩星教授的发言主题为“《吕氏乡约》与中国乡村自治模式”。对诞生于公元1076年的《吕氏乡约》的背景、内容、思想渊源以及现代意义进行了阐释。韩星教授指出《吕氏乡约》源于《周礼》十二教和《礼记》中的乡饮酒礼，同儒家思想密切，表明了传统中国社会是包含了道德、礼乐、法律等内容的多元一体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国的基层重建需要关注礼制，关注乡贤。当下基层治理中乡约的难以推行，正是由于对这两者的忽视。

杨晖副教授

外交学院杨晖副教授的发言同样涉及到乡约问题，其以“帝国控制与乡约自治：传统中国乡治研究的两种进路”为主题。指出现有的外国理论难以适用到中国基层，不足以解决中国基层治理问题。杨晖副教授通过对以乡约治理基层的理论和实践的梳理，反思当下社会秩序中存在的问题，强调了中国社会的治理还是要回到以乡贤为核心的乡约自治。

刘伟博士

当下社会的建设必须关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安徽工程大学思政部刘伟博士作了主题为“儒家社会治理与利益集团社会的契合点”的发言。刘伟先生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将利益问题置于其中进行思考。首先对于利益进行了分类，并加以阐释，对儒家如何调和这些不同利益进行了反思，指出现代儒学的发展中应关注庶民，关注弱者利益，实现传统儒学中“元”的理念。

苏鹏辉博士

社会重建中只有关注不同群体的意见才能实现利益的调和，而利益的表达可以从选举与协商是两种路径中选择。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学系苏鹏辉博士正是基于对两者之间发生的兴替现象的观察，作了“从选举到协商：基层治理的历史纬度”的主题发言。苏鹏辉博士认为中国基层治理出现了以选举为核心向以协商为核心的发展趋势，然后分析了中国乡土社会中存在的协商现象，最后论证了中国基层协商的历史延续性特征。

肖唐镖教授

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西方化是中国基层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肖唐镖教授正是由此入手，作了“传统与现代：当代乡村建设与治理中的价值冲突与融合”的主题发言。肖唐镖教授指出当下乡村治理面临复合型危机，而出现这种复合型危机出于多方面原因。肖唐镖教授从制度主义的角度对这一复合型危机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建设应当关注中国传统与西方两者的优势与不足，应该注重普适性，而不拘泥与具体制度的不同。

杨莉博士

社会重建需要以组织为基础，何种组织能够承担这一重任值得讨论，在这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杨莉博士后通过对于东南亚基层组织的调查作出的报告为我们提供了视角。杨莉博士围绕她对东南亚基层组织形态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移民在东南亚基层组织的样态。首先用详实的数据论证了在移民初期，由于中国移民间缺乏以血缘组织建设社会秩序的基础，会馆成为移民间联系的枢纽。作为生活的公共空间，具有包括供奉观音等职能，起到了调节乡里的作用，是共同体建构的核心。

会议主题发言结束之后，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指出此次会议实践报告与义理阐释相结合的形式，对于思考中国治理秩序意义重大。国人应当充分重视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交流互动，形成对于问题的全面认识，整合中外理论，立足于中国传统，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摒弃传统，师法西学。希望借助西学重塑中国社会，然而事与愿违，非但问题未能解决，反而制造了诸多新问题。在经历诸多困境之后，中国人应当明白，西学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当下问题的解决需要返回中国传统，回到中国历史中，以中国现实为导向，传统思想为资源，天下为公为理想，重新思考中国社会重建的中国路径。（记者：王锡柱）

（来源：儒家网）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