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至2日，“宗门教下：东亚佛教宗派史的解析、诠释与重构”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这是继去年浙江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和东亚宗教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佛教史论坛“走向‘活’的文献研究”之后，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二届中国佛教史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王颂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佛教典籍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湛如、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张风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郑筱筠、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冯国栋致辞。在闭幕式上，南京大学杨维中教授宣布第三届中国佛教史论坛明年在南京大学举行。

在中国传统佛教中，禅宗被称为“宗门”，以义理研究见长的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等被称为“教下”，“宗门教下”是中国传统佛教的总称。宗派是一百多年来中外学术界研究与论述中国佛教史的基本写作范式。但从上世纪中叶开始，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就开始反思中国佛教宗派的模式受日本佛教宗派的影响甚或说“误导”很大。

此次论坛，许多学者都力图突破以往学者对传统宗派的成见。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张雪松认为，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判教，就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十分类似于世族等级划分，圆教、别教……类似于一等世族、二等世族等等；智顗、吉藏将一个人判别为成实师、地论师等，实际上是贴上佛学上的士庶等级标签。浙江大学教授孙英刚指出，隋唐文献中的“法相宗”、“唯识法相宗”并不是我们现代所谓宗派的意涵，而是专门指唯识学的宗旨，非指窥基一脉的宗派观。北京大学教授王颂认为，宗派范式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应用应该说在思想史的梳理方面。由于宗派框架所具有的区隔化特性，使之能够较为有利地突显个别思想家的学说特色，以及其与其它学说的对立和冲突。但宗派成立的动因往往是现实的因素而不是以教义学说为代表的宗派意识，形成东亚地区宗派的根本因素之一是宗法关系。

与会学者重点探讨了中国宗派观念在近现代的重塑，日本佛教宗派观念特别是《八宗纲要》等日本宗派范式的重要影响，以及杨文会、太虚、汤用彤等人在中国佛教宗派观念的现代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反思。武汉大学教授何燕生指出，木村泰贤在华期间鼓吹的“大乘佛教”赞叹在家主义、批判出家主义，有意为日本佛教的在家主义倾向寻找合法性依据，以此推销日本佛教。

除了对作为一种范式或方法论的“宗派”进行重新理论诠释与整体反思，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宗派”的史料及其解读上有很大突破。以往研究中国佛教宗派问题，主要是历代祖师大德的著作，辅助以僧人传记等材料。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侯冲基于大量民间佛教科仪中“启师科”，以及“破狱科”“赞天科”等佛教仪式中启请祖师临坛的文献，讨论宗教实践活动中如何看待佛教祖师。浙江师范大学讲师武绍卫通过敦煌文献中供养僧人遗像及描述其一生行迹的“邈真赞”等资料，来说明敦煌寺院中没有出现专门祭祀某一宗派历代祖师的情况。浙江大学教授冯国栋指出，唐宋时期高僧圆寂后，会在一生中有重要意义的寺院分别建塔，“数数建塔”这一现象，催生了一人多塔、一人多铭（塔铭）的情况，不仅为塔铭带来了版本校勘的问题，而且也反映出禅宗十方丛林住持轮换与任期制等重要问题。

与会学者不仅讨论了汉传佛教内部的南北朝涅槃师等学派，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唯识宗、律宗等宗派，以及头陀教等民间佛教宗派的法脉传承问题，还涉及了藏传佛教、回鹘佛教、西夏佛教、南诏佛教的宗派传承问题。清华大学教授沈卫荣论述了西夏佛教中的汉藏与显密的圆融，认为高等次的密教修习，如“大手印”和“大圆满”等法，都已经超越了有相而跃升到无相的层次，其重点在于对心性本来面目（赤裸觉性）之探究体证，故而和禅宗“心地法门”之理念、观修具有天然亲和力和高度可融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索罗宁赞同民国年间王静如和陈寅恪先生关于西夏佛教保留“唐风”的假设，认为西夏流传的汉传佛教文本（不论汉文还是西夏文）大致上属于唐代所谓“华严宗”与“禅宗”体系，文献中的代表思想则是宗密的“华严禅”以及清凉澄观的“圆融行布”。

寺院经济与组织制度、宗教仪式的变革也是宗派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南京大学教授杨维中提出宋代寺院经济不同于前代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寺院、僧尼免除徭役特权的丧失。这固然使寺院经济得以完全合法化，但也促使佛教进一步向社会化、世俗化的方向发展。

此次大会秉承了中国佛教史论坛的一贯宗旨，与会学者以中青年为主力，实现了跨学科、跨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的交流和互动。此次学术盛会说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业已初具规模。（文/吴玲兰）

（来源：2018年9月11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