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作者为纪念北京大学哲学系创建90周年而作。198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合作，创办了中国大学史上的第一个宗教学专业；1995年，北京大学又创建了中国高校的第一个宗教学系，该系采取一种新的办学模式，与学统深厚、享誉海内外的哲学系联体运作，以求协力发展。值此90周年系庆，“开拓宗教学的意义”应在北大哲学系的史册上留下一笔。

宗教学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说，为什么要重视宗教学研究呢？请读者先过目下列统计数字。

据2001年的统计资料，世界人口61.28亿，其中基督教徒20.24亿，伊斯兰教徒12.13亿，佛教徒3.63亿，印度教徒8.23亿，锡克教徒约2368万，犹太教徒1455万，各类新兴宗教信徒1.03亿。中国现有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信众约计1亿多。

统计数字虽是直白的，但它们传递的信息却是纷繁的、发人深省的。深思上列数字，我们几乎可想到现实中和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惟独想象不出宗教还跟什么东西无关。因而，宗教研究领域广泛，意义重大。这个判断并不夸张，可从宗教学的探索足迹得到充分印证。

宗教研究由来已久。但按国际人文学界的共识，作为一门现代学术的宗教学还很年轻，若把德国学者缪勒的《宗教学导论》（1873）视为奠基作，其探索历程不过一百多年。那么，宗教学是什么呢？缪勒的回答浓缩于一句名言：“只知其一，一无所知。”这也就是说，若不否认宗教现象需要认真研究，那就理应抱着科学态度，广泛借鉴人文社会科学的观点方法，对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现象进行客观而全面的研究。尽管此项任务艰辛，但历经百年努力，宗教学已成为一门相对独立、渐成体系的人文学科，其主要分支或研究方向包括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现象学、宗教史学、宗教哲学、比较宗教研究、世界宗教对话等。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交叉性或跨学科性，宗教学可谓典型，这主要是由其研究对象的错综复杂性所决定的。譬如，要想理解宗教现象，便不能不探讨如此种种关系：宗教与文化、宗教与民族、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法律、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宗教与艺术等。同样，若要深究上列关系中的后者，诸如文化、民族、社会、政治、法律、经济、哲学、艺术等，也不能不涉及宗教问题，只不过那些问题或以历史面目出现或有强烈现实色彩罢了。据上述关系可得出一个双重判断：宗教学几乎与所有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相关；反之，所有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几乎都跟宗教学相连。

宗教学所研究的对象之复杂，涉猎的领域之广泛，发现的问题之重大，引发的争论之热烈……已使其成为当今人文社科领域的一门显学或前沿之一。这里仅举几个重大的或基本的课题：宗教与文化源流，宗教与社会形态，宗教与民族矛盾，宗教与智情意、真善美，宗教与古代宇宙观、现代思维方式以及后现代精神困境等。

如前所述，宗教学尚属一门新兴学科。这对我们来说是学术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老中青三代学者解放思想，共同努力，在宗教史和宗教学理论上都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同时也应承认，宗教学在我国理论界仍处于“拓荒播种期”。一方面，宗教学者有必要开展“本专业的科普工作”，通过评介国内外的晚近学术成就，使大家认识到宗教研究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更需要联系实际，结合国情，攻克那些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难题。笔者仅就后一方面略谈两点感想。

（1）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加强应用性研究。宗教学是否有应用价值呢？如果说以前还有不少人对此抱轻视甚至否定态度的话，那么，经过反思近年来国际上发生的诸多大事，像巴以冲突，美国“911”事件，伊战及其后果，西方反华势力年年出手的“人权牌”、“西藏牌”等，再不重视宗教学的应用性研究便有失其学术使命了。宗教研究事关重大，关乎到国家安全，国内稳定，民族团结，等等。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很多课题有待开展或推进，像宗教立法研究，尊重宗教信仰与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宗教伦理对精神文明的影响，宗教自然观对生态保护的启示等。

（2）继承中国学术传统，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宗教学形成以来，有国际影响的理论学说大多是由西方思想家提出来的。这使不少国内学者以为，现有的宗教学理论是“西方的”。这是一种误解，有悖学术精神。学术乃天下公器。我们初建某个学科时，不能闭门造车，而应首先回眸先驱者的探索道路，历数该学科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以求发现新的起点，“接着思想大师说”，“接着关键问题说”。所以，就正处于初创阶段的中国宗教学而言，我们在批判地吸取国外先进理论成果的同时，更应当发扬光大中国学术传统，从悠久深厚的华夏文化中发掘思想资源，建树有中国特长的宗教学理论，既为应用性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又让国际宗教学论坛上早日出现“中国学者的响亮声音”。笔者以此与同行共勉。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导）

（引自中国宗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