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1916-2000)是20世纪下半叶欧美最有影响的伊斯兰教研究专家、比较宗教学家之一，美国宗教学界“哈佛学派”的主要开创者，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的主要创建人。2001年，这位宗教学名家去世1周年时，肯尼思·克拉克内尔(Kenneth Cracknell)编辑出版了《史密斯读本》(Wilfred Cantwell Smith: A Reader)；为纪念这位宗教学名家逝世10周年，学界在“从伊斯兰教研究转向比较宗教研究的创业基地”、有“北方哈佛”美誉的麦基尔大学隆重举行了专题研讨会——“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的遗产”。

史密斯的五位哈佛同事，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约翰·卡尔曼(John Carman)、戴安娜·埃克(Diana Eck)、杜维明(Tu Wei-Ming)和威廉·格雷厄姆(William Graham)曾一起在《哈佛校刊》(Harvard Gazette)上发表长篇署名纪念文章，深情回忆了史密斯为哈佛大学的跨学科宗教研究特别是人才培育所作的杰出贡献，认为他的学术贡献堪与早逝的“芝加哥学派”带头人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相提并论、相得益彰——这两位长期执教于著名学府的名师影响了“二战后的几代学者”，让他们领教了“怎么用比较方法来从事世界宗教乃至人文研究”。

上述学术评价恰如其分。自宗教学奠基人麦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将“只知其一，一无所知”这句名言引入宗教研究领域以来，“比较观念”便成了这门方兴未艾的交叉性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原则。就此而言，史密斯在百余年的宗教学史上可以说是一位承前启后、革故鼎新的学术探索者，其独特理论贡献主要在于，通过深究“宗教”、“信仰”、“理性”、“传统”、“现代”、“历史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等一系列基本概念暨关键问题，促使不同文化或信仰背景下的学术同行重新思考宗教传统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宗教研究的外在性与内在性，以及为推进比较宗教研究、世界宗教对话而不断更新方法论观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对此，笔者曾有身临其境般的感悟体会。1998-1999年，笔者到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主要任务是深入展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理性与信仰的冲突”，另一项工作是与戴安娜·欧迪安(Diana B．Obenchain)教授合编一本宗教学教材。欧迪安教授一再嘱托，到哈佛后早点把我们初拟的教材编写大纲送给她的老师约翰·卡尔曼，请他多加指教。卡尔曼教授可谓“史密斯的接班人”，接任并执掌世界宗教研究中心主任长达十几年，笔者去时他刚离任退休不久。第一次与卡尔曼教授约见交谈，给笔者的印象实在难忘。这位毕生钻研基督教和印度教的长者，一拿起那份教材编写大纲就“单数的英文单词——宗教”(Religion)大谈学术心得。他深有体会地反复提示，这个宗教学的关键词起着“观念导向作用”，一定要慎用，不能像已有的大多数教科书那样照搬概念，流于“泛论”甚至“滥用”，而是要从方法论上严格加以界定和阐释。

正所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卡尔曼教授是否深得史密斯思想的真传？他整个下午娓娓道来的，是否就是史密斯的名著《宗教的意义与终结》里的微言大义？史密斯所言“不仅宗教一词，而且包括印度教、佛教和基督教等概念，统统是17世纪后的西方学者杜撰出来的”，是否像卡尔曼教授所解读的那样，目前该是从研究观念上反省“宗教概念”的简单化倾向，设法从基础理论上破解“宗教内部与外部的差异性或多样性”的时候了？等等。就这些问题，笔者有幸多次向年迈的瓦登伯格(Jacques Waardenburg)教授讨教。他是笔者“当年的同事”，更难得的是，他的学术背景恰如史密斯——既是欧美顶尖的伊斯兰教研究专家，又是杰出的宗教学家，欧美大学宗教专业列为参考书的《宗教学的经典途径：研究的目的、方法以及理论》（Class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Aims, Methods and Theories of Research，1973年第一版、1999年增订版）便是他主编的。瓦登伯格教授基本上同意笔者的判断：时逢比较宗教研究即将走过百年探索历程，史密斯在宗教学方法论上所力主的历史主义、反本质论的观念，让所有的研究者重新思考宗教是什么？怎么以跨文化的、比较与对话的观念来更全面、更深入地拓展世界宗教研究？这两个饱含开拓进取意识的“问号”，在笔者看来就是史密斯留下的最宝贵的学术遗产。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