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生态学到文化生态学，再到宗教生态学

生态学是近代兴起的自然科学新学科，研究生物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当代生态学与人文学科相结合，发展出文化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打破“单线进化论”，提出“多线进化论”，首次把生态学应用于人类文化研究，创立文化生态学。他重视文化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和由此形成的文化多样性，认为这些各有其核心属性的不同类型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进化顺序，它们是平行发展的（《文化变迁理论》，1955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考察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我国学者余谋昌著有《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高度考察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关联。学者方李莉在《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3期）一文中提出了与自然生态不同的文化生态问题。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5期）尝试构建文化生态学理论体系。最近若干年，陆续有人文学者把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宗教文化的研究，提出并着力建设宗教生态学理论，研究在一个相对独立的信仰文化圈内，宗教诸种关系及其态势，包括宗教内部的关系，宗教之间的关系，宗教与生存环境（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宗教多样性结构及其适应社会过程中的动态平衡、失衡、重建的规律，並涉及文化圈之间的关系。如俄国学者克拉斯尼科夫就著有《宗教生态学》（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9年10期）。中国宗教学学者从中国的历史与实际出发，用宗教生态学的眼光，考察中国宗教适应社会的多层次性和动态适应的复杂多变性，以便更好地推动宗教关系的和谐，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促进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建设。我写了《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中国民族报，2006年5月16日）和《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收入《民族宗教学导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6月）。陈晓毅著《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宗教生态论的探讨引起政界学界越来越大的关注，因为它关涉到文化建设的战略思考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马克思强调环境（包括物质实在与社会存在）改变人并决定精神文化，同时又认为人能改变环境，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马克思论费尔巴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概论》一书中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用相互作用和生成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宇宙、社会和文化，这其实就是生态学的哲学理论基础，生态学只是把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于考察某种系统中事物运动的内部与外部联系而已。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实际上就是社会生态论，把中国社会作为一个大生命体和大生态系统，以人的尊严、幸福和全面发展为中心，激发社会生命的活力，协调社会机体各部位之间的关系，在良性互动中实现社会大生命体的健康运行。落实在宗教领域，管理者就不能满足于分别去处理各种宗教问题，而要对中国宗教生态在宏观上有整体性的把握，对中国宗教生态的平衡、失衡与重建有长远的战略目标，以保证中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能长期协调，避免出现病态化趋势，使社会稳定又有朝气。

二、宗教生态论的特质和主要指向

特质

宗教生态论与宗教个案研究、宗教历史与现状研究不同，它的重心不在阐明各种宗教自身的状况与发展，它侧重在宗教关系及其态势的考察上。宗教生态论也与宗教本质论、要素论、功能论不同，它的任务不在揭示宗教的一般特征並归纳出它的社会作用，它关注的是生活中宗教系统的生成与变化，宗教系统与环境的关系，文化共同体生存的总体态势。它吸收西方文化圈理论的要素，又不为其既定模式所限，而着眼于大的文化共同体内诸多宗教与非宗教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它与宗教和谐论、宗教文化论有交叉，但又不重叠。它的特质在于把现实生活中相对独立的社群共同体（如民族、国家、地区）范围內的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看作是一种社会生命系统，內部有其结构层次，外部与大环境的社会文化系统相依互动，有调适也有矛盾，在内部不断更新和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中维持生存和发展的活力，宗教生态论就是研究宗教生命系统动态运行机制的理论，它把宗教看作活的文化，目的是促成宗教关系和谐。

宗教生态论重视自然环境与经济类型对宗教文化的影响

前苏联苏维埃学派提出“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认为前资本主义时期有三种经济文化类型：渔猎采集型，锄耕农收型，犂耕农业型。又提出“历史文化区域”的概念，它指向共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和长期交往、互相影响形成相似文化生活的人们居住区。我国老一辈学者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人类由于自然环境之不同而形成生活方式之不同，从而促成文化精神之不同，大致有三种类型：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学者张践认为，从历史上看，经济是影响民族宗教关系的重要维度（参看张践：《多元社会视角下的民族宗教关系》，见《民族宗教学导论》第三章）。这一看法肯定了宗教发育状况受经济发展水平与类型的影响，是有道理的。如：原始氏族宗教的自然崇拜、多神信仰与巫术活动，对应着渔猎经济时代的氏族社会特点和需要；古代民族国家宗教的政祭合一与高位神、职能神崇拜，对应着农牧经济时代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近代世界宗教的扩展与改革、民族国家宗教的转型，对应着工商经济的发达和市场经济的竞争；当代民族宗教的冲突与宗教民族主义影响力的提升，对应着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关系紧密而又矛盾空前增多的特征。从地理文化学的角度，还可以从自然环境的差异说明神灵与崇拜活动的多样性。如临近湖海江河的族群崇信海神水神，依山而居的族群虔信山神，以农耕生产为生的族群崇拜土地神和五谷神，商业发达地区的族群则喜供财神，如此等等。直到今天，自然环境对人们宗教信仰的直接影响仍然存在，例如东南沿海居民对妈祖海神的崇拜，青藏高原居民对雪山神的崇拜，仍在延续。不过，随着现代经济的普遍发展和宗教文化的广泛交流，宗教生态中自然地理的制约和原有经济类型的影响，日渐在減弱，成为次要的因素，而且多存在于各种原生型宗教文化区域。

宗教生态论视野下亚伯拉罕系宗教生态模式与印度系宗教生态模式

人类社会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区域多信仰多宗教的世界，宗教文化类型众多，丰富多彩，又在发展中不断分化、组合、更新、流播。从宗教生态论的角度看，它的生存模式是千差万别、变动不居的，又表现为交叉、重叠和大系统包含诸多小系统的复杂态势。宗教的分类，有进化论的分类，有地理学的分类，有语言学的分类，有神灵观的分类，有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分类，有文化变迁与传播学的分类，不一而足。宗教生态论的主要任务不是阐述世界各种宗教的历史与现状，而是研究世界宗教中有巨大影响的几种大系统的宗教文化生态模式，从而更好地把握世界宗教的宏观格局。

秦家懿、孔汉思在其合著的《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中文版，三联书店，1990年）一书中指出，世界有三大宗教河系。第一大宗教河系，源出于闪米特人，以先知预言为其特点，形成亚伯拉罕系统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第二大宗教河系，它源出于印度民族，以神秘主义为其特点。第三大宗教河系，源出于中国，其中心形象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神秘主义者，而是圣贤，这是一个哲人宗教。该书对三大宗教河系各自特点的概括未必准确，但从宗教史上概括出三大宗教河系，即规模宏大的三个宗教文化系统，望之有如天上银河系之壮伟，是有见地的，它们确实是世界诸多宗教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三大生态发展模式。我们需要先对这三种模式中的两种模式的特点做出新的说明。

亚伯拉罕系统宗教生存与发展模式可称之为一元分化式。三大教以亚伯拉罕（伊斯兰教称易卜拉欣）为共同先祖，以《旧约》为早期经典，先有犹太教，再分化出基督教而有《新约》，又分化出伊斯兰教而有《古兰经》，同出一源，在经典启示和先知代言上依次承接，有因有革，相续出新。犹太教与犹太民族对接，构成一族一教、同体互融的生态，从而保证了苦难流移中的犹太民族有精神支柱和身份认同，不致离散沉沦。基督教的出现和发展，则是适应了地区性多民族的罗马帝国的精神需要，同时基督教成为欧洲各民族的统一身份。由于欧洲文化的深度基督教化，在蛮族入侵和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各民族仍然是文化上的共同体。在近代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纷纷出现並逐步实行政教分离之后，基督教仍然是欧洲共同体和派生到美国、加拿大的民族国家的精神纽带和文化底色。随着西方帝国的殖民活动和在全世界的扩张，基督教进一步从文化上加强了向外的传播渗透，使它的生态空间扩大为跨越五大洲、四大洋的超型文化圈。仅就美国而言，其宗教生态模式可称为一元多教式。美国是移民社会，多民族必然多宗教，它又在法律上强调政教分离和保护信教自由，因此宗教文化表现为自由竞争，丰富多样。但这只是在政策层面上如此，在文化生态上却一直以基督新教为基础或底色，而后容纳其他各教，並非真正平等地对待所有宗教。美国主流社会有很深的“WASP”（白种的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情结，美国价值、美国政治与外交都浸润着基督新教精神。例如美国以上帝揀选的民族自居，要承担“拯救全人类”的责任，因此它要领导和称霸世界；美国的历届总统除一位是天主教徒外，余皆为基督新教徒，就职时要按着《圣经》宣誓；美元上印有“我们坚信上帝”字样，其“爱国誓词”也强调公民要效忠的美国“归上帝主宰”；它的社会道德以新教伦理为导向，认同勤俭致富、荣耀上帝；它的核心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及强烈的选民意识都根源于基督新教的个体意识（上帝爱每个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独立宣言》认为人权是“从上帝那里被赋予”的。美国的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只在局部范围生存，远不如基督教那样有全国性影响。在“9·11”事件发生以后，穆斯兰群体经常成为国家安全部门监控的对象。这就是美国宗教生态结构的现实特点。伊斯兰教一向与阿拉伯民族的社会髙度一体化，对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全方位全过程的影响。它既适应了阿拉伯民族在强盛时期统一帝国扩展实力和文化的需要，也能够在阿拉伯民族衰落和分裂时期维持精神家园的需要。它的生态空间随着与基督教较量的胜负而时大时小，但在中心区域是稳定的。当代阿拉伯世界中有些国家是世俗政权，但伊斯兰教仍具有国教地位，保持着主导文化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与社会环境之间出现种种生态失衡的状况，不得不进入它的转型期。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其崇拜的神灵是绝对唯一神，它至高无上，唯一无二，全知全能全善，不承认任何他神。由此之故，其原教旨主义必然唯我独尊、强烈排它。由于同而不和，三教内部必然不断分裂，形成教派互斗；外部必然不断对抗，造成宗教冲突。基督教分出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伊斯兰教分出逊尼派、什叶派和其他教派，彼此不可能重新联合。中世纪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教的“圣战”，当代基督教强势族群的强权主义与伊斯兰教弱势族群的宗教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以及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对斗，都说明亚伯拉罕系统的宗教文化生态是一元分化模式，彼此渐行渐远，存在着内部紧张的基因，在争斗中优胜劣汰，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常态的。根据钱穆的理论，亚伯拉罕系统的文化属于游牧商业文化大类，其特点是向外寻求，流动，进取，战斗，一曰空间扩展，二曰无限向前。因此其发展过程表现为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内外竞争激烈。在世界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髙度发展而成为地球村的形势下，在人类面临共同的生态、社会危机，却四分五裂的状态下，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作为世界主流文化重要部分的亚伯拉罕系统原有的宗教生态模式，越来越显现其陈旧和与国际社会生态健康化的不适应。主要是在贵斗哲学支配下的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流行，必然导致民族宗教激烈冲突，如不有效加以制止，将把人类引向灾难。因此，亚伯拉罕系统宗教生态必须作大的调整，关键是壮大开明派的力量，抑制极端主义，倡导贵和的理性的宗教温和主义，并使其主导宗教的发展方向，这是内部的决定性因素。同时，通过平等开放式的宗教间对话和强大进步舆论，从外部予以推动。

印度宗教生态模式可称为一元多神蝉变式。婆罗门教起源古老，以《吠陀》为经典，以梵天、毗湿努、湿婆为三大主神，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信仰梵我一如、业报轮回，与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舎、首陀罗）相结合，全方位覆盖了印度的社会文化。在一元宗教内部，则天、空、地三界诸神众多，各司其职，掌管人间万象万事。为适应时代的变化，婆罗门教也经历了后期犬陀和梵书时代、奥义书时代和经书时代的不同阶段，这是小蝉变。公元前五世纪以后，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兴起，主张慈悲为怀，众生平等，反对种姓制度，获得社会中下层的欢迎，甚至得到刹帝利阶层和国君的支持。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尊佛教为国教。印度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经历了数百年间婆罗门教与佛教的对抗，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耆那教和民间信仰的若干成分，演化为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再加上伊斯兰教的强势进入，逐渐将佛教挤出印度。印度教重新占据除了伊斯兰教社区以外的印度社会的精神世界。这是一次大蝉变。梵天、毗湿奴、湿婆成为三位一体的至上神，重视瑜珈的修行之道。印度教对于民间的多神崇拜很有包容性，能够同时容纳苦行主义与纵欲享乐，其种姓分别也有松动，小的蝉变时有发生。但它与印度民族文化结合较深，其教义的普世性较少，虽然信徒众多至今仍未超出民族的范围，非单没有成为世界性宗教，而且在外部与伊斯兰教和锡克教不断发生冲突，以至于上世纪中叶在英国殖民主义策动下，转信了伊斯兰教的原印度居民中心区，从印度分裂出去，建立了巴基斯坦国家，彼此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对抗，至今仍在延续。这是印度宗教生态的又一次大蝉变。按照梁漱溟的观点，西、中、印三种文化路向和根本精神不同，各有优劣。西方文化向前求进，中国文化调和持中，印度文化反身向后。印度文化确实长于冥思返观，追求神秘主义体验和内心解脱，所以内向炼养式和苦行式宗教发达，同时也锻炼了体悟思考能力，推动了哲学型宗教的繁荣，《奥义书》和佛经代表着直觉思维的最高水平。在印度社会文化大环境（主要是种姓制度和神灵的民族色彩鲜明）中，印度教最适宜生存延续，而佛教的普世性、平等观与社会的等级制、民族意识之间的紧张始终不能有效消除，于是它悄然退出印度，经过南北两条通路而走向世界。佛教在中国遇上儒家的仁和之道和道家的虚静之道，找到适宜的文化环境，于是蓬勃发展，形成佛教发展史上新的高峰期，跨出了它演为世界性宗教的关键一步。

中国宗教生态的多元通和模式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地区多宗教多信仰的国家，没有一神教的传统，却有多元文化和谐互动的深厚传统。从自然与经济生态来说，地理整体单元和农业为主、农牧互补，形成民族众多并内向会聚及边缘伸展。中国幅员辽阔、地理多样，因而有众多民族及其文化。但中原农业发达，文明先进，民族间的争斗、交往、迁徙，其主流指向中原，内聚力强大。同时中原文化不断向四周辐射，周边游牧民族入主或认同中原，又带动边疆进入中华版图。西部北部有高山沙漠，既是屏障又有陆路交通与境外连接。东部南部有大海形成海防，又可与世界海路相通。从民族生态上说：一方面民族与文化多样，另一方面多民族又内向融合，生成主体民族汉族，像磁铁把多民族吸引在它的周围，彼此共处，互相滲透，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种民族结构和生态，直接造成中华文化多元通和的成分结构和关系生态：中华文化在成分结构上有双层性，即数十个单元民族文化各有自己特色，同时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复合型中华民族，又有文化的主体性和共同性；在关系生态上以和谐、接近为主旋律、总趋势。从社会类型来说，中国在农业文明发达基础上把早期氏族血亲关系扩展为宗法关系，形成牢固的家族社会。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夫妇、父子、兄弟是基础关系，君臣是父子的扩大，朋友是兄弟的延伸。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与家族社会土壤里生长出亲情、乡情与群居智慧，追求和谐稳定，喜欢用家庭乡里的眼光看社会看世界，亲近土地和自然，产生出孔子、老子为代表的以儒家道家互补为主脉的中华思想文明，既重人文道德，又重自然本性，以中和之道为精神方向，逐步建设起中华信仰文化多元通和生态系统。

中华信仰文化多元通和模式的主要表现：第一，人文性与宗教性融通。人文理性引导宗教信仰，两者互为补充。孔子儒家仁礼之学和老子道家道德之学，本质上是人学，崇拜圣贤超过神灵，它们规定着中国各种宗教发展的主流路向，即神人一体，以善为教。从而避免了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和神学垄断，使宗教义理贴近现实生活，有益道德教化。而宗教又弥补了儒道两家缺少彼岸追求和神灵慰藉的不足。汉魏到近代，儒、佛、道三教鼎立是中华信仰的主体架构，其中儒为导向，佛、道辅翼，三家相得而益彰。第二，民间性与正统性互补。民间宗教与正统大教相别又相互流动，形成民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互动，不仅同时满足了上下阶层的信仰需求，而且在互动中保持着宗教的生命活力。民间宗教可分为民俗性宗教和组织化宗教。前者如家族之祭祖，农业牧业海事诸神及行业神崇拜，岁时节庆祭祀，人生礼仪，佛、道教影响下的宗教民俗，各种生活神（王母、财神、城隍、寿星、文昌、药王等），巫傩风尚，宗教性禁忌等。后者如白莲教、大乘教、八卦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三一教、天地会等。正统大教则有国家郊天宗庙社稷之祭礼，道教，佛教，和陆续传入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民间宗教吸收正统宗教的营养，正统宗教以民间宗教为基础。发展中彼此有竞争有磨擦，但又相互依存和转化。组织化民间宗教具有不稳定性，往往成为社会抗争力量的旗帜。第三，民族主体性与多元开放性统一。中华民族信仰文化有鲜明的民族主体性，表现为：其一，敬天法祖为全民尊奉並数千年不变的基础性信仰（不可脱离，但可兼信他教）；其二，以儒道互补为底色，以仁为体，以和为贵，以生为本，以德为上，追求福寿康宁的核心价值，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載物、刚健中正的民族精神，具有和而不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博大胸怀。因此它在文化上必然是开放的，易于接受外来宗教并使之中国化。佛教是请进来的，经过儒、道两家的洗礼，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进入主流文化。伊斯兰教传入后，与儒家礼教、理学相结合，成为中国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在传播过程中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用，出现曲折与冲突，但爱国守法的团体、人士和活动仍然被中国接纳，有正常生存空间，只是中国化的过程较为漫长。第四，通和性与多样性并存。在儒家“和而不同”和道家“有容乃大”思想引导下，不同宗教互相接近、彼此和谐而且会通，成为风气，历代王朝文化政策主流是三教和多教并奖，有的还举办三教会讲，使得信仰关系以和谐为主旋律，还出现二教或三教共信的“信仰混血”现象。百家异说可以殊途同归的观念深入人心，信仰的多样性被视为正常普遍现象而得到尊重，在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上则表现为“因俗而治”，“兴教安边”的路向。于是，中国宗教以其突出的多样性与和谐性而得到“宗教联合国”的称号。第五，连续性与阶段性共显。中国信仰文化生态在长期发展中有变化而无断裂，前后相续，有因有革，一直与古老文明源头活水血脉相连。传统的“尊天敬祖”长期不变。儒学的仁和之道、五常八德、天人一体等人学之理，古今不易。道家的尊道贵德、道法自然、重生尚柔等朴真之则，常驻常新。同时，不变又寓于变动之中，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上古是多神共生的氏族原始文化，尔后是尊天敬祖的三代宗法文化，再后是理性觉醒的春秋诸子文化，继后是学教并重的秦汉礼义文化，此后是时间最长的三教和多教繁荣的中古德性文化，最后是中西交汇的近代变革文化，目前中国文化仍处在变革之中。中华信仰文化生态的发展，如同百川汇集的长河，水量充沛，含质丰富，不断有新流进入，也常有弯道和险滩，那不过构成了一道道不同的风景线，而河水继续奔腾向前，流向人类文明的海洋。

三、宗教生态论拓宽和丰富了宗教学的理论体系

西方宗教学在130多年间发展出很多学派，形成很多分支学科。中国宗教学在30多年间也成长迅速，颇有自己的特色。从历史、理论、现状三大研究领域来综合分类，其一，有宗教史学，包括原始宗教史、各教宗教史、国别、民族或地区宗教史、世界宗教史；其二，有宗教学理论，包括宗教学原理、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传播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文化学、宗教哲学和民族宗教学；其三，有宗教现状研究，包括世界宗教现状、中国宗教现状、各国的宗教理论、法规与政策。中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世界宗教学已有成果的综合创新。宗教生态论是其中新兴的重要理论。它创造性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科学发展观，又补充了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文化学等学科的不足，也能使宗教史学和宗教现状的研究开出新的境界。

宗教生态论的宗教关系整体结构理论，弥补了宗教社会学家分别关注宗教与社会之间某些联系、某些功能（进化论、功能论、冲突论、补偿论等）的局限，而能从整体上全面研究某种社会大系统中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的复杂多层关系，把握其关系结构方式，这样人们对特定宗教的位置和作用会看得更加清楚。例如伊斯兰教在穆斯林国家社会文化系统中是贯彻社会上下的唯一的全民精神支柱和精神家园，也是它的政治文化，须臾不可或离；而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文化系统中则处于从属和局部的位置，与其他宗教是平等的，只在10个民族社会文化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又如中国五大宗教在政治上是平等的，而在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佛、道二教进入中华主体文化之中，具有全局影响，而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虽然教徒人数超过佛教道教，在中华文化仍处在边缘状态，只有局部影响。加上国际社会与文化生态的影响，天主教、基督教与中西关系相连，伊斯兰教与国内民族关系相连，具有佛、道教所无的特殊作用。不了解宗教关系整体结构，五大教的社会属性与作用就说不清楚。

宗教生态论的生命系统运行机制理论，用一种大生命观考察宗教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弥补了教别史、文化圈理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孤立考察某种宗教及其影响的缺陷，也避免了宗教哲学缺乏具体生动性的不足，而把宗教文化作为社会生命共同体，关注其生命系统的内在动力、循环、遗传、更新、调节、修复，及与外部环境交换质素、信息的运行机制。这样，宗教不仅呈现为动态的事物，而且是不断在进行新陈代谢的有生命活力的事物。宗教生态系统是立体化的多层次的生命系统，从世界宗教生态到地区宗教生态，再到国家民族宗教生态，再到地方或教别宗教生态，一直到教团和家庭，大系统隶属小系统，母系统派生子系统，层层叠叠，错综交叉，收缩扩张，起伏兴衰，既需要分别考究，又需要整合综论。例如东亚地区的宗教生态，以中国为腹地，形成儒学文化圈、佛教文化圈、道教文化圈的三重叠加的东亚模式，其辐射范围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波及东南亚各国。东亚宗教生态系统是在中华仁和精神引导下，通过文化的和平交流方式形成的，没有政治集团操控，不伴以战争掠夺流血。儒、佛、道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不断与东亚各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形成各自的特色。如儒学在朝鲜半岛发展出“性理之学”，在日本发展出“朱子学”、“阳明学”；佛教在朝鲜半岛发展出“五教九山”，在日本发展出“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在越南发展出“竹林禅派”、“莲宗”、“元绍禅派”；道教在朝鲜半岛出现了特色官署“昭格署”和特色道观“福源观”，在日本与天皇制有密切关联又影响了神道教的发展。近现代以来，在西方文化强劲冲击下，东亚文化圈衰弱破碎，儒学在中、日、越三国被边缘化，基督教传播神速。上世纪80年代以来，儒学在中国衰而复兴，在东南亚新加坡等国的影响有扩大之势。可见，宗教生态系统的兴衰变异，是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宗教生态论的文化生态圈与分布的识别方法，能够使人们对宗教的认知，不停留在抽象概念或现象描述上，而能把宗教历史、宗教理论、宗教现状结合起来，从系统论的视野和异同比较的角度识其多样性和类属，从而将世界宗教和中国宗教有机连贯起来，组成一幅彼此相通而又色颜各异的图式。世界上的宗教是多种类多层次的，看似无序杂多却有类属序列。已有的地理学分类、语言学分类、进化论分类、社会学分类、现象学分类似乎都不能恰当揭示人类宗教真实的生存状态。而文化生态圈的分类会使各种宗教的动态分布景象在我们头脑中清晰起来。从古至今，世界宗教的生灭、兴衰、变革一直在进行中。从目前相对稳定的宗教生态模式看，大致形成如下若干主要生态圈和分布：1、以欧洲和北美为腹地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文化生态圈，并延展到五大洲，以亚洲为新兴区；2、以阿拉伯半岛和阿拉伯民族国家为腹地的伊斯兰教文化生态圈，扩展到五大洲，与基督教文化生态圈多有重叠；3、以东亚和东南亚为腹地的佛教文化生态圈，在其他各洲均有数量不等的教徒；4、以印度为主区的印度教文化生态圈，在斯里兰卡和印巴有争议的克什米尔也有印度教群体，此外一批印度教徒随着移民而迁居欧美；5、以中国为主区的以儒道互补为底色的中华多元通和文化生态圈，它对周边国家尤其对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文化有一定影响；6、日本以神道教为底色的多教共存文化生态圈；7、与犹太民族相结合的犹太教文化生态圈，主区在以色列，而在美国和俄罗斯都有一定数量教民群体；8、欧、亚两洲北部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各族信仰的原生型宗教萨满教文化生态圈，虽不断有其他宗教进入，但萨满教在民俗文化中仍有深广的影响。

以上8种宗教生态模式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着世界宗教未来的走向。

四、宗教生态论与中国宗教生态建设

宗教生态论有益于中国社会主义者总结历史经验，确立今后中国宗教文化发展战略，引导宗教长期平稳地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促进社会和谐。

历史经验教训

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宗教生态多元通和模式，基本上适应了多民族多宗教的国情，与农业文明、家族社会形成和谐关系。这期间也有不适应发生，如南北朝至唐有“三武一宗灭佛”，清后期对伊斯兰教新教的镇压，主因是执政者宗教政策一时失当，造成政教关系短期紧张。不同文化之间的论争与张力，只要局限在理论范围而不激化为暴力冲突，有益于彰显各自特色与彼此借鉴，激发向前的活力，这是文明发展的规律。

民国以来，中国社会进入社会变革剧烈时期，进步力量与革命团体致力于民族独立解放事业，来不及细心研究宗教文化的调整与发展问题，在西方科学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影响下，对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宗教）进行猛烈冲击，批判与否定有余，转化与建设不足，出现“打倒孔家店”、“汉字落后过时”、“取代宗教”等“左”的文化口号与思潮。建国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文化上只强调“兴无灭资”，对中华传统文化虽有“批判地继承”的方针而不能落实；又受苏联“鸦片基石论”的影响，对宗教批判限制多，保护引导少，尤其视民间组织化宗教为“反动会道门”，民俗性宗教为“封建迷信”，不断予以扫荡；在“文革”期间则实行“消灭宗教”的极端主张，把宗教打入地下。由此，我国宗教文化优良传统出现断裂，宗教生态严重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化理论与政策（包括宗教理论与政策）回归唯物史观与理性温和的轨道，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弘扬中华文化，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进行综合创新。在宗教问题上抛弃“宗教残余论”、“宗教鸦片论”，提出“宗教适应论”、“宗教文化论”、“宗教和谐论”，于是宗教领域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在宗教生态问题上我们还缺少深入反思：历史上的多元通和模式如何评价？哪些原因造成了宗教生态的失衡？我们的失误在哪里？对这些问题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我国宗教生态失衡的表现和原因

表现：一是在现今合法五大宗教中，外来宗教的比重远大于中华传统信仰，道教佛教加在一起，亦不过半，而唯一土生土长的道教是五大宗教中群体最小的宗教；二是历史上主导诸宗教精神方向的儒学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妖魔化，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是负面的形象；三是民间信仰缺失，填补这一缺失最具活力的是尚未充分中国化的基督教，基督教以历史空前的过快速度在城乡增长（每年增约100万教徒），成为正式信徒最多的宗教，削弱了中国宗教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急剧地改变着中国宗教原有的结构版图；四是地上地下教群的二元存在，使统一的宗教生态破裂，处在灰色与黑色地带的宗教群体在病态中生存。

原因：一是当代主流社会人士放弃儒家温和的“神道设教”理念，趋向于战斗无神论的反宗教思想，视宗教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行动上致力于与宗教作斗争，从而压抑了温和的宗教，却不能有效阻止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教派流行；二是不重视传统民俗文化，反复不断扫除民间宗教与信仰，结果摧毁了多元通和宗教生态的基础，不仅使民众的信仰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淡化了多神崇拜心理，为以传教为信仰并擅长于基层分散传教的基督一神教扩张性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广大空间；三是主流社会对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在维护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认识不足，反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流衍深广，“文革”思维仍有影响，弘扬中华文化的力度不够，支撑不起中华文化复兴的大业；四是管理思想和体制不能与时俱新，用老观念老套路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于是宗教领域二元结构和灰色地带的问题久久不能解决。

宗教生态多元通和模式的重建

中国宗教多元通和模式是一种良性生态模式。它是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多样文化相依共荣在宗教关系上的表现，最有益于宗教自身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最有益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它也有益于一国两制与两岸文化和平交流。它还有益于推动宗教对话与世界和平。而宗教暗中发展，或一教坐大，或宗教关系紧张，或外部干扰不断，都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工作应有新的特色新的内涵。

多元通和，固本化外。——文化战略的思考。宗教结构的失衡、信仰基础的削弱和生存病态的存在，既然是长期所积，那么重建良性生态当然也非短期之功。在诸多建设中文化建设是软性的又是较难的，而文化建设中信仰文化重建更是无形的又是最难的，需要长期推动。文化之间的平衡只能靠文化的力量来实现，舍此，其他手段都不能成功。实行宗教政策与建设宗教生态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在法律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面前，各教一律平等；在建设宗教生态任务面前，要从民族发展全局利益出发，具有战略眼光、宏观目标，把保护民族性文化放在首位。从文化战略上考虑，我们的长远目标是8个字：多元通和，固本化外。“多元通和”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指导下全面开放各种爱国劝善的宗教，将其纳入社会管理视野并加以积极引导。多样性宗教之间一律平等，和谐互尊，还要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形成爱国守法、行善积德的文化联合体。“固本化外”要求加大中华传统信仰文化重建的力度，继承和发扬中和之道的优良传统，加快各种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步伐，使之如同佛教那样成为中国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引导宗教生态的重建。在历史上，引导多元宗教的思想是人文的儒学，其宗教观是温和的“神道设教”之说。在今天，引导多元宗教的思想是人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宗教观是温和的无神论。既坚持无神论，又尊重有神论，就是温和的无神论，它是新时期建设宗教多元通和生态的必要社会条件。它与儒学异在不保留天命鬼神的思想空间，同在不反宗教而能加以包容，并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它与以往的无神论同在都不承认神灵实在和灵魂不死，异在它承认宗教存在的必然性与长期性，不赞成与宗教为敌，而要给予尊重，与之合作。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强调以人为本、共同富裕、公平正义、互尊和谐，它是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文化的有机结合。在它的指引下，人文理性与科学理性是社会思潮的主流，社会文明得以日趋提升，宗教理性也将不断加强，宗教关系才能走向和谐。科学发展观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方略，也是宗教生态重建的路向。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把主导性与广泛性、先进性与多样性统一起来，建成能够满足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多种文化需求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进一步弘扬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促其实现当代转型，展现中华文化的崭新风貌和新时期文化的民族精神，发挥其融合不同文明的传统优势。要早日使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忠孝诚信礼义廉恥）和道家的道法自然、尊道贵德，重新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普遍伦理的基础，并不断辐射到宗教伦理；用儒家中和之道和道家柔和之道促使各种信仰中温和主义成为主潮流，推动宗教关系日益和谐。儒道互补是中华文化的底色和民族文化标识，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最强劲柔韧的精神纽带。今后也将如此。陈水扁台独势力执政时期，大力推行文化上的“去中国化”，使中华文化良性生态遭到一定破坏，两岸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感到痛心。我们要引以为戒，反其道而行之，共同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固本培元工作。

有效地推动天主教、基督教神学中国化的事业。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其原教旨主义认为“耶稣以外无拯救”，有强烈排它性，容易被西方霸权主义利用，成为对外扩张的助手。这样的基督教不适于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与多元通和宗教生态的需要，必须与儒、道思想相结合，不断地中国化，也就是不断地温和理性化，減弱其排它性，增强其包容性，减弱其洋教性，增强其中华性，才能使它成为中国和谐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异物。中国特色神学建设是基督教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关键。西方敌对势力谋图中国基督教化，我们的对策便是基督教中国化。这是保持宗教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与对外开放性相统一的唯一可行之路。老一辈爱国基督教神学家早已在做神学中国化的工作，并推出一系列理论成果。如赵紫宸的伦理神学，吴雷川的折中神学，谢扶雅的辩证神学，吴耀宗的实践神学，丁光训的博爱神学，陈泽民的和好神学，汪维藩的生生神学，都贯穿着孔子老子的仁爱中和之道。这一事业尚后继乏人，要大力组织和培育年轻开放而有中华文化素养的基督教学术队伍，他们将肩负起使基督教真正融入中国社会的重任。

有序地开放中国民间宗教。中国民间宗教有深厚久远的传统，历来占据中国宗教市场的最大份额。其历史特点：一是多神崇拜，二是神学粗杂，三是融入民俗，四是地方差异，五是边缘存在。其中有独立组织的民间宗教往往家族传承，有流动性、不稳定性；民俗化的民间宗教（习称民间信仰）则多与村社家族相结合，成为一种民俗文化生活。民间宗教是民间社会的精神依托和稳定要素，也是儒、佛、道三教成长和回归的土壤。它也存在着低俗诡异、妨碍科学的缺陷，有被利用来骗钱害人、煽惑谣言混乱的负面作用，所以需要正确引导和依法管理。目前民间宗教正在自发重建中，社会管理者要视其为正常文化现象，给予合法生存空间，纳入社会生活运行轨道。台湾地区的经验证明，发达的民间宗教与信仰，对于形成中外宗教关系的动态平衡，有巨大作用。多年来天主教与基督教不足百万信徒，非但未出现过快发展，而且信众数量有下降的趋势。有些少数民族地区不以信仰世界三大宗教为主，而有自己传统民间宗教，如北方萨满教，南方麽教、师公教、毕摩教、东巴教等，该地民众要求与信仰五大宗教同样的合法信仰权利。因此，开放民间宗教，是消除信仰歧视、实现信仰自由的重要体现，也是重建多元通和宗教生态信仰基础的重要步骤。

克服佛教道教“上层化”、“商业化”倾向，发扬其仁慈天下、爱国尚德、中道不偏、平等互尊的精神，促其更好地面向民间、服务大众，涵养生命、生发智慧，向着道德宗教、文化宗教的方向发展，那么佛道二教便可为发挥传统的文化优势，为宗教生态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伊斯兰教在十个信教民族的精神生活里居主导地位，其宗教生态建设的主要任务，一是抑制宗教极端主义，提倡宗教温和主义，实现宗教和睦；二是把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三者统一起来，牢固树立爱国意识、法律意识和民族团结意识；三是淡化教派意识，改铸“圣战”观念，发扬中国伊斯兰教忠厚教人、和平化世的精神，实现教内团结。

宗教生态论将使中国社会主义者获得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整体观、动态观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努力创建多元通和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使各种宗教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各得其所，各尽其职，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和谐发展服务，进而为改善世界的宗教生态、推动文明对话尽一份力量。

2011年8月13日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