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老子超越普通人形而下的目光局限，从形而上的超越高度体悟宇宙的本体、本原、奥秘及其与世间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为后人留下了超凡脱俗的洞见和智慧。此后，《道德经》的注家如云，但纵观形形色色的各种文本，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各色文本，真正理解“道”者并不多见，而误解者则比比皆是。许多注家热衷于《道德经》的文字校勘训诂，并不关心“道”究竟是什么。对“道”的误解和曲解五花八门，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意无意忽视了“道”作为万物之母的形而上超越性，或对“道”只做形而下的理解。老子对此早有预料，所以在五千言成文之时就预言“知我者希”。
受近代西方思想的影响，许多国人将“道”简单理解为事物运行的自然规律，甚至将《道德经》称为自然辩证法的经典之作。《道德经》中确实谈到“道”的规律性方面的特性，如自然无为、物极必反、相辅相成等。但这些只是“道”作为“天地万物之母”的一些属性，并不独立存在，更不能取代作为其主体的形而上之“道”。如果将“道”仅仅理解为规律，无异于盲人摸象，将“道”的某个特性当做其全部，并对“道”产生曲解。
有一种认识是将“道”仅仅理解为人生的准则和规范。《道德经》中确实谈到“圣人之道”或“善为道者”之“道”，但这些圣人或善为道者之“道”都效法于超越的大道，是“道”在人世间的体现或延伸。因此，将“道”仅仅理解为人生准则或典范同样是以偏概全。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道德经》中的“道”就是无，而无就是什么都没有，因此我们想把“道”理解成什么，它就是什么。当代著名哲学家陈鼓应则干脆把《道德经》中的“道”分为多种形式加以理解，他认为，“老子书上所有的‘道’字，符号形式虽然是同一的，但在不同章句的文字脉络中，却具有不同的意涵；有些地方，‘道’是指形而上的实存者；有些地方，‘道’是指一种规律；有些地方，‘道’是指人生的一种规则、指标、或典范。”诚然，《道德经》中看似有这几个方面的论述，但都是作为“道”的不同特性或层面展开的，“道”并不因此而“具有不同的意涵”，仍是浑然一体。如果说“道”因为有不同层面的表现就成为不同的事物，那就犹如说某人因有喜怒哀乐而变成喜人、怒人、哀人、乐人等几个不同的人。
在《道德经》文本校勘训诂方面尚颇有建树的陈先生为何对“道”会有这样的认识？原因在于他先决性地从根本上否定了老子所说的“道”的存在。他声称：“‘道’的问题，事实上只是一个虚拟的问题。‘道’所具有的种种特性和作用，都是老子所预设的。”“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道’只是概念上的存在而已。‘道’所具有的一切特性的描写，都是老子所预设的。老子说的预设的‘道’，若从常识的观点来看，也许会认为它是没有意义的。……它（道）只是一项预设，一种愿望，藉以安排与解决人生的种种问题。”换言之，老子出于“安排与解决人生的种种问题”的“一种愿望”，杜撰了“道”这样一个不真实的概念。这种对“道”的认识，令人不禁想起“闻道”而“大笑之”的“下士”。
在陈先生那里，作为《道德经》主题的“道”被否定，“道”的各种特性和展现就因失去主体从而成为相互之间独立并行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陈先生眼中能看到的是几种各不相同的“道”。这样的认识完全排除了老子原意理解的“道”。
陈先生否定“道”的存在，所举出的唯一根据是，“例如说‘道’是‘惟恍惟惚’的，是‘独立而不改’的，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这一切都是非经验的语句，都是外在的世界无法验证的。”原来，陈先生否定“道”，根据的是早已千孔百疮的实证主义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凡是不能以可观察的经验或证据验证其存在的事物，都是不存在或无意义的。如果此理论成立，则不仅“道”不存在，而且大量建立在假设、推理基础上的科学理论都不成立，许多人类公认的事物以及诸如哲学、社科、人文等依据抽象思维建立的学科都因不能被观察验证而应当被否定，人类只能将自己禁闭在现有可验证的有限认识框架之内，不得有所超越和发展。此外，如果逆向运用该理论，陈先生否定“道”的存在又有何证据或经验验证呢？陈先生等人据以否定“道”的科学实证主义貌似科学，实则违背科学和理智。
如果作为《道德经》基石的“道”纯属臆造，并不真实存在，就否定了以“道”和《道德经》为基石的道教。同样，按照陈先生科学实证主义的逻辑，像“道”这样没有任何迷信色彩的超然存在尚不能见容，儒、佛二教的“天”、“佛”就更不能见容。这样，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儒释道的核心和灵魂都被否定，其超越性和神圣性也随之丧失，剩下的只有物质躯壳。这正是今人所谓中华文化的现状。
像陈先生这种观点继承了上世纪初叶“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国学权威的观点思潮。正是这场盲目接受西方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运动，毁坏了传统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中最具价值意义的精神超越核心。如果不能对那场科学主义思潮有深刻的认识、反思和清理，复兴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就是一句空话。
（作者系浙江大学全球化文明研究中心理事会主任）
（来源：2013年7月16日《中国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