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优势作出裁决，允许封闭持股的营利性公司（而不是非营利的教会）可以以宗教信仰为由不适用法律规定的强制令，也就是雇主可以因自己的宗教信仰反避孕、反流产（保守派基督徒的信仰），而拒绝给雇员购买国家规定的医疗保险中所包含的避孕药。

这似乎给闹腾了两年多的Burwell诉Hobby Lobby案（案件的主人公Sylvia Burwell是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Hobby Lobby是股权由创始人大卫·格林一家封闭持有的工艺品公司）画上了句号。这一判决似乎再次证实：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是宗教的自由王国。当国家法律与宗教信仰发生矛盾时，即使提起诉讼者是堂堂的美国卫生部，法律也需让步。

可是，悖论接踵而至，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在哪里？更为重要的是，只是因为公司的创始人是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反对堕胎，因此，在其公司工作的妇女就无法完全享受国家法律规定的医疗保险。这就引发了妇女的选择问题：作为妇女，要么与雇主信仰相同，要么自己承担公司去除的医保项目，要么远离该公司。无论哪种情况，都谈不上对相对弱势的女性雇员信仰自由的尊重。在这个拥有500多家分店、两万多雇员的公司里，非福音派的基督徒（不仅是女性）一定会感到压抑甚至被歧视，更遑论其他宗教信仰者或者无神论者了。以此类推，在自由派基督徒开办的公司里面，是否允许歧视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犹太教徒开办的公司呢？穆斯林雇主又该如何？

因此，这个动辄对别国挥舞起“人权”大棒，谴责别国宗教自由状况的国家，确实需要审视一下自身了。不过，稍微回顾一下基督教的历史，就不难理解这一状况。因为，虽然在创教最初的300多年时间内，基督教屡受罗马帝国的“逼迫”，但随着313年《米兰敕令》的颁布，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官方宗教后，325年至787年的7次大公会，实际上都是主流教派对“异端”的清算和迫害。后来，基督教还以战争方式（如“十字军”东征）解决与“异教”的争执，用“异端裁判所”解决教派争端。新教出现后，甚至爆发了残酷的教派间战争，欧洲各主要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政教之间犬牙交错，神权与世俗政权一方面相互渗透、互为支持，另一方面又相互分裂、互为挑战。因此，有了“丕平赠礼”、“奥托加冕”、“阿维农之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后来，一批不堪忍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逃到了新大陆，倾力建立了一个“政教分离”的新国家——美国。但是，基督教一神信仰的排他性、一千多年的传统等，使得新建立的国家不可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

当然，也必须看到美国人为了宗教自由而战斗的热情。就此案而言，已成为美国各大报刊追踪报道和民众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一方面，基督教保守人士对判决结果欢呼雀跃；另一方面，自由派的教会人士尤其是妇女，则对此口诛笔伐。事情甚至闹到了参议院，来自华盛顿的参议院女议员帕迪·穆睿就牵头提出了推翻该裁决的议案，虽然这一议案在7月16日的参议院会议上，因没有获得法定的60票的支持，以56：43的结果败北，但是，她们发誓会战斗到底。

可见，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经济基础雄厚的美国，即使在同一宗教内部，宗教自由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要真正实现并非易事。所以，任何人或者国家都没有理由用单一的标准去评价甚至批评、指责别国的宗教状况。跨越了国界的干涉，往往是非常简单、武断，很可能是无益甚至有害的。

（来源：2014年7月29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