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初，恐怖分子袭击巴黎《查理周刊》杂志社。这是近期继伊斯兰国后又一起跟伊斯兰教相关的恐怖案例。恐怖发生的由头是《查理周刊》刊登诋毁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漫画。法国对恐怖主义的直接反应则是捍卫出版自由。然而，在争论背后，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恐怖主义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又如何克服恐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自“9·11”事件以来，恐怖主义已经被列为全球时代的一大威胁。而且，在所谓“第四波恐怖主义”的讨论中，宗教被视为一个主要促因。这跟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宗教复兴的背景相关。伊斯兰教则在频繁的媒体曝光效应下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国际学界对宗教相关的恐怖主义有很多解释，例如宗教民族主义对抗世俗民族主义、全球反叛等。笔者曾指出，此类恐怖主义发生的一个宗教基础在于原教旨主义，包括其克里斯马领袖、威权组织、末世论等特征。宗教刺激恐怖主义的发展，并为其提供组织网络和意识形态。用诺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话说，暴力反映了一种“身份的迷幻”。

然而，恐怖主义说到底是一种政治行为，其发生源自背后的社会机制和国际体系。恐怖主义的发生体现了常规政治的失效。其产生原因在于全球化和现代化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和国际制度的不平衡。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很不幸地成为这几大矛盾交织的焦点。宗教被恐怖主义所利用，也即导致了宗教的异化和极端化。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恐怖主义在不同的宗教传统中都有所体现，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佛教等，而非只跟伊斯兰教有关。

我们可以将恐怖主义理解为一种全球-后现代语境中的风险。贫穷是挫折和愤怒产生的原因，也为暴力提供人力资源。跨国通讯和人口流动为其提供便利。当宣泄成为一种习惯，并被用作制造社会效应的政治手段，这便演化为一种干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机制性风险。

全球反恐战争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失败，反映了单纯军事手段的无效。从“阿拉伯之春”到伊斯兰国的兴起，说明民主并不是医治一切问题的万能药。恐怖主义从中东蔓延到欧洲，更体现了问题的国际化和复杂化。恐怖主义仿佛成为全球时代的一个梦魇。

然而，恐怖主义真的是无可避免的吗？梦魇是一时难以消除的，风险则可以被有效治理。

西方社会的问题在于习惯性将伊斯兰教与西方、宗教与世俗主义、宗教保守主义与自由民主等问题对立起来，并在媒体的效应下将问题扩大化。文明冲突之类的论调就是如此产生的。在此背景下，哥伦比亚大学的斯提潘等人则提出“双重宽容”的问题。相对于流行的文明对话命题，其更重要含义在于宗教与政治、宗教与世俗主义间的互动。

有效治理的关键则是具体问题具体处理。文化多元主义被视作欧洲的一个主要传统。当穆斯林作为欧洲社会最大的少数派已经是事实，各国就有必要建立有效的机制推动其与当地社会的融合，移民和警察部门也需要做好相关的安全保障措施。另外，出版自由作为普世价值固然要维护，但也有权宜行事的维度。特别是面对伊斯兰教这样的敏感问题，宗教的神圣性也有必要得到足够的尊重。

在这场恐怖袭击中，受伤的不只是法国人，也包括伊斯兰教。

（作者系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

（来源：2015年1月12日《环球时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