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二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穆斯林妇女问题的研究开始升温，对穆斯林妇女着装方式、尤其是头巾问题的讨论成为热点。学者们主要围绕着穆斯林妇女为何要披戴头巾、头巾的文化价值与意义、头巾引发的宗教、族群和国际政治问题等展开讨论。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对头巾问题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加强穆斯林妇女着装规范问题的研究务必要把握两大原则：重视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尊重妇女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关键词]：穆斯林妇女；头巾；社会性别
随着国际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的关注，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穆斯林妇女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升温，对穆斯林妇女的着装方式、尤其是头巾问题的讨论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在本文中，“头巾”只是对穆斯林妇女着装方式的一种泛指，也是对头部服饰的统称。[1]虽然伊斯兰教对于男性的着装也有严格要求，但穆斯林妇女的穿着打扮却总是更能引出话题。通过对1990年以来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包括硕士、博士论文)进行梳理，笔者发现，国内学界主要是围绕着穆斯林妇女为何要披戴头巾、头巾的文化价值与意义、头巾引发的宗教、族群和国际政治冲突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在是否支持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一、研究的基本情况
国内学界关于头巾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直接以“头巾”为题的专著，只有一些以“头巾”为题的论文，但有大量关于头巾的论述散见于各种学科和主题的专著或论文，如《中国清真女寺史》[2]、《现代中东妇女问题》[3]、《“习以为常”之蔽——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4]等专著中都有专门章节讨论头巾问题。
如果仅就头巾问题来看，以国外穆斯林妇女为对象的研究则占多数。其中，欧洲各国近年来由于接连不断的头巾事件引发激烈争论而备受关注。在此之前，比较受关注的是中东的伊朗、土耳其和埃及等国。因为这几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伊斯兰复兴运动对全世界穆斯林女性的着装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国内穆斯林妇女的研究总体上并不发达，在研究对象上也严重失衡，这主要体现在大多数研究都是以回族妇女为对象，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族群穆斯林妇女的研究较少。与此相应，目前学界对回族、维吾尔族妇女服饰问题的关注较多，但总体上这些论文还是停留在现象描述和事实整理上，少数进行文化比较的文章也显得简单且缺少深度。
从研究方法上看，多数研究都采用的是二手资料，包括新闻媒体的报道、历史文献或他人文章，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利用二手资料的研究中，能够阅读和采纳研究对象母语进行研究的更是稀少，多数学者都只能利用英文资料。即使研究的是阿拉伯国家的妇女，学者们也几乎不能利用阿拉伯语文献，而只能利用英文文献，直接获取一手资料的例子不多，但已经有些研究在这方面做出了值得肯定的努力，如硕士论文《喀什地区维吾尔族妇女戴头巾习俗的民族学调查》[5]、《盖头姑娘的信仰生活与穆斯林认同》[6]。尤其是后者，作者利用自己也是一名“盖头姑娘”的身份，开展深度访谈、跟踪调查。
二、主要观点
从内容上看，国内现有的对“头巾”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穆斯林女性为何佩戴头巾、头巾的历史演变和文化意涵、政府干预戴“头巾”引发的各种问题这几个方面展开。
(一)对穆斯林妇女为何佩戴头巾的解释
在穆斯林妇女为何佩戴头巾的问题上，大多数研究都首先肯定来自伊斯兰教的规定，并且都引用了《古兰经》。[7]但在解释伊斯兰教为何有此规定的原因时，学者们的侧重点和理解各有不同。赵克仁和金飞岳等认为，伊斯兰教要求信女们戴面纱主要是出于保护的目的，既保护妇女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也保护妇女不受男性侵犯。[8]范若兰则认为，此规定的实际目的是要通过对妇女的隔离来保证父系血缘的纯正，是伊斯兰教性别隔离的重要措施之一；同时，要求妇女穿面纱的目的不仅是要保护妇女，而且要保护男人免受美色诱惑。[9]王艳和黑志燕则强调，伊斯兰教法要求穆斯林必须具备自己的个性特点，行为和外观应与不信仰者区别开来，不应穿着与不信仰真主者类似的衣服。[10]总之，学者们普遍同意，穆斯林妇女披戴头巾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重要标志，已经成为穆斯林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组成部分。
除了头巾本身的保暖防寒等物质性功能和表达宗教信仰的象征功能之外，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它的其他功能。赛里迈·桂莉梅认为盖头的深层文化含义包括：规范行为，传承文化；亲属乱伦禁忌[11]；体现朴素的女性贞节观。她指出，如今回族妇女佩戴的盖头的现象日益普遍，盖头日益精美，也起到了美化生活、装饰自我的功用。[12]赵克仁连续发表文章阐明穆斯林妇女面纱的文化价值，指出面纱蕴涵着穆斯林的政治价值趋向，是穆斯林妇女抗议西方文化扩张和霸权的政治武器；面纱中包含着穆斯林的审美观，可以给妇女带来心理上的愉悦和轻松；另外还体现了伊斯兰教人人平等的观念。[13]
(二)对头巾为何会成为热点话题的分析
世界上任何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服饰习惯，也都会借助服饰来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但为何穆斯林妇女的头巾会比其它族群服饰更吸引世人的眼球呢?对此学者们各抒己见，下面仅举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例如，刘劲松认为，戴面纱并非简单的女性着装、风俗习惯或宗教服饰问题，而与当前全球范围内伊斯兰问题的升温直接相关，涉及到一些国家的政教关系和宗教政策。[14]在法、德、荷兰、新加坡、土耳其、美国等国家，穆斯林妇女的面纱牵涉到人权、宗教、民族、移民、教育、妇女权益等诸多领域，已演变成为复杂敏感的政治问题。又如，郭灵凤把头巾问题当作是观察和理解欧洲穆斯林融合问题的复杂性的极佳切入点。她指出，长期以来，学校、教会和军队被认为是培养社会认同的重要机构，头巾事件挑战了这一欧洲主流社会价值观，欧洲公众感到，穆斯林更尊重伊斯兰信仰，拒绝认同客居国的价值观。头巾事件折射出法国公众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惧，人们忧虑身处欧洲的穆斯林移民团体未来的走向，忧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潜在的对法国国家认同的破坏性。因此，“戴头巾不再是一个关于遵守公共社会准则还是尊重个人宗教自由的问题；而是认同欧洲主流社会价值还是认同穆斯林社团价值的一种抉择。”[15]再如，王艳强调，佩戴头巾面纱是处于非主流地位的伊斯兰族群为维护自身宗教文化特性而做出的本能反应，而在西方主流社会看来，这是与其奉行世俗、共和、平等的理念相违背的，再加上历史上对伊斯兰宗教文化缺乏好感，才导致了矛盾冲突的出现和升级。”“女性的身体除了表达一个族群对自己文化、宗教特性的坚持和遵守之外，也成为其表达对外来力量反抗的工具和媒介。”[16]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作者直接针对的都是西方国家被边缘化的穆斯林移民群体，虽然每个国家的穆斯林群体都有其特殊性，且这些移民群体也显然不同于身处伊斯兰国家、身为主流社会的穆斯林群体，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整个伊斯兰文明和穆斯林群体在国际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境况。范若兰就提出，面纱是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发生冲突的最有象征意义的标志，面纱体现了“西方-伊斯兰教”、“强-弱”、“文明-野蛮”和“男-女”等权力结构，“不论是将面纱作为文明与野蛮的标志，还是保卫伊斯兰的武器，都反映了性别、不同文明和不平等国际秩序的冲突”。[17]
(三)对政府限制穆斯林妇女着装方式的态度
穆斯林妇女的头巾之所以成为热点话题，实际上是与国家政府出台的强制措施分不开的，不管政府是强迫女性在公共场合戴头巾还是不戴头巾，总会引发有关个人自由、社会性别平等、身份认同、政教分离原则、现代化与保守主义等问题的激烈争论。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国家政府是否应当限制穆斯林妇女披戴头巾的态度存在着一定分歧。
一方面，在《中国穆斯林》杂志上刊发的多篇文章都支持穆斯林妇女要披戴头巾的观点，其中态度最鲜明的要数《从穆斯林妇女的服饰看伊斯兰社会的文明》一文。两位作者认为，“伊斯兰教对穆斯林妇女服饰要求则更为严格、详尽……并以此作为与非穆斯林女子区别的标志，所以对于穆斯林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件可为或可不为的事，而是一项主命，是属于伊斯兰社会道德与法律的范畴，每个穆斯林必须遵行。”[18]赵克仁则指出，穆斯林妇女重戴面纱，表面上看是一种复古和倒退，实则是对西方文化过度扩张和文化霸权的抗拒，西方国家应当给喜欢戴面纱的穆斯林妇女一点自由的空间。[19]
另一方面，国内学术界把头巾视为“落后”标志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在一些文章作者的心目中，头巾和面纱等同于“封闭”、“落后”，只有“掀开”、“揭开”才能使妇女获得解放或新生。最能说明当前公众对穆斯林群体的这种刻板印象的还要数《对新疆库车县维吾尔族妇女戴面纱问题的调查和思考》[20]一文中的措辞，文中多处用到了“死灰复燃”、“宗教陋习”、“彻底根治”之类的字眼。虽然该文试图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上对南疆地区维吾尔族妇女戴面纱现象做科学调查，但由于作者的身份(集中整治工作组成员)及其先入为主的偏见，他并没有真正回答为什么戴面纱妇女以青年人居多、出现了一些非传统的戴法、整治工作未能真正见效这样的问题。
较为客观地评价欧洲各国政府的头巾禁令的作品是《从“头巾法案”等看政教分离原则与宗教平等权的意义》，作者以2004年法国国民大会通过的“头巾法案”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两个案例为例，指出其立法依据和司法判决的主要理由是宗教平等权和现代国家普遍奉行的政教分离原则。作者认为，政教分离原则最好地体现了宗教信仰自由的理念，但这一原则主要适用于现代国家，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和宗教平等权理念是保证宗教信仰自由的最有效的法律途径。[21]另一位学者则提醒，通过立法手段禁戴面纱的负作用不小，况且有关立法只能规范公立学院和公务人员，对私立学校和民间行为无能为力，治标难治本。鉴于面纱问题的复杂性，各国政府应当“清醒认识，审慎处置”。[22]
不管是将头巾当成“落后”的标志，还是当成“文明”的标志，它们遵循的都是同样的逻辑，即都区分了文明的“高低贵贱”，有发展成为族群中心主义的危险；不管是民族主义者强迫妇女摘下面纱，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强迫妇女戴上面纱，这两种做法实际上如出一辙，都是占据强势地位的穆斯林男性主导话语权，决定处于弱势地位的穆斯林妇女的行为和穿着。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学者开始反对上述两种貌似对立、实则一致的观点，她们站在社会性别平等的立场，更多地倾听穆斯林妇女的声音，从而大大丰富了对头巾问题的认识。刘丽荣在《德国一体化困境中的原教旨主义问题》[23]中认为，强制“戴头巾”和禁止“戴头巾”同样都是带有压迫性的、反人道的强制性行为。德国头巾禁令的出台说明了德国社会对一体化的理解：一体化不是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而是同化。这是一种把穆斯林边缘化的政策。刘丽荣强调，在多元社会中，一体化的基础是各种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相互容忍、相互信任与和谐共存，社会的一体化不是用同化或强制性的暴力手段所能实现的。
对于伊斯兰复兴运动是否降低了妇女地位，迟滞女权运动的发展，学者们有不同看法。喻选锋认为，伊朗妇女地位的变化是与伊朗的伊斯兰传统势力与现代派的斗争形势密切关联的。现代化的发展必然对伊朗传统的伊斯兰教法规形成巨大的冲击。[24]李艳枝则明确反对这一观点，相反，她认为，尽管头巾的恢复在世俗主义者看来是保守落后的标志，但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则是重建社会道德秩序的重要手段，是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妇女拥有戴头巾的权利，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自由、平等和自我选择，头巾的恢复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社会道德沦丧和全盘西化的无声抗议。[25]哈全安的研究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结论。他在《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中指出，伊斯兰化是霍梅尼时代伊朗社会的突出现象，其最直接体现就是关于妇女服饰的严格规定。但是，妇女服饰的强制规定不足以证明法基赫政府回归传统的复古倾向；与巴列维时代相比，在霍梅尼时代，更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走进学校，走向社会，日益增多的中下层妇女成为伊朗政治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哈全安认为，“现代伊斯兰主义貌似复古，旨在攻击教界传统理论及其所维护的传统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其实质在于挑战专制和倡导民主，是颇具革命倾向的宗教学说和政治理论。”[26]他还特别强调，现代化在政治层面的核心内容是民主化或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世俗化不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有内容或必要条件，教俗合一也不是传统政治模式的典型特征，强调世俗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同步倾向和必然联系，或者用世俗化的程度衡量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进而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和现代宗教政治的滥觞视作传统的回归抑或反现代化，是缺乏历史依据的。
如同世界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女性一样，我国穆斯林女性佩戴头巾的理由也多种多样，妇女的主体性正在日益显现，她们早已不再是缺乏思考能力、辨别能力而任人摆布的工具，恰恰相反，她们要借助头巾来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马燕在宁夏同心县某清真寺女校调查时发现学员都戴着盖头，穿着长袍，而且学员与教员对这种打扮的态度和选择是“非常自觉和理性的”。“在她们心目中，盖头是身份和信仰的象征，并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更不是一种不自愿的限制和束缚。”[27]黑志燕对约40名在北京学习或工作的戴盖头女大学生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认为盖头在中国的复兴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结果之一，部分穆斯林女大学生戴上盖头是中国伊斯兰教具有现代性的表现，也是中国穆斯林适应现代化社会的一种表现。穆斯林女大学生自愿选择披戴头巾，以此作为表达其现代性、自由民主权利的一种方式。[28]她同时指出，由于缺乏文化理解和文化包容，中国社会里的信教群体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信仰，盖头姑娘们一直遭受着各种隐形的或公开的歧视。与上述强调宗教身份的自主选择的观点不同，阿尼克孜·努尔麦麦提在喀什地区的民族学调查发现，头巾作为维吾尔族女性传统民族服饰的一部分，不仅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也受到萨满教、袄教等其他多种宗教的影响。喀什市大多数穿戴头巾的女性最重视的是“美”，而不是要符合伊斯兰教的服饰要求，喀什地区维吾尔族妇女的头巾穿戴呈现出民族性占主导，宗教性趋于淡化的趋势。[29]
三、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国内目前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尤其是一批女学者、年轻学者的出现十分令人欣喜。不过，与国外相比，国内的头巾问题研究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任何先入之见或刻板印象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事实的解读，这就需要学者们摆脱空洞的理论说教，学会用数据和事实说话。当然，我们在收集和运用资料数据时也必须讲究科学方法。就如前文提到过的《对新疆库车县维吾尔族妇女戴面纱问题的调查和思考》一文，虽然作者认为自己“克服了与村民分属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及语言心理等各种障碍[30]，可以更深入地从多个侧面来了解这两个村戴面纱的维吾尔族妇女”[31]，但由于他是以集中整治工作组成员的公开身份出现，其调查结果无法令人信服。再如《面纱·身体·伊斯兰教》一文的副标题是“由法国‘罩袍禁令’引发的思考”，但文中用来佐证的重要访谈案例却来自美国费城。其他学者早已指出，欧洲国家的情况与由移民组成的美国的情况非常不同，甚至在欧洲，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穆斯林社会，没有一个共同的对欧洲穆斯林公民的理解。[32]目前，对穆斯林社会尤其是穆斯林妇女的研究已经成为热点，而只要是研究穆斯林妇女问题，通常就会涉及到头巾问题。笔者认为，要想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必须把握两大原则：一是要充分重视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避免简单化和理想化；二是要充分尊重妇女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避免重复男权主义的论调。
首先，研究者既要看到西方国家的差异，也要重视伊斯兰世界内部的文化多样性，不能简单地把东方和西方、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对立起来。在所谓的西方国家当中，欧洲与美国在历史、文化与人口构成上都截然不同，欧洲各国的穆斯林移民群体也各有特点，把法国的头巾禁令简单地当成所有西方国家对待头巾的态度就容易以偏概全。同理，即使是在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沙特、伊朗与土耳其和埃及非常不同，同属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对待头巾的态度也很不一样。如果我们无视现存事物的这种丰富性、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单一标准去强制人们的行为，就很容易引发冲突和矛盾。
其次，要高度重视头巾的多义性和女性群体的多元性。不同的人对头巾有不同的解读，它既可以是女性处于被压迫和从属地位的象征，也可以是女性解放自我、张扬个性与自由的旗帜。穆斯林妇女也绝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不同国家、不同阶级、不同学历、不同年龄的妇女对头巾都有不同的理解，她们选择戴头巾的理由也各式各样。[33]
最后，这两大原则要求研究者要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等方面都有所拓宽。目前的研究多数只是从宗教教义、历史演变或民族风俗等角度来解释穆斯林妇女与头巾的关系问题，将头巾与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相联系的研究并不多，头巾与个人权利(包括宗教信仰权利、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乃至性权利)的关系的讨论尚不深入。在方法上，多数研究依据的是二手文献和英文文献，直接依据一手资料开展的研究还比较少见，资料收集方法和资料收集过程也并不完全科学规范。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的研究过分集中在某几个国家或民族，事物的多样性没有能够得到充分体现。仅以对阿拉伯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或女权主义)的研究为例，目前研究者都把目光集中在伊朗、埃及和土耳其，而事实上，突尼斯和摩洛哥两国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成效更为显著，因为这两国明确承认阿拉伯妇女问题的特殊性，而不是坚持保守的传统观念。[34]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戴头巾现象增多的情况，然而，在不同地区，政府的态度及处理方式极为不同，这不免引起一些误解和不满，并存在着演化成为矛盾和冲突的危险。鉴于穆斯林妇女头巾问题在国内日渐显示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鉴于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重大分歧，笔者呼吁学术界尽快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就一些重大分歧展开深入的讨论和对话，扩大共识。在今后的研究中，建议开展更多针对具体国家、民族或不同女性群体的研究，避免大而化之的不当概括；开展更多基于一手资料和实地调查的研究，避免教条的、繁琐的空洞讨论；开展更多具有深刻理论洞见和理论原创性的研究，避免重复性的抄袭和对现象的简单描述。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边疆热点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对策研究”(项目号11&ZD059)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为行文简洁，本文以“头巾”一词取代对头部遮盖物的各种常用称呼，如“面纱”、“黑加布”、“盖头”等，有时也会将其含义扩大到泛指对穆斯林妇女的整体着装，如“长袍”、“罩袍”等，但也请读者注意到这些称呼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不同含义。
[2]水镜君、[英]玛丽亚·雅绍克：《中国清真女寺史》，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3]伍庆玲：《现代中东妇女问题》，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4]康敏：《“习以为常”之蔽——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5]阿尼克孜·努尔麦麦提：《喀什地区维吾尔族妇女戴头巾习俗的民族学调查》，新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6][28]黑志燕：《盖头姑娘的信仰生活与穆斯林认同》，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7]如《古兰经》第7章26节、第7章3l节和第24章31节。
[8]详参赵克仁：《穆斯林妇女面纱的价值取向透视》，《西亚非洲》，2006年第4期；金飞岳、白丽霞：《从穆斯林妇女的服饰看伊斯兰社会的文明》，《中国穆斯林》，2009年第4期。
[9]范若兰：《文明冲突中的面纱》，《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
[10]参见王艳：《面纱·身体·伊斯兰教——由法国“罩袍禁令”引发的思考》和黑志燕：《盖头姑娘的信仰生活与穆斯林认同》。
[11]笔者认为此点实属牵强，因为伊斯兰教并没有规定在男性至亲面前也要披戴面纱。
[12]赛里迈·桂莉梅：《回族妇女盖头文化浅谈》，《中国穆斯林》，1999第6期。
[13]参见赵克仁：《穆斯林妇女面纱的文化价值》，《中国穆斯林》，2005年第3期；《穆斯林妇女面纱的价值取向透视》，《西亚非洲》，2006年第4期。
[14][22]刘劲松：《面纱背后的政治》，《国际展望》，2004年第12期，第89页。
[15]郭灵凤：《欧洲穆斯林“头巾事件”：代际差异与社会融合》，《欧洲研究》，2010年第4期，第109页。
[16]王艳：《面纱·身体·伊斯兰教——由法国“罩袍禁令”引发的思考》，《中国穆斯林》，2012年第1期，第53页。
[17]范若兰：《文明冲突中的面纱》，《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38页。
[18]金飞岳、白丽霞：《从穆斯林妇女的服饰看伊斯兰社会的文明》，《中国穆斯林》，2009年第4期，第11页。
[19]赵克仁：《穆斯林妇女面纱的价值取向透视》，《西亚非洲》2006年第4期，第73页。
[20]祁若雄：《对新疆库车县维吾尔族妇女戴面纱问题的调查和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21]刘作翔：《从“头巾法案”等看政教分离原则与宗教平等权的意义》，《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第87页。
[23]刘丽荣：《德国一体化困境中的原教旨主义问题》，《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24]喻选锋：《摘除面纱的抗争——伊朗妇女社会地位的历史演变》，《妇女研究论丛》，1994年第3期。
[25]李艳枝：《试论土耳其伊斯兰复兴对女权运动的影响》，《西亚非洲》，2012年第5期，第136页。
[26]哈全安：《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第69页。
[27]马燕：《从清真女学的兴起谈回族妇女的文化自觉——以宁夏同心县城区女学为个案》，《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87页。
[29]阿尼克孜·努尔麦麦提：《喀什地区维吾尔族妇女戴头巾习俗的民族学调查》，新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第23页。
[30]笔者认为还应当加上“不同性别”这一重大障碍。
[31]祁若雄：《对新疆库车县维吾尔族妇女戴面纱问题的调查和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127页。
[32]参见郭灵凤：《欧洲穆斯林“头巾事件”：代际差异与社会融合》，《欧洲研究》，2010年第4期。
[33]范若兰在《重戴面纱的阿拉伯妇女》(《阿拉伯世界》，1991年第1期)一文中就揭示出阿拉伯妇女戴面纱的多种复杂心态。
[34]参见[黎]马苏德·达希尔：《论全球化时代的阿拉伯妇女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3期。令人遗憾的是，最近10年来，关于这一主题的论文仅有两篇。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3期）
（编辑：霍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