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信称义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在教会历史上得到不断论证和发扬。作为这一教义的主要提出者，使徒保罗旨在回应当时的宣教难题，即外邦人如何称义。但随着外邦基督徒开始在早期教会中占据主体，这一教义得到了新的发展。理解这一点，对理解早期基督教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称义在于相信基督

在大马士革途中归信耶稣基督之后，保罗奉差派为“外邦人的使徒”，基于其卓有成效的宣教，许多外邦人皈信了基督，成为外邦基督徒。对于外邦人皈信基督是否要遵行律法，犹太基督徒内部产生了巨大分歧。在公元51年的耶路撒冷会议上，使徒们达成协议，即外邦基督徒只需要禁戒偶像崇拜、奸淫与“勒死的牲畜和血”，无须领受割礼和遵行饮食律法。但在此之后，部分犹太基督徒仍然前去搅扰各地教会，要求外邦基督徒遵行割礼和律法。

正如瑞典学者施腾达尔（Krister Stendahl）所论，为了维护“福音的真理”和教会的合一，保罗提出了因信称义学说来回应“外邦人问题”，即外邦人称义是出于相信基督，还是出于遵行律法；基督的福音是否取消了律法的神圣性；外邦基督徒是否会取代犹太人在救赎历史中的特殊地位。

保罗以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为例，论证犹太人称义并不是出于遵行律法，而是出于相信上帝；割礼只是这一称义的记号，而律法更是在四百三十年之后才借由摩西颁布的。既然像犹太人一样，外邦人称义也仅仅在于相信上帝和基督，那么犹太基督徒就不能强迫外邦基督徒领受割礼或遵行律法，以之作为同桌吃饭的条件，甚或作为得蒙救赎的前提。保罗反对说，如果认为救赎源于割礼和律法，那就混淆了信心与事工、福音与律法的关系，以后者取代了前者，也同时取消了基督道成肉身的必要性。

律法的神圣性与民族性

外邦人相信基督就可以称义，这一观念开始冲击公元1世纪犹太人的自我理解。在持续的理论反思中，保罗论证说，虽然外邦人因着相信基督得以进入上帝的救赎计划，但犹太人在神圣盟约中的特殊地位没有被动摇或取代，其暂时的失脚只是为外邦人提供了难得的救赎契机。外邦人不能夸口信心，犹太人也不能夸口律法，二者都应该在基督里实现教会的合一。对此，莱特（N.T.Wright）评论说，保罗提出因信称义以解决外邦人问题，这其实是“教会合一理论”，从属于教会论，而不是救赎论。

施腾达尔的解释进路像“巴掌大的云彩”引发了20世纪下半叶的“保罗新观”运动，其间的争论迄今远未平息。依据死海古卷和拉比文献，美国学者桑德斯（E.P.Sanders）重新解释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提出了“恩约守法主义”（covenantal nomism），认为这一时期的犹太教重视恩典，不是僵硬呆板的律法主义。但这难以解释为何耶稣极力批评同时代的法利赛人谨守律法的条文，实际上却是“假冒为善”。

对此，邓雅各（James D.G.Dunn）认为，“律法事工”（指对割礼和饮食律法的遵行）这个短语是理解个中缘由的关键。领受割礼和遵行律法本来是犹太人对上帝之盟约的具体回应，但在第二圣殿时期逐渐被看作民族上的犹太人所独有的“身份记号”，成为区分犹太人与外邦人、犹太人各派别的核心标志，由此导致了民族中心主义和派别自义，把外邦人排除在恩典和应许之外。

律法具有神圣性，也具有民族性。而为了破除这种民族中心主义，保罗严格区分了信心与事工、福音与律法，并极力论证：所有人称义都仅仅在于听信福音，不在于是否遵行律法；外邦人相信基督就可以称义，而无须领受割礼和遵行律法，后者意味着变成犹太人；犹太基督徒可以继续遵行律法，但既不能以之作为自己称义的基础，更不能将之强加于外邦基督徒，作为其加入神圣盟约的前提。

因信称义的新发展

外邦人是犹太人对其他民族的贬义称呼，但借助因信称义，他们在神圣盟约中获得了与犹太人同等的地位，在基督教会中实现彼此合一。而当外邦基督徒在早期教会中占据主体之后，教会论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消解了，因信称义则开始被用以解决救赎论问题，特别是个体心灵在信仰历程中的内在冲突。促成这一新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解释《罗马书》中的“我”，而奥古斯丁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中以第一人称描述了“我”与“住在我里头的罪”之间的争斗。朱伟特（Robert Jewett）认为，保罗一直以来有着“刚强的良心”，这里的“我”是指皈信前的保罗，热衷于律法，却以之抵挡了上帝，以律法称义，却陷入了残害新生教会的罪。这是保罗皈信后对皈信前的反思，意愿为善却实际上做出了恶来，其意志不是分裂或软弱的，而是因为律法狂热使得意志被扭曲；其个体心灵没有经历内在冲突，而只是动机与后果之间的背反。

作为一个整体，《罗马书》第7章从属于保罗对“外邦人问题”的回应，为第8章的因信称义论证做铺垫。然而，脱离了公元1世纪教会论的视野，《罗马书》第7章开始被看作对人类的普遍景况和罪的普遍本质的描述，即包括归信后的保罗在内，所有人都时刻经历着罪与罚的考验，需要第8章的因信称义才能实现个体心灵的真正救赎。对此，施腾达尔评论说，“当人类的意志成为堕落的核心时，这一西方解释就达到了其高潮。”显然，这里的高潮是指奥古斯丁所阐发的意志哲学。

在解释《罗马书》第7章时，奥古斯丁认为，“我”也包括基督徒保罗，他的良心是“受折磨的良心”；意志的全然败坏使得每个个体在皈信之前都受到罪的辖制，需要恩典来开启信仰并得以称义，在皈信之后仍然受到罪的搅扰，需要恩典的时刻佑助；即便如此，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是否被预定救赎始终是不可知的，只能在信望爱中等待将来的审判。而历经了这一新发展，保罗的因信称义学说就从外邦人如何称义的教会论领域，进入到每个个体如何寻获永恒平安的救赎论领域，成为了基督教的核心教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奥古斯丁与罗马帝国政教关系研究”（14CZJ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侨大学海外华人宗教与闽台宗教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来源：2017年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