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天台教典的流传和入藏经历过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唐末五代之际，它于中土一度失传，后由吴越国从高丽和日本请回并雕造了杭版天台教典。吴越杭版是北宋官版开宝藏本和南宋福州藏本天台教典的源头，因此天台教典在东亚文化交流史以及大藏经史研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以往的讨论偏重天台教典于吴越国时代的回流以及北宋的入藏，却很少关注其在南宋时代的动向。事实上天台教典的入藏并非单独事件，而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历史过程，南宋的再度入藏即为此历程的终点。结合宋版大藏经和其他佛教史料，本文将对天台教典的回流和两次入藏的经过作整体性观照，对一些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问题提出新解，钩沉不同藏经系统之间的深层关联。

关键词：天台教典；海外回流；福州藏；金藏；入藏

作者简介：池丽梅，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教授。

以往关于天台教典的研究，偏重其于吴越时代的海外回流和北宋的首度入藏，较少关注其于南宋再度编入福州藏的相关问题。事实上，天台教典的回流和两度入藏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历史过程，收入福州藏即为此历程的终点。可以说，天台教典吴越杭版的问世象征了其在中土重新扎下根基，官版开宝藏则开启了其入藏的门户，而直到福州藏，天台教典才真正在民间普及。本文拟先回顾诸家之说，并结合宋版大藏经和其他佛教史料，对天台教典的回流和两次入藏的经过做出整体勾勒。

一、大藏经所收的天台教典

宋元时代的大藏经中，唯有中原系统的赵城金藏和江南系统的福州藏保存了天台教典。赵城金藏本天台教典现存34卷，卷轴本，版式与传统的中原系统（通常为每版23行，每行14字）略有不同。例如，智顗（538—597年）的《妙法莲华经文句》和《摩诃止观》，每版约26行、每行约20字。《妙法莲华经玄义》每版30行，每行约20字。湛然（711—782年）的《法华玄义释签》《法华文句记》每版约26行、每行约23字；《止观辅行传弘决》则是每版约26行、每行约26字。福州版天台教典（包括东禅寺版和开元寺版）[1]总共81卷（更571函—虢580函），经折装帧，版式和常见的福州版略有差异。例如，《法华文句》每版6个半叶、每半叶6行，每行约19字，版心在第一和第二半叶之间。《法华文句记》也是每版6个半叶、每半叶6行，但字体较小，每行字数约23字。卷首没有福州版常见的题记，部分卷尾附有题记“左街僧录、主管教门公事、住持上天竺灵感观音教寺、传天台宗教特赐慧光法师臣若讷上进”。

学界对天台教典的关注始于20世纪30年代赵城金藏的发现，此后的研究主要围绕中原系统文本（开宝藏—金藏本）展开。首先注意到金藏本天台教典的是蒋唯心。他在《金藏雕印始末考（附经目）》（1934年）中指出，金藏“著述一门，珍秘之籍触目琳琅，其实亦北宋官版之旧观也。天台慈恩二家之作二百卷，于天圣年间入藏，天台诸籍且由杭驿版以进（见景祐录卷十七），杭版即钱俶从高丽搜访遗文付雕（见佛祖统纪卷四十四），或记钱俶名字于版末，广胜藏亦一一覆之”。[2]1935年，他在修订版中又增补了一条信息，提及金藏本《摩诃止观》卷10附刻卷首题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主钱俶开此论施”[3]。蒋唯心提示了吴越时代的高丽回流本、钱氏杭版、北宋官版、金藏本天台教典之间的关联，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了基本思路。此后关于天台教典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一是其于吴越时代的回流，二是其于北宋时代的入藏。

二、天台教典的文本源流

天台教典在吴越时代的回流是天台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但为宋代天台佛教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也是东亚佛教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中国佛教在“会昌废佛”和唐末战乱中蒙受双重打击，天台教典于中损失尤为惨重。相传吴越国内残存的天台教典不过“零编断简”，天台高僧义寂（919-987年）遍寻金华古藏亦仅寻获《净名疏》一种[4]。在义寂和德韶的恳请下，吴越国王钱弘俶（后易名“钱俶”，947-978年在位）委托商船或派遣使者，致书邻国日本和高丽访求遗书。有学者认为，日本平安时代的公卿藤原实赖（900—970年）收悉书简，遂委托商船送还五百余卷典籍[5]；另有史料显示，高丽僧谛观亲自携带天台宗祖师著述送至吴越国。蒋唯心认为吴越杭版是“钱俶从高丽搜访遗文付雕”，但是学界对杭版底本的来源一直存在争议。

综观中外学者论述，可归纳为四种说法[6]。第一种是以蒋维乔、吕澂等为代表的高丽回流说。他们主要依据《佛祖统纪》卷8所收《净光尊者纪》和《谛观传》的记载，认为吴越时代回归中土的天台教典是由高丽谛观传来，日本文本的到达，则当在宋代以后[7]。第二种说法以日本学者木宫泰彦为代表，倾向于强调日本对求取天台教典的积极回应，但并未因此否定高丽回流的可能性。木宫泰彦根据《净光尊者纪》《杨文公谈苑》（《皇朝类苑》卷78）、《释门正统》卷2《义寂传》和《牒大宋国杭州奉先寺传天台智者教讲经论和尚》（《本朝文粹》卷12）等文献记载推测，日本天德年间（957-961）吴越派遣持礼使盛德言到日本，可能与求经有关[8]。其后，竹内理三根据《大宰府神社文书》中的《年缺大宰府政所牒》推测，日本天台座主延昌应德韶的请求，于天历七年（953）派遣“缮写法门度送之使”日延将天台教典送至吴越[9]。第三种说法以沈海波[10]、Brose[11]等为代表，断定吴越时代复归中土的天台教典来自日本，否定了高丽传来的可能性。第四种是张风雷提出的折衷说。他认为吴越国曾向日本和高丽请求援助，两国分别送来了本国流传的天台教典[12]。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加深了对吴越时代天台教典回流的认识，了解到吴越国曾向日本和高丽分别求援、两国的官方或教界也都给予了回应和援助的史实。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讨论过度聚焦回流的天台教典本身的来源，却忽视了吴越国如何接受这批失而复得的典籍。事实上自高丽和日本请回的天台教典对吴越以及宋元佛教的影响，与它们各自流通的方式和传播的空间有关。一方面，吴越国官方更加重视高丽回流本，以其为底本雕造了杭版天台教典，后来杭版被编入北宋官版开宝藏，而金藏又覆刻了开宝藏本。因此，高丽本天台教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藏经体系的内部。另一方面，日本回流本是日本天台宗给予中国天台宗的回应和援助。这些典籍回归中土后主要在南方天台宗寺院内部流通，12世纪前后有单刻本问世，直到明代才开始对入藏本产生影响[13]。

三、天台教典的入藏

金藏本《摩诃止观》卷十附刻题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主钱俶开此论施”，据此可知吴越国自海外请回天台教典后曾开板雕造。考虑到钱俶“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主”的衔名约出现于北宋建隆元年（960）到太平兴国三年（978）之间[14]，吴越版天台教典亦应雕造于这一时期。吴越版天台教典的题记之所以会出现在金藏本中，是因为金藏本是开宝藏本的覆刻，而开宝藏本，诚如蒋先生所言，采用了吴越杭版的经板。那么，天台教典是何时编人开宝藏，又为何要采用杭版经板的呢？

记载天台教典入藏的史料有两种。第一种是出自北宋景祐年间吕夷简等编集的《景祐新修法宝录》（下文简称《景祐录》）卷17中的两条记载。第一条是天圣四年（1026）四月的记事：“内出天台智者科教经论一百五十卷，令三藏惟净集左右街僧职、京城义学、文学沙门二十人同加详定，编录入藏。诏杭州搜访印版，并令附驿以进，有阙者付印经院刊镂。”[15]第二条是天圣四年五月的记事：“复出唐慈恩寺翻经法师窥基所著经论章疏四十三卷，令编联入藏。惟净等请以智者、慈恩二书附于《开元录·东土集传》之次。”[16]由此可见，天圣四年四月天台教典奉旨“编录入藏”，五月惟净等请示将其与法相教典附于《开元录·东土集传》之后。并且，此次入藏启用杭州进献的经板，应为吴越杭版。

第二种史料是来自南宋成书的《佛祖统纪》的四条记事。第一条见卷44所收咸平六年（1003）二月条下：“诏隋智者禅师科教类次刊牍，凡百五十四部，赐名《天台总录》。译馆请系《开元录·东土集传》。制日可。”[17]第二条见卷10：“乾兴元年（1022），章懿太后（仁宗母华氏，钱塘人，其父仁德）以师熏修精进，遣使赍白金百两，命于山中为国行忏。师为著《金光明护国道场仪》上之，因奏天台教文乞入大藏。事未行而公薨。”[18]第三条见卷45所收天圣元年（1023）条下：“敕内侍杨怀古降香入天竺灵山为国祈福。慈云式法师复以天台教文人藏为请，怀古为奏上知。”[19]第四条见卷45所收天圣二年（1024）条下：“诏赐天台教文入藏，及赐白金百两，饭灵山千众。”[20]显然，《佛祖统纪》和《景祐录》的记载存在差异。

关于天台教典入藏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诏赐入藏的年代究竟是《佛祖统纪》所言的“天圣二年（1024）”，还是《景祐录》记载的“天圣四年（1026）”？二是天台教典在开宝藏中的地位如何，是否具备正规的千字文编号？目前学界大多倾向于相信《景祐录》，赞同“天圣四年入藏说”[21]，且认为它们在开宝藏中并不具备正规的千字文编号。例如，吕澂认为天台教典于天圣四年获准人藏，但没有千字文编号[22]；童玮认为天台教典被赋予千字文编号始于福州藏[23]。大藏经研究权威方广铝先生对这两个问题的观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首先，可以肯定天台教典于天圣四年收编入藏。第二，惟净曾计划并提议将天台、慈恩典籍续接在“英”字号以后，但没有得到朝廷批准和落实。第三，开宝藏本天台教典“起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没有系上千字文帙号。其流通方式，也与《开宝藏》续藏的其他典籍一样，缺乏周遍性”。[24]

笔者认为，肯定《景祐录》并不意味着就要全盘否定《佛祖统纪》的记载。与其说两者相互抵牾，不如说它们叙述的重心不同：《景祐录》侧重记载天圣四年实施入藏的结果，而《佛祖统纪》叙述的则是入藏的背景和经过。只有结合两种史料的记载，才能相对全面地把握天台教典入藏的曲折过程。根据《佛祖统纪》咸平六年（1003）二月的记事可知，天台教典入藏的前奏是作为“天台总录”编排在《开元录·东土集传》后。虽然此时只有编目尚未入藏，但这一阶段的编目为日后的入藏埋下了伏笔。乾兴元年（1022），章懿太后遣人到钱塘天竺寺修法，天台高僧慈云遵式（964-1032年）见机“奏天台教文乞人大藏”而未果。天圣元年（1023）内侍杨怀古奉命来天竺灵山为国祈福，遵式再度奏请天台教典入藏，才于次年获准。

据《景祐录》记载，天台教典入藏事宜的最终落实在天圣四年（1026）。此年四月，仁宗降旨出宫内藏本，交付传法院惟净等人校勘和编录人藏；同时命杭州进献经板，若有阙失则令印经院刊刻补齐。所谓“宫内藏本”，应为上述咸平六年（1003）编目后留在宫中备案的印本。命令杭州查寻和进献的经板，想必就是宫内藏本的原版板木，这说明咸平六年编目所用的印本仍源于早年的吴越杭版。依此看来，无论咸平年间的编目，还是天圣四年的入藏，北宋年间的天台教典都只有吴越杭版一个源头。并且，收编进入官版开宝藏时，经板仍沿用杭版原板，唯有缺损部分才另行补板。至于同年五月惟净等人请示将同批入藏的天台、法相教典续接在《开元录·东土集传》之次的安排，也是沿袭咸平六年的惯例。无论朝廷是否批准了惟净等人的提议，笔者赞同其他学者的看法，即天圣四年入藏的天台、法相教典没有被赋予千字文编号。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北宋朝廷或传法院轻视这批教典，因为这种情况在官版开宝藏中是开了先例而非特例。此后北宋朝廷敕赐入藏的中土著述，大多采取相同的随藏流通的方式，甚或需要自备经板提供给印经院用于印造和流通。

通过对以上的史料解读，我们看到咸平六年（1003）的编目和天圣四年（1026）的入藏之间存在内在和递进关系。虽然《佛祖统纪》和《景祐录》的编纂年代、地域、立场不同，但它们记载的事件既不独立也不对立。两种史料只是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各自截取了天台教典入藏过程的不同侧面而已。《景祐录》记载的天圣四年的入藏，是北宋朝廷对咸平六年即已萌发的、关于中土祖师著述应否或如何编联入藏这一基本问题的最终结论。《佛祖统纪》记载的咸平六年的编目以及乾兴、天圣初年遵式的推动，是对《景祐录》的重要补充。这一案例提醒我们，在解读史料时，除了来自政治中心的官方文献，也要正面对待和适当听取佛教宗派文献传达的来自地方和教派内部的信息。

四、南宋时代天台教典的再度入藏

淳熙三年（1176）正月“敕福州依天圣二年已降圣旨，天台一宗教部，付开元、东禅镂版入藏”[25]。奉南宋孝宗（1162一1189年在位）淳熙三年正月的救命，天台教典编入福州的东禅寺版和开元寺版大藏经，此为其继编入北宋官版开宝藏以来的第二次入藏。既然是朝廷将“天台一宗教部”交付福州二寺“镂版入藏”，那么底本应该是前朝的开宝藏印本。如果果真如此，那么福州藏和金藏依据的底本同出一源，俱可追溯至10世纪中后期的吴越杭版。但是，前文已然提及，福州版天台教典和金藏本的版式不同。金藏本覆刻开宝藏本，开宝藏本沿用杭版经板——此类版本大多每版26行，版心刻在版面的右端，为卷轴本的特征。而福州版天台教典每版36行，每半叶6行，版心的位置在第一和第二半叶之间，为典型的经折本特征。也就是说，福州藏在收编天台教典之际，版式经过调整，并非原版的覆刻。

那么，为何南宋朝廷会毫无征兆地命令福州藏雕版和收编天台教典呢？此番入藏的背后，是否又有天台宗人作为推手呢？福州版天台教典所附的那条卷末题记“左街僧录、主管教门公事、住持上天竺灵感观音教寺、传天台宗教特赐慧光法师臣若讷上进”，或许就是我们破解谜题的线索。题记中的“慧光法师若讷”，其传记见《释门正统》卷7[26]和《佛祖统纪》卷17[27]等佛教史传。若讷（1110一1191年），字希言，出自嘉兴孙氏，十三岁出家。先后在德藏竹庵和证悟智圆门下修习佛法，后随证悟入住上天竺灵感观音教院，善讲《法华文句》[28]。绍兴二十八年（1158）证悟示灭后[29]，若讷奉诏晋升住持。乾道三年（1167）救赐右街僧录，住寺升格为上天竺灵感观音教寺。乾道四年（1168）四月八日，若讷领徒五十人入内观堂修金光护国法，再晋左街僧录慧光法师[30]。淳熙十一年（1184）退居兴福寺，特授两街都录。绍熙二年（1191）十月一日示寂，世寿八十二，法腊六十九。葬于正寝，谥宗教广慈，塔名普照，给事宋之瑞为撰塔铭[31]。

《释门正统》卷7《若讷传》还载有一段和天台教典相关的逸闻：“山家《玄》《句》《止观》三大部，虽蒙仁庙宣赐东掖，曾、王二公[32]建藏南湖，下竺既不获预大士轮藏，阅者初未睹焉。淳熙三年（1176）御批下福州东禅镂板，永同大藏流行经肆。申到两藏，一以供御览，一以畀觉徒。大部广行，师之力也。”[33]这段引文说天台三大部（《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在江南地区流传不广，除“东掖”有北宋仁宗御赐本、“南湖”建藏收藏以外，即使“下竺”转轮藏也未获赐本。表面看来，这段话仅论及天台教典在江南地区的普及状况，并未针对官版开宝藏。但文中的“仁庙”正是敕赐天台教典入藏的仁宗，并且这段话显然交代了南宋朝廷敕命福州版收编天台教典的背景，从中可得知官版天台教典流传不广的根本问题。

另外，文中的“东掖”“南湖”“下竺”都是宋代江南知名的天台宗寺院。“东掖”即东掖山能仁寺，是北宋天台教典入藏的关键人物、天台宗山家派高僧慈云遵式的旧住寺院。“南湖”即四明延庆寺，是天台宗山家派法智大师知礼（960一1028）住持过的寺院。以上两家寺院藏有官版天台教典合乎情理，但“下竺”即杭州下天竺寺竟然无藏则相当出人意料。下天竺寺地处南宋国都杭州，又是遵式住持过的天台宗名刹，倘若这种寺院都没有天台教典，那就更遑论其他寺院了。这表明官版天台教典在江南一带的流通确实有限。此为淳熙三年南宋朝廷特命福州东禅寺等雕造和收编天台教典的大背景，而天台教典想必亦通过福州二藏方得以广泛流传。据说若讷后来赎置两藏，一藏专供孝宗驾幸御览，另一藏用于僧徒信众学习。题记的最后一句“大部广行，师之力也”，即指出了天台教典的普及，若讷功不可没。

现在我们无从推断若讷促成天台教典再度入藏的具体过程，但淳熙三年（1176）的人藏时机应非偶然。若讷推动天台教典入藏，很可能是受到了《首楞严经义海》人藏的启发。淳熙二年（1175），福州僧人咸辉进京办理《首楞严经义海》入藏事宜，在京期间就停留在上天竺灵感观音教寺。在若讷的协助下，咸辉四月二十七日进献《首楞严经义海》，九月十三日奉旨入藏[34]。四个月以后的淳熙三年（1176）正月，孝宗又下敕福州东禅寺雕造和收编天台教典。考虑到两道人藏圣旨前后衔接，又都关涉上天竺灵感观音教寺，笔者推测若讷很可能受到《首楞严经义海》案例的启发，抓住时机向孝宗反映了官版天台教典流通有限的问题，从而为其二度入藏创造了契机。而福州版天台教典在卷末注明“左街僧录、主管教门公事、住持上天竺灵感观音教寺传天台宗教、特赐慧光法师臣若讷上进”，也证实了若讷的进谏之功。最后，虽然《佛祖统纪》记载淳熙三年（1176）正月“付开元、东禅镂版人藏”，但依《释门正统》，孝宗的圣旨下达东禅寺由东禅寺先奉旨雕版，开元寺只是循例追随。

五、结语

吴越宋初以来的天台教典，是中土一度失传以后从高丽和日本重新请回的。天台教典的失而复得，为两宋天台宗的复兴和发展奠定了文献基础。10世纪中后期（960-978年之间），吴越国王钱俶以高丽回流本为底本雕造了杭版天台教典。杭版的问世意味着天台教典在中土重新扎下根基，开启了单刻版天台教典的先河，也为这批文汇北宋以后的入藏奠定了基石。

北宋咸平六年（1003），朝廷命令传法院为杭版天台教典编目，作为“天台总录”附在《开元录·东土集传》之后，编目所用印本则收入宫中备案。乾兴元年到天圣元年之间（1022-1023），天台宗山家派高僧慈云遵式几度奏请天台教典入藏，天圣二年终获敕许。天圣四年（1026）四月仁宗降旨，出宫内藏本交付传法院编录入藏，命杭州进献经板交由印经院补修、印造和流通。杭版天台教典被编入开宝藏时，没有被赋予千字文编号，仅依惯例附于《开元录·东土集传》之次。此即天台教典的首次人藏。现在开宝藏本天台教典早已失传殆尽，高丽藏也没有收编这部分典籍，唯有金藏本尚有传世，让我们得以一睹吴越杭版一开宝藏本的遗风。

虽然开宝藏系统的影响在北方根深蒂固，但是天台佛教的发源地江浙一带的情况却大相径庭。南宋时代台州和四明的少数寺院虽有藏本，但杭州一带的山家派重点寺院却鲜有官版天台教典的藏书。其时杭州上天竺灵感观音教寺的住持若讷深受孝宗敬重和爱戴，经他进谏，孝宗于淳熙三年正月降旨福州东禅寺雕造天台教典收编入藏，此为天台教典的二度入藏。福州开元寺随后雕版流通，令天台教典随福州二藏得以广泛流传和普及。

从版本文献学的分类而言，开宝藏、金藏以及高丽藏被划分为中原系统，福州二藏则属于江南系统大藏经。不同的藏经系统，通常意味着底本的来源、刊刻和流通的地域等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换句话说，不同系统的藏经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而它们之间的共性或关联却不易觉察。在这一点上，天台教典是一个饶富意味的特别例证。中原系统和江南系统大藏经中的天台教典，其底本源流相同，俱出自吴越杭版。天台教典在北宋天圣年间就被收入开宝藏的续藏部分，但其流通缺乏周遍性。同为中原系统的高丽藏虽然影响深远，但在收编中土著述的问题上过于消极和保守；金藏虽然这方面表现积极，但流传时代不长，影响范围也局限于华北一带。继官版开宝藏收编了部分中土著述的福州藏，从而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补充作用。可以说，江南系统的福州藏和中原系统的金藏，虽然地分南北，但它们共同肩负了继承和弘扬开宝藏所收中土著述的使命。金藏对开宝藏的继承已是为人熟知的事实，而本文对天台教典的讨论，亦可视为江南福州藏对北宋官版的继承和补充的一个例证。

[1]例如，日本的醍醐寺本是东禅寺版，金泽文库本是开元寺版，宫内厅书陵部本则是混合本。

[2]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附经目）》，《国风杂志》第5卷第12号，1934年，第16-17页。1935年支那内学院发行了该论文的单行本；1936年，三时学会（北京）再次覆刻刊行版。

[3]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附经目）》前后有两个版本，一是前注所引的原始版本，二是修订版，刊于1935年上海发行的《影印宋藏遗珍》（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北平三时学会用赵城广胜寺藏金刊藏经本）卷首《宋藏遗珍叙目》中。蒋唯心在修订版中提及的金藏本《摩诃止观》卷10，现在下落不明。

[4]《宋高僧传》卷7“宋天台山螺溪传教院义寂传”，《大正藏》第50卷，第752页。

[5]李则芬：《中日关系史》，台北中华书局1982年，第109页。

[6]本文所举众家之说的四种分类，前三种参照了张风雷《五代宋初天台教籍复归中土问题的再检讨》（收于《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第265-288页，后收入《江西大学学报》第6期，2007年，第32-40页），此外以张风雷本人的观点为第四种。

[7]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3（第20页），收于《中国佛教史/明季滇黔佛教考》（现代佛学大系28），台北弥勒出版社，1983年，第340页。吕激：《宋代佛教》，收于《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第391页。

[8]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东京富山房1955年，第248页。持相同见解的还有曾其海《天台宗与日本文化》，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57页；屠承先《吴越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收于王勇编《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120-123页。

[9]竹内理三：《〈入吴越僧日延传》释》，《日本历史》第82号，第35一63页。

[10]沈海波：《北宋初年天台教籍重归中土的史实》，《中华佛学研究》第4期，2000年，第187-205页。

[11]Benjamin Brose, "Crossing Thousands of Li of Waves: The return of China's Tiantai Texts",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9. no. 1 （2008）: 21–62.

[12]张风雷：《五代宋初天台教籍复归中土问题的再检讨》，《江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3]池丽梅：《《摩诃止观》の往还办的见无东了ジ了文化交流史の一出》.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文科省战略7口ジ工夕卜实行委员会编集《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藏金刚寺藏摩诃止观卷第一》（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第7辑）.东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文科省战略ブロジェクト实行委员会，2014年，第227―278页。

[14]（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80《世家三·吴越钱氏》记载：“建隆元年授天下兵马大元帅”（第13898页），太平兴国三年“封俶为淮海国王”（第13904页）。

[15]《景祐新修法宝录》卷17，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73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579页。

[16]《景祐新修法宝录》卷17，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73册，第579页。

[17]（宋）志槃《佛祖统纪》卷44，《大正藏》第49卷，第402页下。

[18]（宋）志槃《佛祖统纪》卷10,《大正藏》第49卷，第208页上。

[19]（宋）志槃《佛祖统纪》卷45,《大正藏》第49卷，第408页中一下。

[20]（宋）志槃《佛祖统纪》卷45，《大正藏》第49卷，第408页下。

[21]方广锠：《天台教典入藏考》，《藏外佛教文献》第5辑，第402页。何梅等认为天台教典于咸平六年获准系《开元录·东土集传》后，天圣四年（1026）正式奉敕入藏。参照：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22]吕澂认为《开宝藏》的千字文帙号从天字帙编到毂字帙，只包括“《开元录》人藏经”和太平兴国七年（982）到咸平二年（999）的“宋代新译”，此后收编入藏的所有典籍，包括“天台、慈恩两宗章疏四十二部”在内都未编号（吕激：《宋刻蜀版藏经》，《吕激佛学论著选集》三，齐鲁书社1991年，第1429-1430页）。吕澂的猜测难以成立，因为续增典籍若不安排千字文编号，大藏经的经板和印本很难管理。

[23]童玮：《北宋《开宝大藏经》雕印考释及目录还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3页。

[24]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88—89页。

[25]（宋）志槃《佛祖统纪》卷47记载：“三年正月，迎舍利于碧琳堂，上见塔角有光若金珠者，敕内侍奉塔还山，具斋以谢灵贶。敕福州依天圣二年已降圣旨，天台一宗教部，付开元，东禅镂版入藏。先是慈云式法师奏乞天台教文入藏，诏可之。”（《大正藏》第49卷，第429页上）

[26]（宋）宗鉴：《释门正统》卷7，《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75卷，no.1513，第345页中—346页上。

[27]（宋）志槃：《佛祖统纪》卷17，《大正藏》第49卷，第236页上一中。

[28]（宋）宗鉴：《释门正统》卷7，《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75卷，第345页下。

[29]（元）觉岸：《释氏稽古略》卷4，《大正藏》第49卷，no.2037，第892页上。

[30]（宋）志槃：《佛祖统纪》卷17，《大正藏》第49卷，第236页上。

[31]（宋）宗鉴：《释门正统》卷7，《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75卷，第346页上。

[32]“曾、王二公”有可能是指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1019-1083年）和王安石（1021-1086年），但没有资料记载他们曾在南湖建藏。

[33]（宋）宗鉴：《释门正统》卷7，《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75卷，第346页上。

[34]关于咸辉《首楞严经义海》的撰著、雕版和入藏，参照拙文《《首楞严经义海》入藏始末》，《华林国际佛学学刊》2021年第2期.第40-63页。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6期，该编辑部已授权转载）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