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人员在东山擂鼓台辨认出佛足迹图像碑。该碑被砌于擂鼓台南洞后世补砌的护墙南角底部，支撑其上墙体。20世纪早期日本学者关野贞等考察龙门石窟时，南洞外接建有一面坡房屋一间，疑被覆压于南墙下，其考察著作中均未提及此碑；20世纪80年代的洞窟保护工程曾特意以水泥筑顶，保护此碑。

擂鼓台佛足迹碑东面和南、北面，东半砌于护墙内，其出露部分显示，该碑由碑身和底座两部分组成，材质一致，均为石灰岩，通体泛红。下部底座为长方体，高63厘米，宽73厘米，厚度暂不详，出露者36厘米，通体打磨光滑。上部碑身顶端残，形制不详，残存部分作长方体，残高83厘米，宽59厘米，厚度暂不详，出露者33厘米。碑身出露诸面均以阴线刻出佛足迹图像。

此佛足迹图像碑，与目前国内发现的数例同类遗物相比，特点鲜明：一是时间可能早到唐代；二是体量大，分别以整石雕出碑身、底座，组合安装，且保存状况较好。碑身多面均刻出佛足。三是图像内容较简化，不见趾尖莲花、万字符和脚掌剑、鱼、满瓶、海螺等物，较之四川眉山法宝寺仅刻出轮、鱼的形式又显复杂；足跟间连接二足的双弧线亦不见于其他诸迹。四是佛足跟部两侧刻出站立、行走或坐姿的人物形象，未见于它处。这一材料的发现，丰富了相关题材的研究内容，并提出了新的课题。

1.西面：表面多有风化漫漶。下距碑底13厘米处对称刻脚趾向上的佛足迹两个，足间距5厘米。佛足迹前宽后窄，内侧足缘线条僵直，外侧足缘线条略有弧度。趾尖以上残毁不存，足迹残长58厘米，前掌最宽处24厘米。小趾不存，余存椭圆形脚趾根部，表面平素无饰。趾下有上弧的弧线一道横贯前掌。前掌正中刻一直径15厘米的千辐轮，轮毂及轮圈均以三道同心圆表示，其间刻放射状的辐条约36根，辐条占轮面积比例较大。足迹下半刻一高20厘米的三宝标，三宝标下半为直径11厘米千辐轮，刻于足跟中央，其下沿距足跟甚近，形同前掌者；其上三股叉状物仅存小部线条。除此之外，佛足迹上别无其他装饰痕迹。二足间近足跟处平行刻下弧线两条，足跟下有帛带外伸，沿碑面边缘自下而上飘扬。该面底部两角各刻一盘坐的人物形象，头顶大致与足跟水平，上身漫漶不清，北侧者左臂屈肘，手置胸前，身下敷四缘贴作宽带状的坐具。

2.南面：保存状况最好，足迹线条清晰。露左足，形同西面佛足迹，惟前掌千辐轮外加饰心形卷草纹一周。三宝标上半三股叉状物由两个双线“U”形横向并列构成，其下“人”字形排列圆环一道，三宝标尖部各饰卷草。足外缘饰以半圆内的花形。（图三，本幅照片由李心坚拍摄）右足仅露内缘线条，双足间近足跟部平行刻下弧线两条，其下刻一立于方台上的人物形象，对应的碑面底部外角刻一面内奔走状的僧人形象，因被砌护，雕刻细节暂难辨识，可窥小腿赤裸，跣足，背负长物，上身前垂条布。

3.北面：风化最为严重，图像漫漶几不可识，可辨足迹图像略高于西面者，底端外侧亦刻一下敷坐具的坐姿人物形象。

碑之东面砌于护墙内，其上亦刻佛足迹图，抑或刊刻碑记，暂不得知。从南面雕刻内容看，应为双足，如此则碑身厚度应在66厘米左右，碑座厚度应在72厘米左右。

擂鼓台佛足迹图像碑出露各面均无文字题刻显示其年代，但西、南面底端的人物形象，具有唐代造像特征。其图像布局方面，千辐轮刻于前掌中心，不同于目前所见明清时期佛足迹图像中刻于整个脚掌中心的形式。因此，擂鼓台佛足迹图像碑似为唐代之物，其下限应不晚于宋代。

作为佛教圣迹之一“佛足迹”源自印度，《法显传》《洛阳伽蓝记》《释迦方志》《大唐西域记》《法苑珠林》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佛藉中多有关于印度佛迹石的记述，且有“斋日放光”“轮相发光”“放光照寺”“凿已还平，文采如故”等灵异。东晋鸠摩罗什译《佛迹现千辐轮相经》，突出了《杂阿含经》中相关内容。《续高僧传》有隋时“于咸阳造佛迹寺”的记载。关于中国的佛迹图像，一般认为唐初由玄奘、王玄策自印度带回，约当其时的《广弘明集》中有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循州东北兴宁县灵龛寺北石上和简州三学山寺“佛迹”的记载。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亦题有“观佛迹寺”诗。目前所见陕西宜君玉华寺、四川眉山法宝寺、陕西耀县、重庆大足、陕西西安卧龙寺、河南巩义慈云寺和登封少林寺、浙江宁波阿育王寺等佛足迹图像资料，最早者为唐代遗物；日本奈良药师寺天平胜宝五年（753年，值唐天宝十二年）佛足迹石明确其粉本为“大唐国”传入的王玄策本。但南朝梁简文“谢勅苦行像并佛迹等启”中有“舍人顾疌奉宣勅旨，以金铜苦行佛并佛迹、供养具等赉使供养……千辐足轮德圆万善” 的记载，显示当时似已有供养佛足迹图像之举。

武周革命，多构祥瑞，因成州现佛迹而改年号“大足”，无疑对佛足迹的崇拜和相关图像的刻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宝刻丛编》卷二即有长安二年（702年）阎朝隐、范元哲分别撰写的京兆“司刑寺佛迹碑铭”的记载，反映当时这一图像的流行。擂鼓台佛足迹图像碑，或是在这一背景下雕造的。（文：焦建辉）

（来源：《中国文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