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文章认为，只有当穆斯林占多数的阿拉伯国家变得繁荣起来，政治和社会更自由时，圣战主义背后的因素才会减弱。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月17日以《一场令人羞愧的斗争》为题发布文章称，西方许多人把巴黎袭击事件作为证据，证明伊斯兰教需要改革，或者事实上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宗教改革。对他们所愿，他们理应小心谨慎。宗教改革十分棘手，并不一定使信奉者温和些或者顺从些。事实上，被巴黎袭击事件的凶手们奉为榜样的圣战者们视自己为改革者，任务就是摆脱几个世纪以来的神秘法理学和非伊斯兰教的实践，并把它带回更激烈、更真实的原始形式。

西方应慎言宗教改革

他们的目标跟那些呼吁沿着欧洲5个世纪前的路线进行宗教改革的人所希望的缓和结果完全不像，但这一过程至少有一个相似性。正如欧洲宗教改革随后发生的宗教战争，最糟糕的圣战者犯下的暴力事件已经让教友们感到震惊。重新冒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受害者中大多数是穆斯林。

伊斯兰教从来没有承认过政教分离：从先知的时代起双方就共同发展。将此与20世纪期间在中东建立的后殖民政权的运作进行协调证明是个艰难的挑战。当现代国家陷入实行政治压制、经济又陷入停滞的专制体制时，难度就更大了。对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占据大多数人口的年轻人来说，经济停滞尤其令他们生活艰难。这使得他们没有钱来组建家庭，宗教之外的生命还有多大意义他们也感受不到。

对笃信宗教的人来说，这些悲惨的状况不能归咎到伊斯兰教头上。因此说，与其模仿现代化的西方，与其允许西方干预他们的事务，穆斯林不如建立适合其信仰的新形式政治和政府。持有这种想法的伊斯兰主义者认为他们的信仰能够提供终极指导，不只是在个人的境界，而且还在社会和政治领域。

对于伊斯兰教什叶派分支的那些人，这种情感的极限标志是1979年的伊朗革命。这场革命把某种程度上实行高压的现代化君主制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压制性神权政治。逊尼派经常被边缘化，受到独裁统治者的压迫或者操纵，其政治伊斯兰主义者尚未有任何类似的标志性事件。

“圣战”概念被断章取义

萨拉菲派是先知最初的信徒，他们利用了这些怨气。几十年前，他们中的一些人重新修订了“圣战”这个术语，以此作为政治暴力的理由。再加上叛教理应被处死的观点，圣战主张已经被用来为一切辩解，从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1981年遇刺身亡，到叙利亚和伊拉克穆斯林遭屠杀，而这些人遭到毒手的理由是，忽视每天祈祷五次，不认同所谓的“伊斯兰国”组织青睐的对伊斯兰教的负面解释。

现代圣战主义的首个巨大的发展机会伴随着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而来。在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美国支持下的武装人员驱逐了敌人之后，他们找到了新的目标，创建了“基地”组织的人对“远处的敌人”——美国和西方其他地区——产生了新的兴趣。

“基地”组织2001年对美国发动袭击，从而引发了美国入侵阿富汗以及后来的伊拉克。该组织创建了一种环境，它激发的那种圣战主义可以比以前更广泛地传播。在意识形态、机遇以及不珍视自己生命的失意年轻人唾手可得的推动下，冲突没有缓和的迹象。巴黎17人遇袭身亡的这个月，有数百人在其他地方遇害，从尼日利亚到巴基斯坦。

在很多人心目中，“伊斯兰国”组织已经超过“基地”组织，成为当前圣战主义最臭名昭著的典型。虽然“伊斯兰国”组织继承了先驱的大部分思想，但它对下手的对象却远远不加区分；就连“基地”组织的领导人都对它的残酷性加以抨击。并且，虽然“伊斯兰国”组织的领导人呼吁在西方进行杀戮，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统治一个新的哈里发国家。

治标背后更应该治本

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挑选宗教概念，并把它们断章取义，这种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逊尼派伊斯兰教缺乏备受尊重的宗教权威。几乎每一个什叶派都对极少数大阿亚图拉的其中一位尊崇有加，但是像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这样的逊尼派机构却权威有限。而互联网让疏离的大批年轻人聆听到最激进的传教者的声音，而不是当地清真寺的伊玛目的讲经。国家试图控制传教者只会增加他们的不信任。学者们试图在历史或者文化的背景下设定伊斯兰教教义，他们的努力可能会促使将政治伊斯兰教更好地适应于当代世界，但这些学者发现自己的声音被淹没了。

在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相对的繁荣、和平和民主表明，今天的伊斯兰教可以是宽容的。阿拉伯世界发生的流血事件中或许有积极的信号，从埃及拒绝穆斯林兄弟会所表明的那种民众不信任（伊斯兰主义者集团穆兄会在2011年的革命之后曾短暂统治埃及），到突尼斯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复兴党在最近的选举之后放弃权力。但多数学者估计，只有当该地区的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变得繁荣起来，政治和社会更自由时，圣战主义背后的因素才会减弱。但是，没有哪个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朝这个方向取得很大的进展。

（来源：2015年1月19日《参考消息》）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