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业回归或将重塑沙特国民性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领袖葛培理谢世

■英国工党频现反犹主义言论

■土耳其正发党逆世俗化

■印度尼西亚宗教激进思潮日增

■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总部”教会独立

■伊朗总统鲁哈尼呼吁全球穆斯林联合反美

■越南与梵蒂冈加强宗教领域合作

■欧洲东西部宗教文化观鸿沟凸出

■澳大利亚总理承诺大选前推出反宗教歧视立法

周少青：纷繁宗教世界的政治变奏曲

像往年一样，2018年的宗教世界依旧响彻着各类政治变奏曲，从神权国家沙特阿拉伯的社会改革，到土耳其试图培养“虔诚的一代”；从英国工党内部的反犹言论，到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总部”的管辖；从印度尼西亚的宗教政治，到澳大利亚政府的“反宗教歧视法”提案，无一不透射着政治力量对宗教的巨大影响乃至塑形作用。当然，从另一向度来看，宗教（文化）也深刻影响着世俗国家（集团）的政治价值观和秩序，以及民众的社会伦理与道德。

沙特女性在驾校上课。资料图片

2018年初以来，伊斯兰教神权国家沙特阿拉伯陆续出台改善妇女地位的社会改革措施，在女性驾车禁令去除以后，沙特当局又解禁女性公开观看体育比赛的禁令；随后，沙特破天荒地开放电影业，重建娱乐业。面临国家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挑战，沙特统治集团试图通过社会改革、经济转型和价值观上适应性改造等系统性措施来进行自救和拓展发展空间。这些改革、改造和适应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伊斯兰教律，对沙特国内发展和国际形象的改善起到一定作用。但年末出现的“卡舒吉事件”，使沙特远未改善的国际形象再次遭遇“千夫指”。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领袖葛培理。资料图片

基督教方面，2018年春，美国福音派的标志性人物葛培理谢世。这位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一个普通的长老会家庭走出来、创造了自己人生奇迹的福音派布道家，创造了多项“奇迹”：在他的影响下，高达320万的民众加入基督教；他影响了从杜鲁门到奥巴马的12位美国总统，先后几十次获评盖洛普“全球十大最受尊敬的人”，多次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有人甚至认为，葛培理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葛培理的成功远远超越了福音派基督教本身：他同情弱势群体，抨击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布道现场亲手取下分离非洲裔与白人的绳索；他振聋发聩地向现场白人听众发出了“种族优越感会让我们堕入地狱”的呐喊；他引导千千万万来自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人，帮助他们塑造互相包容的价值观；他引导人们在《圣经》和现代世俗世界找到一个契合点，等等。相形之下，他身后庞大的福音派基督徒群体，却日益滑向特朗普孤立主义和排斥主义的窠臼，甚至成为美国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中坚力量。

犹太教方面，近年来，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传统的左翼政党英国工党内频频出现反犹言论。2018年春天，工党高级官员克丽丝汀·肖克罗夫特因力挺另一名工党党员艾伦·布的反犹行为而遭到党内外舆论的猛烈攻击，后者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反犹言论。英国工党内部接二连三出现反犹主义的行为和言论与多种因素有关：第一，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民众在文化心理和历史记忆深处，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反犹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近来年受到欧洲难民危机的刺激和随之崛起的极右翼政治势力的煽动而逐渐显露；第二，工党作为一个左翼类的政党组织，其价值取向上一直同情弱小或被压迫群体，特别是在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工党的主流选择站在巴勒斯坦一方；第三，工党内部的反犹主义与工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不无关系。2015年，科尔宾接受工党领袖职务时，工党内部的裂痕已经非常明显。反对科尔宾的人自然不会放弃利用“反犹问题”来打击和损害他的领导权威。

正发党上台之后，土耳其的伊斯兰化不断强化。资料图片

在英国工党围绕反犹问题政治争斗不已的同时，身处欧亚连接处的土耳其也频频出现围绕伊斯兰教地位的政治斗争。为了巩固政权根基，土耳其的政治强人埃尔多安“押宝”年轻的一代，多次强调要“培养虔诚的一代”。正发党执政期间，土耳其广建宗教学校，全国的宗教学校增长10倍多；修改中小学教材，引进“吉哈德精神”，压缩有关“土耳其之父”凯末尔的内容。埃尔多安当局试图通过“虔诚的一代”，将政权牢牢攥在手中。

在政治支配或利用宗教方面，印度尼西亚的案例可谓典型。在华裔政治家钟万学被以亵渎宗教为由判刑两年之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反对派故伎重演，试图以“亵渎宗教”为由，打击华裔政党领袖。近年来，全球性的宗教民族主义猖獗，其表象在于追求所谓“宗教纯洁或纯正”，实质在于以宗教为幌子，谋求大大小小的政治利益。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政治的狂风面前，宗教之树难以平静自持。

乌克兰东正教会12月15日在首都基辅圣索菲娅大教堂举行闭门会议后，表决通过脱离俄罗斯“总部”东正教会，并选出新领袖。资料图片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乌克兰东正教会宣布脱离其“总部”俄罗斯东正教会而“独立”这一事件。12月15日，乌克兰东正教会在首都基辅举行闭门会议后，表决通过成立脱离俄罗斯“总部”东正教会的独立教会，并选出新任教区领袖，总统波罗申科作为观察员出席。在会议地点基辅圣苏菲亚大教堂外，上万名支持教会独立的民众一同聚首，部分人高举国旗，波罗申科在会前与支持者握手拥抱。波罗申科宣布，39岁的基辅宗主教圣统主教埃皮法尼乌斯在会议中当选为乌克兰新任教区领袖；波罗申科申明，当天的会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象征乌克兰完全脱离俄罗斯。

俄乌关系交恶以来，乌克兰政客为了取悦民众，极力策动其教会脱离俄罗斯“总部”教会而独立。如今，即将面临难测的明年大选，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更是将乌克兰教会独立视为赢得大选的重要筹码。为此，他不惜将乌克兰教会独立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这里，“上帝”的宗教一统根本抵不过国家间的政治分立。

伊朗总统鲁哈尼11月24日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斯兰团结国际大会上致辞时说：“屈服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等于背叛我们的宗教。”资料图片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强压态势和今年以来的一系列封锁及制裁，伊朗总统鲁哈尼在11月24日的一个会议上高举宗教大旗，呼吁“全球穆斯林联合反美”，宣称“向由美国领导的西方低头相当于对我们宗教……和中东地区下一代们的背叛”。姑且不论中东的伊斯兰列国互相斗狠伤及万以计数无辜生命的行为是否已经背叛了他们的宗教，单就鲁哈尼试图以宗教来团结和联合反美的力量这一做法来看，就足够讽刺：中东的伊斯兰教已经被来自该地区内外的种种政治力量撕得粉碎，鲁哈尼的反美政治呼吁除了再一次撕裂所谓“全球伊斯兰国家的团结”以外，于事无补。

在政治利用宗教这一主题下，2018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伴随着“伊斯兰国”实体的覆灭，全球范围的恐怖主义活动相对进入低潮。12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在叙利亚的任务已经完成。白宫发言人桑德斯随后发表声明说，5年前，“伊斯兰国”是中东地区一支非常强大而危险的势力。如今，美国已击败控制了一定区域的“伊斯兰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的终结，也不意味着打击行动的结束。“后‘伊斯兰国’时代”中东反恐任重道远。

而在一些欧美国家，基督教极右翼背景的恐怖势力崛起，他们不断在本土制造暴力恐怖事件。这一现象也说明，暴力恐怖活动并不天然与某个宗教或群体相连，它是全球范围内，政治国家失控或遭遇严重政治（社会）危机条件下，各种政治势力利用宗教的结果。

国家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兼容问题也是2018年的一个重要主题。9月，越南政府宗教委员会主任武战胜公开会见梵蒂冈“圣座奉献生活与使徒团体部”部长德阿维斯枢机，表达了越南政府在医疗卫生、教育、社会公益活动领域充分接纳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各类宗教组织和教徒的态度。武战胜指出，“越南政府的主张就是发挥各宗教的综合力量，为国家建设与发展事业作出贡献。越南执行《信仰宗教法》是为了让各宗教教徒有更多机会为国家发展奉献更多力量创造便利条件。”

在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兼容方面，“超国家组织”欧盟面临的挑战要远远大于主权框架下的现代民族国家。欧盟东扩吸纳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之后，欧盟内部的政治团结与合作因世俗化程度的差异而大受影响：世俗化程度很高的西欧成员国家与宗教虔氛围尚浓的东欧国家，不仅在宗教上，而且在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乃至冲突。这些差异和冲突，加上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使得欧盟的整合、政治共识的形成、政策和法律的落实都面临巨大挑战。有报告指出，欧洲东西部民众在一些关键性的社会问题、如对待移民（难民）上分歧严重。

在“宗教自由保障”问题方面，继美国特朗普政府强化“宗教自由保护”以来，澳大利亚政府也在“保障宗教自由”方面迈出重要一步。12月13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将在大选前提出“反宗教歧视法”，该法案拟强化“宗教自由保护”，将“以宗教背景为由歧视他人”的行为规定为“非法行为”。莫里森表示，该立法“事关对澳大利亚人的保护以及保护澳大利亚人的信仰自由权”。据称，澳大利亚政府推出这一立法提案的动机在于“保护”基督徒的“宗教自由”，因为在此之前，已发生过多起基督徒因表达对同性婚姻不满而遭到解雇的案例。去年年底，同性恋婚姻合法的法案相继在参众两院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而保守的宗教人士通过种种渠道进行抗争。为了抚慰或迎合这部分选民，澳大利亚联盟党政府决定推出“反宗教歧视法”法案。莫里森称，将在下届大选之前推出若干“保护宗教自由”的政策措施，但表示这一举措不是为了吸引保守宗教人士的选票。

近年来，同性恋少数群体的“平等权”——包括结婚的权利，在欧美国家日益扩张甚至高歌奋进。这种被认为直接违背了上帝“从一男一女创造婚姻”的世俗主义权利实践，引起了各国宗教保守群体的激烈抵抗。在美国，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为改变自由派所支持的同性恋权利，不惜将一个在宗教上极富争议的人物推上总统宝座，并继而通过他改变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结构，最终使得保守派占据多数者地位。

从表面上看，“反宗教歧视法”维护的是宗教群体的基本权利，实质上，该法是澳大利亚政治保守力量与自由主义者的一场政治博弈。通过包括该法在内的种种“保护宗教自由”的措施，澳大利亚联盟党既可以挽留保守的宗教势力，也可以防范自由主义的左翼政党有可乘之机。

（来源：2018年12月25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