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褒扬历史上的“伊儒会通”是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的一个成功案例。

山东是儒家文明发源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5月18日，“会通儒学”传统与新时代宗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主办，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和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宗教》杂志社、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宁夏大学、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孔子研究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局）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会通儒学”的传统，尤其是“伊儒会通”进行深入研讨和交流。

宗教中国化、伊斯兰教中国化是历史必然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鹿林在演讲中说，习近平主席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指出要促进“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历史上宗教“会通儒学”是一种典型的认同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融通现象，是宗教中国化的关键所在和重要表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复兴的大背景下，借鉴并升华“会通儒学”传统是促进新时代宗教中国化的关键切入点。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成员、教务长李道湘认为，宗教必然要经历本土化和现代化的过程，这是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宗教中国化与儒学密不可分。从历史看，外来宗教主动靠近儒学，无疑促进了外来宗教中国化的进程。主动靠近儒家，会通儒学，加速了外来宗教的文化融入，使中国人对外来宗教教义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对外来宗教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社会中的生存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王岱舆提出的“真忠正道”思想，成为后来历代中国穆斯林所秉承的优秀思想传统。“会通儒学”活动还在不同角度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使中华文化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习近平主席说过：“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我们借鉴宗教中国化“会通儒学”的历史经验，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积极思想，继续文明间的交流。

《中国宗教》杂志社社长刘金光认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历史的必然、现实的需求，是一条必须要走的路，也是一条能够走好的路。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我国的各民族和宗教是在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只有落地生根才能生生不息。”宗教中国化是指宗教在与中国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在保持自身信仰核心的前提下，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融汇，或者做适当变通，或者从中吸取有益的内容加以改造，表现出不断适应中国社会而发展的趋势和倾向，从而使自身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发源地有所不同，呈现明显的中国特色，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

儒家倡导和谐包容，为不同宗教文化共处提供了文化土壤和融通机制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曾振宇认为，文化会通、会通儒学是一个时代的大课题。外来文化中国化，禅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禅宗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吸取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实现了从古印度佛教到中国化禅宗的转变。充分吸取中华文化元素的禅宗，甚至可以说成为了一种生活哲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用了几百年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融合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而这个历史也可以从侧面说明儒学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

济宁学院儒学与地域文化传播中心教授刘振佳认为，孔子所建构的“天”或“天命”意域空间，不同于西方的天界位格神灵。孔子的“天命”观念形成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以“天地人伦之道”为信仰的传统。正是在孔子“天”或“天命”观念的基础上，儒家建构出了一种“神道设教”的社会教化机制，也创造出一个可以融会其他宗教信仰的机制、平台。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儒学与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张颖欣认为，儒学修身正己、以德为本的积极入世态度，可以将各宗教信仰者对真善美的追求，引导转化为现实社会的建设力量。不管什么宗教，都可以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学习，引导信仰者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努力提升个人修养，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在民间儒学的实践中，儒学也吸纳了持各种宗教信仰的人群，并为他们确立起中华传统文化的归属感和情感依托。

升华“会通儒学”传统，进一步推动宗教中国化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米寿江以“回儒伦理道德观契合与发展”为主题的发言认为，儒家伦理与伊斯兰教伦理虽然有很大区别，但两者存在相互结合的理论基础，有共同以“孝道”为核心的伦理实践，因而紧密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思想。

孔子研究院信息联络部部长齐金江阐述了伊斯兰教“会通儒学”的核心理念及“山东学派”的贡献，并认为，宗教的本土化是世界各宗教生存和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化是我国宗教的优良传统，我国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都经历了长期、主动和互动的本土化过程。要切实把儒学中的优秀文化因素挖掘出来，浸润伊斯兰文化，促进伊斯兰教不断实现中国化。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杨桂萍的发言《从<真境昭微>看伊斯兰教与儒学的会通》认为，用儒学诠释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并反过来丰富、深化儒学。这说明伊斯兰教与儒学之间的关系是“和”“共生”“美美与共”，而不是“唯我独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维建探讨了多视角下的“以儒诠经”运动。他认为，作为外来宗教的伊斯兰教，在中国经历了长期的中国化历程。其中，“以儒诠经”被视为最成功的范例，不但极大地推动了历史上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对当前引导伊斯兰教中国化和去极端化，仍有巨大的借鉴意义。从本土化的视角来看，“以儒诠经”最突出的标志，是宗教语言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到汉语的转变。伊儒两个文明体系的交流、对话程度深入，留下了大量本土语言即汉语历史文献。中国敬天法祖的儒家观念，也时常表现在中国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经过“以儒诠经”的伊儒深刻对话，文化与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伊斯兰教才真正形成。“以儒诠经”所代表的伊斯兰教中国化是自发、主动的中国化，对于这一运动，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多视角、全方位分析，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它，并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启发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引导当代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宁夏大学民族学研究所副所长冯杰文解读了明清之际伊斯兰学者马注的《清真指南》一书中伊儒会通的历史经验，认为与主流文化相适应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健康发展的必然选项；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并非意味着将伊斯兰教与儒学强合为一，而是在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多元通和”。

宁夏大学教授孙振玉说，宗教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文化意义上，宗教并不止步于文化适应，还会发生进一步的文化融通、会通。在新时代，宗教与主流文化的融通是在两者之间融通出一个彼此共享的区域，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区域。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儒学与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金刚认为，宗教中国化与儒学密不可分。从历史上看，外来宗教的“会通儒学”现象催化了外来宗教中国化的进程，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本质是为适应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而儒学化。进入新时代，应升华“会通儒学”活动，促使中国宗教更加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中国化方向。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教务指导委员会委员摆生福阐述了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我国伊斯兰教只有全面展现正面形象，紧跟社会发展步伐，紧随时代进步潮流，引导广大穆斯林凝心聚力、正信正行，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才能立足于当今社会。（文：王珍、记者蓝希峰）

（来源：2019年5月28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