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朝鲜王朝初期，朱子学取代佛学成为朝鲜王朝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指导思想。儒学逐渐成了官方统治思想及国家行政指导原则，道教的斋醮科仪则成为期望神灵保佑国泰民安的一种宗教仪式。太祖李成桂深信符箓派道教具有的镇护国家、祈福禳灾的神奇功能，在关闭高丽时建立的各种道观后，保留了昭格殿。虽然他的崇道政策经常会随着政治统治的需要及儒佛道三教关系力量的对比进行调整，但基本上延续高丽王朝尊崇符箓派道教的做法。昭格署兴盛与废止成为道教在朝鲜王朝兴衰的一个缩影，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道教虽然在朝鲜半岛传播了上千年，但由于没有形成固定的教团组织，因此一旦不为统治者重视，很快就融入到民间信仰或新兴宗教之中了。

[关键词]：道教；朝鲜王朝；皇家道观；昭格署；符箓派道教

1392年，高丽王朝三军都制使李成桂(1335-1408)推翻了亲蒙古帝国的高丽王朝第三十四代国王纯宗(1389-1392)，建立了李氏政权。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李成桂派使者向明朝称臣。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取“朝曰鲜明”之意，赐国号“朝鲜”[2]，史称“朝鲜王朝”。朝鲜王朝传位二十六代，历时500余年，直到1897年才改国号“大韩”。朝鲜王朝仿效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建立政治体制，但也保持了一些自身的特点，如自李成桂立国之初就认可文武大臣，俗称“两班”，有权干预君主的施政和决策。朝鲜王朝初期，朱子学取代佛学成为朝鲜王朝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指导思想。儒学逐渐成了官方统治思想及国家行政指导原则，道教的斋醮科仪则成为期望神灵保佑国泰民安的一种宗教仪式。太祖李成桂深信符箓派道教具有的镇护国家、祈福禳灾的神奇功能，在关闭高丽时建立的各种道观后，保留了昭格殿。虽然他的崇道政策经常会随着政治统治的需要及儒佛道三教关系力量的对比进行调整，但基本上延续高丽王朝尊崇符箓派道教的做法。后来，太宗将这座带有皇家道观性质的昭格殿改为昭格署，作为国家祭祀道教神灵的场所。然而在朝鲜王朝，除了王朝创建初期少数的几个国王，后来的国王则具有明显的儒家文人气质，朝廷的“两班”朝臣大都是儒士。国家行政机构的职责是执行国王的意志，而国王又必须听取儒家学者们的忠告。终朝鲜王朝500余年，历代国王中没有一个人强大能够到对抗“两班”朝臣。在复杂的政治斗争旋涡之中，儒学受到明显的重视，佛教经常受到排斥，道教在帝王的支持下，在朝鲜王朝前期得以兴盛，中期以后围绕着昭格署的存废，朝廷中出现了激烈争论，直到昭格署在“壬辰倭乱”时毁于战火。昭格署兴盛与废止就成为道教在朝鲜王朝兴衰的一个缩影，本文结合《李朝实录》等相关史料，对个中原因及对道教在朝鲜半岛传播的影响作一考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

高丽末期至朝鲜李氏王朝初期，朝鲜半岛差不多与中国同时在政治上实现了王朝的更替，并从思想上开启了儒学一统天下大门。明王朝的创立者朱元璋打败了蒙古统领的元朝，使汉人重新回归到中国政治统治的中心，这不仅意味着汉人对蒙古人的政治上胜利，也意味着汉人得以重建以儒家为主、以佛教和道教为辅的东亚文明秩序。

太祖李成桂深信符箓派道教的斋醮科仪所具有镇护国家、祈福禳灾的功能。他在即位之前，就在咸兴附近设祭坛拜太白金星，希望得到上天的保佑，即位之后，马上又利用符箓派道教来积极开展祭祀活动，但出于治理国家的需要，太祖又听从了礼曹典书赵璞等上书“禁淫祀”的建议。为了更好地开展道教祭祀活动，于是太祖下令将高丽王朝所置的福源宫、九曜堂、大清观等道教醮祭场所合并为一，只留下松都昭格殿作为国家的唯一之道观。

朝鲜王朝承高丽遗制奉行道教，但两个王朝对道教的奉行方式稍有不同：高丽王朝崇尚佛教，把它定为“国教”加以崇奉，在广建佛教寺塔的同时，对道教也抱有宽容与支持的态度。朝鲜王朝虽然以昭格殿来开展国家祭祀活动，但独此一家而废止了其它道观醮所，实际上也就限制了道教在朝鲜民间社会的广泛传播。据《李朝实录》记载，太祖二年(1393)将国都由开城迁往汉阳(今首尔)，冬十一月，以无水且雾为由，遣左承旨崔迤醮太一神于昭格殿以祈时令调和。太祖四年(1395)令郑道传在汉阳高丽故宫遗迹的基础上，戡察风水，兴建新王朝的宫殿，取《诗经》中“君子万年，介尔景福”的诗句，称景福宫。景福宫作为朝鲜王朝的正宫，位于汉阳北部，也叫“北阙”。太祖五年(1396)丙子春正月初十，“以都城开基致祭白岳及五方之神，已巳发左右道丁未[3]二百营昭格殿。”又征发200名劳工在汉阳修建为举行祭天仪式而设置的皇家道观——昭格殿。太祖六年(1397)罢太一殿合于昭格殿。初建的昭格殿为醮祭老子及星辰之场所，共有四殿：三清殿、太一殿、直宿殿和十一曜殿。昭格殿中的三清殿里供奉着道教的三清神——上清、太清、玉清，因此其所在处又称三清洞，具有浓厚的道教信仰色彩。

从《东文选》中收录的道场文、青词和斋词看，高丽王朝的皇家祭礼主要在昭格殿、福源宫、神格殿、乾德殿进行。在风霜雨雪等灾异到来时，通过祈求道教神灵的保佑，以免除灾异，风调雨顺。如果说，昭格殿等是王公大臣在京城的祭祀之处，故遵循道教为帝王祈福消灾的金箓斋，那么，摩尼山堑城坛则是户外祭天之处，从祭祀对象及仪式来看，则是道教斋醮科仪与朝鲜民族的天神信仰之结合。韩国学者李钟殷《昭格署相关历史资料的检讨》[4]、刘炳来《对朝鲜昭格署的渊源与位置研究》[5]等文曾对昭格署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但对其中的道教因素还有待于深入挖掘。昭格殿作为朝鲜王朝的道教宫观，是负责皇家朝廷进行三清祀典活动的机构，也负责管理摩利山堑城醮的祭祀活动，后于太宗时改称为昭格署。

二

最早担任昭格殿提调的金瞻是“李朝道教之第一信者”，[6]。金瞻(1364-1416)，字子贝，旧名九二，光州人，为慈惠府尹金怀之子。金瞻既精通中国儒学经史子集，又了解佛教与道教。[7]金瞻生活于高丽王朝向朝鲜王朝交替时期，因参与政治，反复经历着刑罚和流放的生活，一生穷困，但又因才华与外交能力，而得到太宗的欣赏。他曾上书要求不要将牺牛用于文庙的祭奠，遭到了一些儒生的讥讽。太宗四年(1404)，太宗命昭格殿提调金瞻专门负责“详定星辰醮祭礼”，把道教醮礼纳入国家管理体制之中。金瞻详定道教星宿醮礼后，提出再修建大清观以醮天皇大帝，又遭到了权近(1352-1409)[8]、河仑(1347-1416)等官员的反对，未能实施。金瞻任昭格殿的提调后，利用提调的职权积极在昭格殿中举行道教斋醮科仪，有意使道教发展为朝鲜王朝的“国教”。他上书太宗“劝上崇奉道教”，祭祀道教的太一神。[9]

中国道教曾将“太一”奉为主宰宇宙的最高神，在汉代时就将祭祀“太一神”的活动定在正月十五。金瞻倡导尊奉太一神，其主要目的在于祈求“兵疫不兴，邦国乂安”[10]，这非常符合太宗希望通过祭祀太一神以求国泰民安的心理。金瞻则希望太宗能够遵循宋制，每年“依宋制，每岁四立日行祭”，即遵循宋代道教的传统，每年于大清观、昭格殿开展四次祭祀活动，以提升昭格殿的朝鲜王朝国家宗教祭祀中的特殊地位。

然而受朝廷中崇儒学者的影响，太宗对道教的态度也经常变化着。十三年(1413)太宗曾下令焚烧道教的阴阳谶书。太宗十七年(1417)当时礼曹许稠以昭格殿狭隘而提出改营的建议时，太宗又重申，应遵循中华传统和高丽王朝的遗制，继续奉行道教的醮礼，表达了对道教任其自然发展的态度。[11]

昭格殿作为皇家道观，其中有太一殿，祭道教星宿神，有三清殿，供奉着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普化天尊、梓潼帝君的神像，受人瞻拜。[12]他们都是宋代以后中国道教中最受人们欢迎的神灵。世祖十二年(1466)春正月更定官制时，专门将昭格殿改称昭格署，作为国家举行道教醮祭的场所，置于礼曹的统领之下。[13]昭格署列入从五品衙门，并配备了官职编制，其官员从五品的令一员(提调)，正六品及从六品的别调各一员，从九品的参奉二员，主要掌管道教三清星辰醮礼。据《经国大典》卷一介绍，昭格署虽是道教醮祭的场所，但也是国家的官署：“昭格署一切职员皆属曹默陟之道流，功课之事，及度牒皆属礼曹主掌之。”官员要经过考试才能录用，故李能和评价曰：“昭格殿者纯是神殿之名称，昭格署兼有官署之色彩，殿与署之间意义之有别也。”[14]道流俗称黄冠，又曰羽流，以其服章得名也，但昭格署官员的祭服是“白裘皂巾”，自高丽时已然，李能和称之为“服色怪异”，说明道教传到朝鲜半岛后，道士的服装也逐渐民族化了。昭格署培养了一批擅长斋醮科仪式的道士，推动了符箓派道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三

由于朝鲜王朝始终奉行以儒家为主导的文化政策，士人对道教的态度则是既有排斥也有利用。如，曾参加过昭格署斋醮祭祀的成伣(1439-1504)是朝鲜王朝著名的文学家，他写的《慵斋丛话》是朝鲜稗说文学的代表作品，其中就讲述了昭格署醮祭的情况。字里行间表达了对道教斋醮活动的排斥态度，因此，符箓派道教的传播也面临着各种阻力。

15世纪，朝鲜王朝内部逐渐形成两派政治势力，一派是占有大片土地、操纵政权的勋旧派，另一派是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士林派。士林派主张按儒家道德行事，希望用朱子学来重振国家纲纪，故不断以儒家道德为标准来揭露和谴责勋旧派大臣的卑劣行径。勋旧派大臣也不时地对士林派进行打击报复，在朝鲜王朝第十代君主燕山君(1494-1506在位)统治初期，两派矛盾日趋尖锐。燕山君二年(1496)下令把与士林派有牵连的人全部逐出宫廷，并诛杀3O多名相关者，史称“戊午史祸”。

燕山君的母亲尹氏因在后宫中的争风吃醋被陷害废为庶人而含冤赐死，这给他的童年生活蒙上了阴影，即位之后，燕山君不仅荒淫残暴，而且抱有一种反叛心理，他将佛教与儒学视为左道加以摒弃，但却允许在昭格署中举行道教醮祭活动。[15]这样，在朝臣勋旧派与士林派两派政治斗争继续尖锐化的过程中，有关昭格署的废留问题也成为导致矛盾的焦点之一。1504年，这位燕山君为其生母报仇，对勋旧派与士林派大开杀戒，史称“甲子士祸”。

中宗即位后将勋旧派和士林派人士一同任用起来，两派在宫廷中的斗争又继续展开，是否“革罢昭格署”仍然是矛盾的焦点之一。朝廷中的儒臣因尊孔孟朱子而提出“请罢昭格署”要求，其理由如下：第一，昭格署祀玉皇上帝而以朝鲜祀天之礼为非礼。[16]第二，昭格署道士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儒家思想。第三，信道误国。中宗十一年(1516)六月二十一日，赵光祖与一批儒士强烈要求中宗废除昭格署。[17]他们特别提出唐玄宗、宋徽宗、宋钦宗信道误国的事例来提醒中宗注意，只有依据儒家忠孝伦理才能养成国家的美风良俗，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参赞官金安老(1481-1537)明确要求废除道教。但中宗却认为昭格署是老祖宗设立的，不能轻易废除。[18]中宗十三年(1518)，司县府与司谏院也联合上疏要求废除昭格署。[19]迫于各种压力与威胁，中宗只好同意废除昭格署，进而又同意承政院要求革罢忠清道太一殿的要求。中宗十七年(1522)借口母后之命，又恢复了昭格署的活动，下令依照前例举行祭祀三清星辰的活动。

围绕着昭格署的存废问题，中宗朝的儒士与王室之间反复争论，形成的鲜明对立为1519年发生的“士林之祸”[20]埋下了种子。士林之祸之后，勋旧派势力迅速膨胀。中宗为压制勋旧派大臣，再次录用士林派。经过反复的争斗，士林派的力量空前强大，不仅掌握了中央政权，在地方上的书院士林派也逐步成为实权派。从昭格署的存废可见，道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既与道教本身的特点有关，也与当地人依什么文化标准来对道教进行解读与选择密切相连。

此后的200年间，朝廷中的“党争”继续激化，国家形势日趋错综复杂，朝臣人人自危，主张自然无为、柔弱守雌、明哲保身的老庄道家思想受到一些儒士的喜爱。他们一方面出于对道家经典的兴趣，撰写了一些以儒解道的新著；另一方面，又借鉴老庄学来诠释朱子学，使朱子性理学表现出浓厚的道家哲学的思辨色彩。

昭格署废除后，道教斋醮科仪在官方祭祀活动中逐渐减少，道教在朝鲜半岛的发展由盛而衰。虽然宣宗三十二年(1599)还下令在汉城建两所关王庙，地方上建四所关王庙，期望“武圣”关帝能够护佑朝鲜平安，但第二年又下令禁止使用老庄术语。17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文化之东渐，东亚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之变化，道教在朝鲜半岛也由盛而衰。英祖二十年(1744)禁止祭巫觋和淫祀。正祖九年(1785)废除道学科。尽管道教在朝鲜传播千余年，其长生成仙信仰、斋醮仪式和修炼道术，无论在民间，还是在上层社会，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但由于道教在朝鲜半岛没有形成固定的教团组织，因此一旦不为统治者重视，很快就融入到民间信仰或新兴宗教之中了。

注释：

[1]本文为笔者主持的国家“十一五”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东亚道教研究”（项目批准号：06BZJ011）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东方道文化的特质与精神”（项目批准号：10JHQ050）的阶段性成果。《东亚道教研究》2013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2]《李朝实录》第一册《太祖实录》卷三，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4年刊行，第160页。

[3]“未”，疑为“夫”。

[4]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编：《道教与韩国文化》，亚细亚文化社，1988年版。

[5]韩国思想文化学会编：《韩国思想与文化》32辑，2006年3月。

[6][14][15][韩]李能和著：《朝鲜道教史》，东国文化社，1959年版，第151、152、153页。

[7][9]《李朝实录》第五册《太宗实录》卷七，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7年刊行，第403、403-404页。

[8]哲学家权近其实对道教也颇为欣赏，其诗《题鹤鸣楼》就飘逸出道教特有的仙风之气：“鹤鸣楼上旧徘徊。环佩珊珊缓步来。巳喜清歌和宝瑟。况看纤手奉金杯。南临帝甸山河壮。北对天门日月开。得彼内臣宣圣泽。六街三日醉扶回。”(赵素印编《韩国文苑》卷八，槿花学社1932年版，第213页)

[10][韩]车柱环著：《韩国道教思想》，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11]《李朝实录》第五册《太宗实录》卷三十四，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7年刊行，第576-577页。

[12]王兴平著：《文昌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影响》，载《中国道教》，2002年第3期。

[13]《增补文献备考》卷二二三《职官考》第十，[朝鲜]弘文馆编纂：《增补文献备考》下册，东国文化社，1957年版，第550页。

[16]《李朝实录》第二十册《中宗实录》卷十四，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7年刊行，第452页。

[17]《李朝实录》第二十一册《中宗实录》卷二十五，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7年刊行。第49页。

[18][19]《李朝实录》，第49页。

[20]士林之祸，又称己卯之祸，是以赵光祖为代表的儒家士林派失势及遭受重大打击的事件。赵光祖因受到诬陷，最后在流放地被中宗以毒药赐死。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3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