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到西道堂的发祥地临潭走一遭，同西道堂人做点深层次的交往。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使我接触了大量有关西道堂的文字资料；但缺乏与西道堂人的直接接触与交流，很难说对他们有真切和深刻的了解。去年，一批学者同仁考察归来，陆续在一些颇有影响的刊物上对西道堂予以介绍，对西道堂人爱国爱教、摸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这些文章更使我渴望到临潭去长长见识。

今年7月31日，我终于乘上了西行的75次列车，应邀赴兰州、临夏、临潭，到西道堂作客。尽管这次访问、作客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实际上只有8月2日至6日这五天，但我仍然感到此行不虚，感触很深。西道堂人的各种实践活动，引起我许多思考，给予我许多启示。

西道堂人成功的实践活动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

首先，它启示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宗教，全面、正确地看待宗教。

按照传统的教条主义观点，我们许多同志习惯于将宗教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一种虚幻的、歪曲的、颠倒的反映，是一种坏东西，是反科学的、非理性的、阻碍社会进步的，只能作为一种落后、反动的意识形态为历代剥削阶级所利用；即使曾被劳动人民用作反压迫斗争的外衣，其局限性、消极性也极大，对人民而言，宗教主要是起毒害和麻醉的鸦片烟作用。

用这种观点去观察西道堂，我们会发现它非但不适用，而且显得滑稽可笑，非常片面。

诚然，西道堂有其一整套伊斯兰教的思想信仰体系。其首任教主马启西先生（1867-1914）坚信“惟清真天方之教，认主独一，至贵至大”，故于西道堂初创之时，即以伊斯兰教为其思想信仰，以伊斯兰教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世界，看待社会，指导人生。百余年来，这种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紧紧地维系着西道堂全体教民的人心，在他们中产生了团结奋斗克服困难的强大凝聚力。回首过去，西道堂人之所以能够战胜百年劫难，一步一步走出今日的成就，正是凭着这种宗教信仰。

西道堂人所信仰的宗教还是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体系，我将它称作“西道堂文化”。这种西道堂文化，核心是伊斯兰教文化，其中又融汇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回族文化园地上盛开的一朵奇葩。马启西先生那些极富深邃宗教哲理的遗联、名言，马明仁先生（1894-1946）遗传的那些带有神秘主义寓意的道歌，西道堂家家户户悬挂的那些伊斯兰教语录、条幅、中堂，现仍口碑流传的民歌词语、介廉诗文、启西女校校歌，西道堂人头戴的六角攒尖黑色小帽，西道堂人修建的清真寺、道堂、陵墓、民居及尕路提那座大房子建筑，西道堂人经常赞诵的《穆罕麦斯》、《买达依亥》、《卯路提》以及他们的各种婚姻、丧葬、饮食、民俗、服饰、礼仪、牧业、农商等等，无不体现着西道堂文化的宗教精髓。因此，我们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伊斯兰教既是西道堂人的思想信仰，又是西道堂人的文化体系和理性思维。

西道堂又是一个不断适应时代变迁与发展的宗教团体和社会实体，是融宗教、经济、文化、教育、生活于一体的穆斯林公社。他们有领导，有组织，有分工，有合作，有章程，有宗旨，有制度，有自己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西道堂人坚持追求“两世吉庆”的伊斯兰教人生观、价值观，以“在今世中求来世”、“在现实中求未来”的思想指导自己的一切言行。他们注重现实，注意实践，有理想，有抱负，努力拼搏，争取作出光辉的业绩，使自己的人生更充实，更有意义，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务实精神。

让我们摘录几段西道堂的组织章程吧。

（一）宗旨

本道堂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并祖述清真教道统，以宣扬金陵介廉学说，而以本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务使本国同胞了解伊斯兰教教义为宗旨。

本道堂主张，正视现实，注重实践。人当以己之生命要为永远继续之永生努力不懈，作出光辉的事业。故此生虽是过程，此生毫不空虚，必须求生存，劳形动心，成己成人，化己归真，以求得末日的安慰。

本道堂遵守持以立教者，以清真教至上之真宰维系人心同一之本善，发挥其巨大作用，修己爱人，至于爱物，以达到人人向善的目的。

本道堂为一完整组织，而一切工作、生活、教育、婚丧、赡养等，概由道堂支配；所有属于道堂经济均为公有，悉用于本道堂建设、教育及一切公共事业。

（二）组织形式

1、教主的产生与接替：西道堂教主的产生，是由全体教民中推选贤能者接替掌理教务，实行终身制，但不世袭。其职权领导全体教民，遵守国家法令，以尽国民义务；遵守本堂宗旨，（以尽教民责任）；掌理本道堂一切社会活动事宜。

2、经济管理：西道堂所有集体经营的农、商、林、牧、副业的收支，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分配。设正、副经理各一人，统管各种经费；其下农、商、牧、副，各有专责人员。

3、总务：设正、副（总务）各一人，掌管本堂日用财务的收支以及生活费用，并乡庄的财务收入和支出情况。

4、生活管理：西道堂集体生活人员，分本堂内和十二乡庄人口，在统一的组织、统一的生活水平和统一的管理制度下共同生活。而在西道堂教民中则分堂内、堂外两部。堂外教民分散居住，在信仰上与堂内的教民完全一致；在经济方面基本上都是个体生产，但与道堂内部有互相帮助、互相依从的经济联系；其在生产、生活上有困难的，道堂予以资助。（《西道堂史料辑》46-48页）

这就是伊斯兰教的西道堂，这就是西道堂人百余年来虔诚信仰的伊斯兰教。对于这种宗教，我们还能把它简单地概括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么？还能无端地指责它是“非理性、反科学的愚昧落后的意识形态”么？面对西道堂人无可争辩的成功实践，任何一位不带宗教偏见的人，无论他对西道堂人的真主信仰同意与否，都不能不承认他们信仰的宗教对于他们及他们所在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和进步所起的巨大而深刻的积极意义。

其次，西道堂人的成功实践还启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国的宗教在当前新形势下究竟可以起什么样的社会作用？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作着“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篇文章。这是一篇大文章，要靠各级党政宗教工作者、宗教理论工作者、宗教界的共同努力才能作好。其中，广大信教群众的实践对于作好这篇大文章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事实上，在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依旧认为，宗教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残余，根本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人民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根本与宗教无关。有人甚至认为，在当今社会，宗教只有负面的社会价值与作用，因此必须加强对宗教（不是中央所提的“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以防其闹乱子；有人甚至不理会中央的宗教政策，乱提政策性口号，说什么“在宗教问题上要防止右的倾向抬头”，“现在信教自由讲得太多了，该着重宣传公民有不信教自由的权利了”，“在宗教问题上不能搞对外开放”，等等。

西道堂人用自己的实践批驳了上述错误认识，向世人明确地宣告：他们虔诚信仰的伊斯兰教，已经不再是旧社会上层建筑的残余，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宗教实体、宗教文化以及其宗教思想信仰体系中的积极精神，完全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服务。

西道堂人恪守“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宗教信条，不计较曾一度受到极不公正待遇的陈年往事，依然诚挚地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伟大的中华民族，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现任教主敏生光先生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中国共产党拯救了人民大众，从此过上了好日子。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众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这是颇为难得的和不易的。自己应该带头做个范例，珍惜这国泰民安的大好时光。”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近几年来，他充分发挥宗教领袖的积极作用，肩负起党和政府与穆斯林群众之间桥梁和纽带的责任，协助党和政府宣传、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引导群众向前看，加强道堂成员之间、不同教派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大团结，维护社会安定，使临潭县内伊斯兰教各教派之间、各宗教之间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互敬互让，求同存异，形成一种良好的、新型的宗教关系。他继承前辈传统，领导西道堂人大力发展经济，本着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稳步实施的原则，发动群众开展农、商、牧、副业的多种经营，取得了极大成绩：仅西道堂50多辆东风卡车组建的汽车队，每年向国家上缴税金、管理费、养路费即达50多万元。十多年前，尚以乞讨为生挣扎在贫困线下的西道堂人，如今90%以上的家庭已经脱贫，温饱已无问题，其中不少家庭已开始向小康目标疾奔。他遵照“寻求知识从摇篮直至坟墓”的“圣训”，认定“发展民族教育是促进民族进步的根本，也是实现四化的需要，这和任何宗教教义是并行不悖的。”因此，他领导教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协助政府教育部门发展教育，带头捐资助学。他尤其注意对妇女儿童的开发教育，认为中国的妇女要真正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必须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引导妇女充分认识其自身价值，找到自己合适的社会位置；二是妇女的整体文化素质亟待提高，这要从幼儿教育抓起，幼儿教育是搞好国民普及教育的第一步，应得到全社会的重视。为此，西道堂人创建了一所幼儿园，数十名回、汉、藏的娃娃在这里幸福愉快地生活、学习、成长。据几位暑假回家探亲的大学生讲，如今仅正在各地高校学习的西道堂男女青年即达七八十人，他们中有的学文科，有的学理工科，有的学外语、外贸经济……。敏生光先生自豪地对我们说：我们不仅仅为西道堂培养人才，更主要是为社会，为祖国培育英才，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西道堂人尊重科学，倡导科学。他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贯彻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积极推行儿童计划免疫工作，在各清真寺开展普法活动，大规模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创办西道堂红新月医院，大力提倡科学种田、科学养畜……

1993年12月，敏生光先生在中国伊斯兰教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宗教既然能够通过自身变革来适应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国度，也就能够同样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建设上的需要。”十几年来，他领导着西道堂的全体教民，不断摸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走出了一条伊斯兰教西道堂的成功之路，穆斯林公社的成功之路。他们建立的绝不是什么“乌托邦”、“世外桃源”，而是始终和着时代脉搏，踏踏实实走在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的西道堂。

西道堂人的成功告诉我们，应该相信我国广大宗教信仰者是爱国爱教的，是可以信赖的。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放手让他们去管理自己宗教的内部事务，而不要继续以前越俎代庖的蠢事了。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即培养一批像敏生光先生这样的好带头人。如何帮助各宗教选拔、培养好跨世纪的德才兼备的宗教领袖接班人，已经应该提到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1995年10月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1995年冬季号总第4期，引自中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