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伊始，北京市伊斯兰经学院院报复刊。消息传来，甚感欣慰。由此激发一些关于中国伊斯兰经学教育的思考。

一

中国伊斯兰经学教育由来久矣。它伴随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入、传播、发展而出现。最初它以父子授受、口耳相传的形式，完成着伊斯兰教在中国薪火传续的使命。公元10世纪上半叶，我国天山南部喀喇汗朝维吾尔穆斯林社区，即已出现了颇具规模的经学院——萨吉耶麦德里斯。作为喀喇汗朝的宗教文化中心和最高学府，萨吉耶经学院为汗国各地区培养了大批各类人材，享誉中亚。此后，喀喇汗朝、叶尔羌汗国期间陆续创办了一批经学院，如喀什的哈米德耶经学院、马合木德耶经学院、麦苏德耶经学院、罕力克经学院、阿克经学院、米尔咱·海答尔经学院，叶尔羌(今莎车)的赛义德经学院、额什丁经学院、加航经学院、汗勒克经学院等等。这批经学院的创建，保证了10世纪以后直至近代维吾尔地区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与普及。公元16世纪中叶，回族地区经学教育也开始从父子授受、口耳相传向组织化、体系化转变。陕西咸阳胡登洲(1522-1597)“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将伊斯兰教传统上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回族地区经堂教育体系，为伊斯兰教在中国广大地区的传播、巩固、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王宽、张子文、达浦生、马松亭等大阿訇为代表的一批教内先达，为改变穆民积贫积弱积愚的落后面貌，使伊斯兰教跟上时代，锐意兴学，倡办新式伊斯兰教教育，发起了近代中国穆斯林“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这一创举为以后在中国普及回民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素质，起了先锋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先后创建的中国伊斯兰经学院及新疆、宁夏、沈阳、兰州、青海、郑州、昆明、北京、河北等9所伊斯兰经学院，为培养新一代伊斯兰教事业接班人做出了新贡献。

二

中国伊斯兰经学教育有许多优良传统，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继承与发扬光大。其中，我以为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点：

1、教学内容对社会的适应性。

中国各族穆斯林的教育家们历来重视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努力培养能适应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伊斯兰教事业接班人。

据《经学系传谱》云，胡登洲先生幼年习经时，即“每欲谋习儒学，贯通一家”，以儒诠经，“可启后世之蒙，能泄先天之秘”。为此，他在年及五旬后，利用到京都货殖之机，延聘国学名士为师，并大量购买儒家“史鉴诗文诸书”，认真研读程朱理学，终于使自己成为“宿儒之所不及”的饱学之士，为以后开办经堂教育、讲授伊斯兰教性理之学打下了坚实的汉学基础。他融清真寺与中国传统私塾教育形式为一体，开办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始用中国特色的经堂语言传道授业解惑，令“吴楚燕齐之彦，负笈载道，接踵其门前而求学焉”。胡氏创办的这种经堂教育在华绵延数百年，培养宗教人材宛若列星，成果丰顿，影响至今，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便在于它不仅适应穆斯林社区沿续与发展的需要，而且更是因为它从根本上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那个大的环境。

2、德才并重，学以致用。

中国穆斯林先贤历来重视培养德才兼备、学用结合的宗教事业接班人。赵灿在其《经学系传谱叙》中郑重地告诫“天下万世之学者”：“凡学者之取五：一取有学焉，选其学有大成也；次取有传焉，选其训诲有法也；三取有德焉，选其素履无玷也；四取有言焉，选其劝诫多方也；五取有守焉，选其贫困自甘者也。”所谓有学，即致力于穷经研理，博闻强记，学有大成。这是作为一名伊斯兰经师必备的条件。所谓有传、有言，即身为经师要善于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弟子，将伊斯兰教真谛宣传给广大穆斯林群众，以提高穆民的宗教素质、思想与文化素质，提高大众鉴别正教与异端学说的能力。否则，仅仅满足于自己学有所成，却不能正确地以宣传，“训诲无法，不能遗教后世，是为啬学”，对教门，对社会，对自己，均无益处。所谓有德、有守，即要求经师必须严于律己，举意正确，立教为公，不贪求名利，不情牵邪色，素履无玷，贫困自甘。否则，如果在学经之初即贪嗜名利、情牵邪色，则难免名利邪色禁锢其终身；“凡学者的举动多愆，则不能以身为式而律己勉人，久则必败行矣！”在这“五有”之中，赵灿特别强调有德、有守。他指出：“盖贪求终必自贱，而为众所薄。既为人之师范，讵可不以令德率人为法哉!近代学人，有循情谀众，卖教从人，经营财产，厚遗子孙者。如斯人也，可为贪世禄而轻永世之天禄，亦可为重浮恩而轻真主之特恩者矣!”这种无德无守之人，“虽大开讲堂，高悬绛帐，日授千徒，夜功百拜，正恐未得其实耳。”

3、经学教育注重民族特色、地域特色、时代特色。

与社会相适应不是抽象的。只有适应于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需要，经学教育才具有生命力。历史上中国各族穆斯林教育家对此都给予高度重视。

古代维吾尔地区的伊斯兰经学院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非常明显。其课程不仅用维吾尔语讲授，而且将许多维吾尔学者的作品列入课程设置。著名的维吾尔族学者、《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在自己的经学院亲自讲授自己的作品；喀喇汗朝著名医学家伊玛迪丁·喀什噶里所撰维吾尔文的专著《疾病释解》、《药典》等，也曾被当作经学院教材向学员讲授。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便于学习伊斯兰真谛，喀喇汗朝时期的经学大师们便开始将《古兰经》译成维吾尔文，在学堂上宣讲，这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是前所未闻的，从而为喀什地区经学教育盖上了深深的维吾尔民族在那个时代的印记。

回族地区的经堂教育有所谓陕西学派、山东学派、云南学派之分。陕西学派以胡登洲及其首传弟子为代表，注重经学知识的精而专，一般专攻阿文经典，甚至仅专攻一门教义学，特别强调伊斯兰教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山东学派以常志美、李永寿为代表，注重经学学识的博而熟，长于波斯文法，阿文与波斯文并授，讲课以“十三本经”为基本教材，注意循序渐进，从浅入深的教学法。云南学派以马德新、马联元为代表，兼有陕西、山东两个学派之长，精于阿语教学，兼授一些波斯语典籍，常以《满俩》、《白亚尼》、《者俩赖尼》、《伟戛业》、《尔歌一德》等“五本经”为必修课，其余经典任学员自选。正是因为有各自的办学特色，所以在不同的回族地区这三派均有广泛的影响。

近代王宽等人为代表的新式经学教育家们均着眼于经学教育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从办学目标上，他们提出培养伊斯兰组织之会长、清真寺之教长、普通回民学校之校长等“三长制”的教育体制，突破了传统的培养清真寺经师的单一体制；教学方法取中文与阿拉伯文并授，使学员不仅学经，而且学习汉文化；教学内容增加汉语文、自然科学、历史、政治、体育等课程。这种新式经学教育适应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需要，对于培养一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新一代回族精英做出了贡献。

三

人类已经胜利地迈进21世纪的大门。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以唐永徽二年(651)奥斯曼哈里发遣使来华修好为标志，至今已整整1350个年头了。新时期，新世纪，为中国伊斯兰教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同时，新情况、新问题的层出不穷，也对中国伊斯兰教能否健康有序地发展提出了严竣挑战。面对大好的发展机遇和空前的严竣挑战，许多教内专家呼吁加强中国伊斯兰教育。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我以为，关键在于应该如何加强这种经学教育。针对当前中国伊斯兰教育的现状，宛耀宾、马中平先生提出各地经学院进一步规范化建设的五大任务：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逐步解决宗教课教师师资目前青黄不接的问题；2、统编宗教课教材，制定教学大纲，尽快改变教学中的随意和无序状态；3、搞好领导班子建设，配备既懂伊斯兰教、又懂教育、还具有奉献精神的人进入经学院领导班子；4、搞好校风建设，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严肃校风校纪；5、进一步理顺经学院、伊协与政府宗教事务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塑造好经学院自我形象，改变长期以来经学院在穆斯林群众心目中并不令人乐观的形象，争取广大穆斯林群众对经学院的支持。

宛、马二位先生的意见极好，我非常支持。尤其是最后一点，即重塑自我、争取群众支持的任务特别重要。失去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支持，加强中国伊斯兰教育就成了一句空话。要做到这一点，经学院就须重塑自我形象，适应群众的需要。为此，我以为应做到以下几点：

1、加强思想作风建设。要破除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搞好经学研究，不断探索创新，发掘伊斯兰教的真精神。根据社会主义时期2000万中国穆斯林的伟大实践，去深入发掘和反复论证伊斯兰的真谛，在此基础上加强伊斯兰教经学理论建设，建立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经学理论体系。这是积极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项重要内容。

2、加强学风建设。经训固然要学，而且一定要学精、学好。但是，一定要继承先贤优良的学经传统，不搞教条主义，要密切联系新时期社会主义中国的实际，学习和实践伊斯兰教经训的基本精神和信仰要求。伊斯兰教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社会实践中的不断创新。《古兰经》在其23年颁降过程中，常常根据变化的形势，以新的经文取代一些旧的经文。这就是发展，就是创新。安萨里时代“伊新兰教的伟大复兴”，其原因就在于安萨里(1058-1111)在潜心研究希腊哲学、伊斯兰教各派学说和苏非主义学理的基础上，一方面著书批驳伊斯兰教内部各种异端学说，对伊斯兰教各派教义、教律敢于提出疑问；另一方面则以信仰独一安拉为核心，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依据，博采历代各派伊斯兰学说之精华，将苏非主义引入正统信仰，采用逻辑概念和思辨方法，论证正统教义，将哲学与宗教、正统信仰与苏非主义、理性与直觉内心体验加以调合，完成了艾什尔里派学说的最终形成，从理论上构筑了伊斯兰教正统的宗教世界观和人生观，把伊斯兰教经院哲学推进到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安萨里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敢于否定传统和时尚流行思潮，敢于扬弃，敢于探索和创新，拒绝食古不化和教条主义。中国历史上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经学大师，之所以写出其不朽的作品，也在于他们既有继承也有扬弃和创新。学经训要学伊斯兰教精髓，而且必须学深学透。但学得好不好关键在于能否把伊斯兰教真理用好用活，能否弘扬其真精神为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新贡献。

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思想作风与学风都有了一个较大的改进，中国伊斯兰经学教育事业一定会有较大的改观，中国伊斯兰教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则是毫无疑义的。

2001年1月

* 这是作者应约为北京市伊斯兰经学院院报复刊所写专稿，发表在2001年《北京伊斯兰经学院院报》第1期第5－7页。

（来源：北京伊斯兰经学院《经学院院刊》2001年第1期，引自中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