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会议的目的是，研讨玄奘在学术文化上的贡献、宣传玄奘的思想和业绩、弘扬他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交换世界各国玄奘研究的情况、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寻求长期合作的可能、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学术交流和学者之间的友谊。代表们采用分组讨论和大会报告等形式，进行了广泛地学术交流，并就上述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代表们认为，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玄奘的贡献是广泛的和全面的，但是首先表现在佛学方面，译经、唯识学、因明学则是最显著的表现。玄奘的译经是“截伪续真，开兹后学”的伟大事业。他译经总字数达1300余万，占整个唐代译经总量的一半以上，又为中国历史上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三位大翻译家译经总量的一倍多。除了数量的优势外，更重要地是表现在他的译经质量上。有学者就玄奘翻译的《心经》与梵文原本做了比较研究，指出奘译本与原本在若干地方不同。“玄奘的翻译，不以严格追摹原文为能事，而是依义理传达和行文的需要常对原文加以变异增删，其中尤以删裁最多见。”“玄奘的译笔不仅充分而准确地反映了原经的宗旨，经过更动（主要是删略）后的译文更有敏快精当，一气呵成之势。”忠实的目的并不是靠紧随在原文之后亦步亦趋去追求，而是设法在谨慎变异后畅达的汉译中去体现，这正是玄奘的翻译忠实观。在众多的《金刚经》译本中，玄奘译本明显地受到当时十分流行的骈文文体的影响，许多语句在音拍节奏和句型结构上都以工整对仗和平仄形式出现，其中常见的是四四拍和四六拍，从而使其译文更加符合当时汉语的习惯，更加通顺流畅，易于口诵耳传。台湾学者对玄奘所译的《瑜伽师地论》的研究做了介绍，认为《瑜伽论》虽然是瑜伽行派的基本典籍，但却不是日后研究的重心，即使被研究也是以（菩萨地）为中心而开展的。只是到了近代，（声闻地）的研究才有了进展。

　  日本学者认为“（唯识宗）这一派的教理，在理论上，可称作‘性相学’。性相学中的‘相’是现像存在的总称，‘性’则是这些现象的本性。其中通过对相的观察、分析、最终达到‘性’，这是这一派修行的目的。”中国学者说，“六经十一论”在中国的译传，表明慈氏学潮流在华兴起。但是在译传中出现了逆流，“地论师昙延伪托‘马鸣’制造了《大乘起信论》（原来拟名《涅槃大疏》）。”玄奘为了解决这一逆流所造成的影响及“百有余科”的疑难问题而决定西行求法，作唯识学的第二次译传，使慈氏学在华夏的汉传及藏传两个大藏更形丰满，为汇合研究与开发打下了坚实基础。还有学者指出，法相宗之所以在唐代盛极一时，几传以后即趋衰落，最后几乎被人们所遗忘，这与玄奘及其弟子辈坚持五种性说有很大的关系。还有人研究了新罗憎圆测与玄奘、窥基的关系，认为“圆测与玄奘之间的关系，不是师徒关系，‘弟子’、‘高足’说不能成立的。他们二人的真正关系，在早期，是‘同学’关系，在后期，是‘同志’关系。”近代唯识学说之所以能够复兴，推动整个佛学的复兴，最根本的原因，是唯识思想包含有许多积极的因素。因此学佛之人，几乎无不以法相唯识之学为必修课，凡是研究佛教理论的，也大都注重法相唯识学，所谓“教宗法相，行在弥陀”。在某种意义上，唯识学复兴可以说是整个佛教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复兴。

　  代表们认为，玄奘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汉传因明传统。他所译的因明经卷都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甚至是唯一的版本，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汉传因明传统不是从古因明到新因明，不是着重发展《集量论》和《正理滴论》的“认识论逻辑”，也不是把因明作为脱俗超凡的内明的组成部分，而是以陈那的《正理门论》为主要经典，突出因明的论辩功能，着重研究和发展因明的立破论式及其规则，即研究和发展因明的逻辑内容，因此汉传因明是比较典型有逻辑的传统。有学者说，玄奘之所以选择“因明”二字作为特定术语，这是“‘因明’一词的‘因’不能单纯理解为‘原因’、‘理由’，而应作‘因果联系’讲。”为了改变国人不重推理的倾向，他翻译了因明二论，而没有翻译《集量论》。有学者根据梵汉本《因明人正理论》的对勘，指出“因三相”在汉译本中的“定有性”和“遍无性”之“定”、“遍”二字梵文本里没有此二字对应字或词义，它们是奘师在译文中补充进去的，是创造性的翻译。玄奘门人对因明学也多有阐发，但是并不一致。特别是在“六因”理论方面，学者认为，“玄奘和窥基的广义因论是对因明的发展，是值得在中国逻辑史上大书一笔的。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玄奘和窥基的广义因论仍有界说欠明白和论说欠周密的缺陷。”首先，作为广义的因，究竟指的是三支论式中的因和喻，还是宗、因、喻三支都包括在内的整个论式?窥基解释指的是整个论式，而《大疏》又明白无误地将宗排除在生因和了因之外，这就显出他们的广义因论还是不彻底的。其次，将六因约为四体也欠精当。本来六因的分别正好构成一个完整的六因模型。经《大疏》“约体成四”以后，便不免残缺。

　  印度学者说“中国著名的佛教徒玄奘就是这样一位和平的使者，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他所留下的《大唐西域记》也是会议代表议论的一个主要话题。台湾学者对玄奘在印度游学与《华严经》中善财童子之参学相关路线做了缜密的考察和比较研究。指出，“善财童子之参学地区，不但是说明佛教，乃至大乘初期的印度南方展开之事实:也说明了，此一地区在古今印度都是重要的，更是印度文化向东南亚发展之发源地。而玄奘大师所西游之路线，乃是印度先期各时代殖民、以及部派佛教、乃至大乘发展路线所做之巡礼。也是印度文化经由西北转入东方之路线。”韩国的学者将慧超的《五天竺记》与《大唐西域记》做了比较研究。印度学者对《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一些地名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大陆学者将法显的《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从地理学上看，《大唐西域记》的价值远远超过《佛国记》。还有学者对《大唐西域记》和《西游记》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认为“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过程中可能并没有读过《大唐西域记》。如果这个感觉是对的，那么，《西域记》便没有对《西游记》发生过直接影响，而一切影响都是间接发生的。”

  本次会议还有幸征集到已故的著名佛学家汤用彤先生的遗作。汤先生对玄奘大师从人格、学问、事业三个方面做了阐说，指出玄奘在人格上能不杂埃尘，匡振愦纲，涉风波而不倦，对万乘而愈高；在学问上有知识分子的诚实，知识分子勇于追求真理的勇气；在事业上欲使佛学在中国扎根，翻经旨在另外创立哲学语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外，学者们还对唐高宗与玄奘的关系、玄奘圆寂的玉华寺都做了考证，丰富了研究内容，做了有益的探索。

　  这次众多的世界各国学者云集偃师、西安二地共同纪念玄奘大师的业绩，探讨他的思想理论，此为过去从没有过的事情，是改革开放以后佛学界和佛教界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是一次名符其实的“群英”盛会。会议得到偃师市政府、市政协、玄奘故里、陕西省政府、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通过这次会议，中外学者、专家进行多角度、多方位、内容广泛而又丰富的研究、探讨和交流，从而增进了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之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团结和互相合作，因而也是对世界和平事业、人类进步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当前，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佛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纪念玄奘也是对大师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对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也将玄奘研究和佛学研究推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其意义十分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