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挝与中国的云南省有着860公里的边界，一直是中国的友好邻邦。由于自然的地理条件，同一脉络的山峰和同一源头的河流把云南人民与老挝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山相依，水相连，使得云南与老挝的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有着密切而悠久的历史，佛教文化交流也不例外。

早在老挝建国之前，两国人民就有了往来和接触。老挝邻近云南的地区在三国东吴时称“堂明”或“道明”。东吴黄武六年（227），堂明遣使来贡，揭开了两国交往的序幕。公元7世纪后期，大约相当于中国唐高宗时，真腊分成南北两半。北半部多山阜，号称陆真腊，国都建在文单城（今老挝万象），又称文单国，所统治的区域包括今老挝的南部地区，与云南的南诏国接界。文单国是中国的一个亲密邻邦，与唐朝的关系十分友好，曾先后四次向唐朝派遣使者，唐朝每次都给予盛情接待。

佛教传入老挝，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以前，现在下寮占巴塞著名的佛教古刹瓦普寺，就是当年佛教初传老挝的遗迹。不过当时佛教还不兴盛，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崇拜大自在天的婆罗门教和原始的拜神信鬼活动。这在中国史书中有所记载：“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1]

从公元8世纪中叶起，割据云南南诏国的统治势力曾经到达老挝北部。《南诏德化碑》记载：“建都镇塞，银生于墨觜之乡。”[2]即在“墨觜”（傣族）人居住的地方建筑城镇，设银生节度。《蛮书》也有记载：“银生城（在今西双版纳境内）在扑赕之南，……东南有通镫川，……东至送江川，南至邛鹅川，又南至林记川。”[3]这里所说的通镫川、送江川、邛鹅川、林记川，地理位置在现在老挝北部的会晒、琅勃拉邦、丰沙里等地，当时在银生节度（驻银生城）的管辖范围之内。在《南诏德化碑》的碑阴职官题名中有“大军将赏二色绫袍金带赵龙细利”，南诏的大军将在朝内随清平官议政，出外镇守重要城镇担任节度使。

南诏在征服了各地区的傣族之后，便设置了永昌、镇西、开南、银生等节度来对各地的傣族进行军事管理。这种军事管理往往又是利用傣族原有的地方政权来进行的，而且直接任命傣族中的首领担任节度使。唐代，西双版纳（时称勐泐）的傣族先民建立了“茫乃”地方政权，即勐泐王国。据尤中先生考证，“赵龙细利”就是勐泐王，同时担任南诏国的银生节度使[4]。“赵龙”即“召龙”，傣语音译，意为“大官人”，“细利”是巴利文音译，意为“吉利”、“光华”。泰国学者素察·蒲媚波里叻认为：“不管是哪个民族，总是喜欢用自己民族的或是自己所信奉的宗教的语言的美好词语来命名，取其吉祥的意思。……在《泐史》这一书中，也出现在一千年前便有西双版纳一些傣泐部落的首领用巴利文或梵文来命名的名字，如‘照巴沙嘎’、‘照素拉旺’、‘照喃玛占’等，这是不是因为受到来自南诏的大乘佛教的影响的缘故？”[5]用宗教词语取名是客观事实，说西双版纳的佛教受南诏大乘佛教的影响却不是事实。据勐混总佛寺保存的《佛陀史话》记载：公元615年，佛教从缅甸孟族地区传入西双版纳，建立了第一座佛寺——瓦巴姐寺，取代了该地区原有的祭祀祖先的社神。还有一种说法是最初未立塔寺，经典也只是口耳相传，亦未建立正规的僧团。可见自公元7世纪起，也就是南诏建国前，南传上座部佛教开始传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南诏的势力到达西双版纳地区后，大乘佛教应该对这一地区有所影响，只是由于资料匮乏，无从知晓。

佛教从印度、缅甸、西藏、中原等地传入南诏，其中以中原佛教的影响最大。南诏从国王到臣民均崇奉佛教，融合中印文化且带有地方民族色彩的大乘佛教也应该在这个时候从西双版纳地区传入老挝的上寮地区，至今居住在长山山脉西坡的山地泰人还在信奉大乘佛教，祖先崇拜也十分浓厚。[6]

公元1180年，傣族首领帕雅真（又名叭真）统一了西双版纳各邦，以景洪为都城，建立了“景咙金殿国”。帕雅真尊崇佛教，自称“景咙金殿国至尊佛主”，既是国王，又是佛主，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景咙金殿国是大理国的藩属国，并随大理国同奉宋朝皇帝为共主。大理国王特意用黑色大理石做了一个有龙佛图案的石雕送给帕雅真，其用意是让龙和佛的光辉照耀两国人民平安幸福。宋孝宗也派遣使者至景咙金殿国颁发虎头金印，“命为一方之主”。[7]

帕雅真还将兰那（今泰国北部清莱府至清迈府北部一带地区）、勐老（今老挝北部、中部）、勐交（今缅甸南掸邦之地和泰国清迈府北部地带）等邦国降为属国，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这些属国共尊帕雅真为盟主，政治上形成了一体化。

景咙金殿国实行封建领主制，土地王有，王权世袭，采邑分封。据《泐史》记载：“叭真生四子：长子名匋伻冷，食采于兰那；次子名匋埃伻，食采于勐交；三子名匋伊钪冷，食采于勐老；四子名匋钪冷，后继父为景咙金殿国至尊佛主。”[8]

景洪、勐老、勐交、兰那等地区的联合统一，促使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从原始分散的部落状态跨入封建文明的境界，在东南亚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时，以景洪为中心的西双版纳、以琅勃拉邦为中心的老挝北部、以景栋为中心的勐交、以清线为中心的兰那共同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区，这表明政治上的统一必将带来佛教文化的交流和融和。

元朝军队进入大理国前夕，勐老（老告）与景咙国分裂。元朝军队征讨八百媳妇国时，经车里（今西双版纳），降服景咙国王，设立车里军民总管府。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夏，车里军民总管府“总管率各酋长求净土密要于大理崇圣寺。”[9]通过这一条间接资料，可以推断大乘佛教通过西双版纳影响到毗邻的老挝。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老挝主动向元朝廷入贡，元朝建立“老告军民总管府”，隶属云南行省。

公元1353年，法昂率领军队占领了琅勃拉邦，建立了澜沧王国。元朝也在公元1368年被朱元璋推翻。澜沧王国各民族统一局面的形成，明朝与海外各国交往的进一步发展，为中国与老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明建文二年（1400），澜沧王国向中国派遣了第一位使者，此后一直至公元1613年，据《明实录》记载，老挝共向明朝派遣使者34次，明朝向老挝派遣使者9次。永乐二年（1404），明朝正式在老挝设立“军民宣慰使司”，这是出自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需要，对澜沧王国进行形式上的管辖，对其内政并不加以干涉。老挝到中国朝贡和贸易所带多为大象等物，时间一长，形成了一条“贡象道路”[10]。这既是官方往来的通道，又是民间贸易十分活跃的商道。

明朝末年，澜沧王国被缅甸东吁王朝侵占，丧失了独立，导致中国与老挝的交往中断。公元1707年和1713年，琅勃拉邦和占巴塞分别独立，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到了清雍正年间，老挝国内的局势才基本稳定下来，北部的琅勃拉邦国（南掌国）又开始了与中国的交往。据《清实录》记载，自雍正七年（1729）至咸丰三年（1853），清朝共正式接待南掌国使臣19次。

清朝没有沿袭明朝的做法，而是正式承认南掌国为清王朝的属国，保持定期的朝贡关系。南掌国对此受宠若惊，感恩不尽，他们用佛教的仪礼来迎接清朝皇帝的敕书。据鄂尔泰《朱批鄂太保奏折》所载：“（雍正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南掌国夷目叭猛花等进贡回滇，臣委员照看起程，并差目兵二名，暨土把总召猛比伴送回国。嗣据普洱总兵官邱名扬、知府终世阴等禀报，该差等伴送夷目，于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该国界内之戈奈地方，有猛洒、叭先率领数百人于五十里外跪道迎接，将敕书安设龙亭，供奉缅寺。……该国王岛孙，先差大叭目四员，带领二千余人，备金银彩花龙船四十余号，设龙亭香案，亲出五十里外，跪迎至新造公馆内。供奉敕书御赐毕，岛孙行三跪九叩头礼，复斋戒三日，始恭迎进署，行礼如初，然后叭猛花敬捧敕书，跪授岛孙。”[11]

佛像、佛经也成为两国政府之间互相馈赠的物品。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高宗八十寿辰，“南掌国王召温猛遣头目等庆万寿，进驯象二，与年贡驯象二并进。特赐国王玉佛、如意、御书扇。”[12]乾隆六十年（1795），“南掌国王遣陪臣叭猛先、叭整烘等十六人祝厘赍蒲叶表文恭进《长生经》一卷、象牙四十、夷锦十、阿魏二十斤。《会典事例》：……八月初三，于万树园特赐缅甸国王、南掌国王玉佛、如意各一、玉朝珠各一盘、金字佛经各一部。”[13]

通过交流，中国人对老挝的佛教有所了解，在古文献中也有了对老挝佛教的描述：

老挝一番僧驻锡水涯，水内白龟长阔丈余。僧每诵经，龟必出听，僧若出游水陆，背乘往还。至今尚存。僧固高僧，而龟亦神龟也。[14]

八百馆八百大甸……其俗事佛敬僧，见客无跪拜之节，把手为礼，男女皆刺花样眉目间以为饰。老挝、车里亦如之。[15]

老挝人……务耕种畜牧，亦能铸造纺织，多奉佛教，故皆好生恶杀。[16]

又问来差金字表文为何写在蒲叶上，据称：“小国没有纸，敬天敬佛才用蒲叶写金字。若文书用芭蕉叶写字，其余俱竹片子写字，这蒲叶金字进贡皇帝与敬天敬佛一样。”[17]

南掌人顶发一握，混沌无机械，细螺为钱，金银积造佛塔，不用也。[18]

南掌国都曰隆勃剌邦，据湄公江左岸，江东折南流，南冈江自东来会，曲注如玦环，城在山下，当南冈江会流处，水穿城而过。王宫在城之北，背山建屋，规制壮丽。佛墓寺塔森立城市中。濒江两岸多花园。居民大半老挝种，或喀木种。老挝种人……奉佛教，好生恶杀。务耕种、畜牧、能铸造、纺织。[19]

老挝古代有着灿烂的文化，其古代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佛教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法昂幼年曾随父流亡高棉，受摩诃波沙曼多长老教养，王后又是高棉王之女，是虔诚的佛教徒。法昂受其影响，于是恭请高僧、铸造佛像、建立波沙曼寺，使得澜沧王国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信徒越来越多。拍耶三成泰王在位时，曾建立摩那兰寺，并提倡佛学研究。维苏王在位时，建立了著名的维苏寺以供奉佛舍利。至悉达提拉王在位时，又在万象建造了老挝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物“塔銮”塔，成为当今老挝佛教的中心和国家的象征。老挝佛教在得到王权的护持之后，开始迅速发展壮大。

由于老挝人民笃信佛教，而佛教在中国也流传久远，因此，佛教在促进两国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老挝的古寺、佛塔、石窟装饰精致、色彩绚丽，与中国云南地区的寺院、佛塔、石窟有相同之处，同样具有东方风格[20]。老挝的佛教虽与东南亚各国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同出一源，但又有其不同之处，那就是受奉祀鬼神、崇拜自然精灵等原始宗教的影响，这与云南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有相似之处。云南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在长期的传播发展中，为了得到广大信众的支持，改变了原来不信鬼神和巫术的教义，融合了傣族的原始宗教，从而使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教义、教理、教规发生了一系列的演变，表现出佛巫合一的特色。在佛教的崇拜系统中，掺入了不少原始宗教神灵。例如在庄严肃穆的佛寺附近建造有供祭原始宗教神的龛，有寨神、社神、祖先神、猎神等。这些原始宗教神融合在南传上座部佛教里，共同受到人们的崇拜。佛教僧人不仅修持佛法，也兼行原始宗教活动，如替人占卜消灾，主持丧葬仪式，为死者亡灵引路、超度，为村民驱鬼，祭祀寨神、祖先神、社神等。

自清咸丰三年（1853）起，中国与老挝的官方联系开始中断，这主要是因为两国都受到了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使得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遭到了人为的阻碍。但两国民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并没有中断。中老边境线两侧居住着傣族、哈尼族、瑶族的边民，村寨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边民过境耕种、狩猎、采集，活动频繁。佛教信仰是他们沟通的媒介和桥梁，例如，西双版纳总佛寺是历代宣慰使拜佛的场所，老挝的佛教信徒亦时常前来礼拜[21]。现今老挝的老龙族和西双版纳的傣族，可以各自用自己的语言交谈，只有少量词语不同，可见双方的文化交流十分密切。

总之，古代云南与老挝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的特点是平等、友好、双向，历代有关这方面的论述甚少，本文也只是粗线条地加以描述，希望后出转精，有更多更好的论述问世。

注释：

[1]《旧唐书》卷197，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

[2]《滇南古金石录》，清阮福辑，《文选楼丛书》，清仪征阮氏刊本。

[3]《蛮书》卷6，唐樊绰撰，《武英殿聚珍版全书》，清同治十三年（1874）江西书局刊本。

[4]《云南民族史》第188-189页，尤中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

[5]《实地考察南诏的历史》，见《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一辑，第24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6月。

[6]《东南亚各国民族与文化》第57-58页，陈鹏著，民族出版社，1991年1月。

[7][8]《泐史》上卷，李拂一撰，《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92册第429页、430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

[9]《景洪县志》第6页，何昆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

[10]（隆庆）《云南通志》卷16“贡象道路”，明邹应龙修，李元阳纂，《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21册第371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

[11]《朱批鄂太保奏折》，清鄂尔泰撰，清朱墨抄本。

[12]《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33，清刘锦藻撰，1915年铅印本。

[13][17]（光绪）《云南通志》卷206，清岑毓英等纂修，清光绪二十年（1894）刊本。

[14]《西南夷风土记》，明朱孟震撰，《学海类编》，清道光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木活字排印本。

[15]《蛮司合志》卷8，清毛奇龄撰，《西河全集》，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刊本。

[16]《庸庵全集·出使日记续刻》卷5，清薛福成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本。

[18]《请缨日记》卷2，清唐景嵩撰，清光绪十九年（1893）台湾布政使署刊本。

[19]《清史稿》卷528，赵尔巽等撰，中华书局，1977年12月。

[20]胡之滢：《中国和老挝人民的友好关系》，《大公报》，1956年8月21日。

[21]《西双版纳自治州志》中册，第969页，郑纯总编，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来源：《法音》2007年第7期，引自中国佛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