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李唐皇室尊奉老子为远祖，《道德经》和老子像在唐朝文化政策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考察老子经像由长安向敦煌、西域以至天竺传播的情况。贞观年间天竺曾经向唐朝使团提出请《道德经》和老子像，唐太宗诏令玄奘法师等人翻译《道德经》为梵文，作为向天竺传播的准备，翻译使用的底本是河上公注本。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诏令诸州颁行御制《道德经注》《道德经疏》，修建尊奉老子的紫极宫，于开元观铸造老子像，敦煌吐鲁番文献或有遗存，或有记载。道教在老子经像西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敦煌、西州的道教宫观建造有老子像，道士师徒经戒传授中使用《老子五千文》。
关键词：《道德经》；老子像；敦煌；西州；天竺
唐代老子经像西传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由于李唐皇室尊奉老子为远祖，《道德经》（又名《老子》《五千文》）、老子像在唐朝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传播的意义不仅仅是道教文化的传播，而是唐朝和李唐皇室的文化象征。唐代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其中佛教典籍、艺术由天竺经西域、敦煌传入长安，以老子经像为代表的道家道教文化则是由长安向敦煌、西域乃至天竺进行传播。
李唐皇室尊奉老子为远祖始于唐高祖李渊。关于“老子”，据《史记》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又字“伯阳”，周守藏室之史也”，又称“柱下史”。武德元年（618），唐高祖李渊尊奉“李伯阳”为“帝祖”，武德三年又称“远祖”。此后李唐皇室继续尊奉老子为远祖，贞观十一年（637）正月二十五日，唐太宗李世民诏曰：“况朕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真化。”乾封元年（666）二月己未，唐高宗李治于亳州老君庙，尊奉老子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
既然李唐皇室尊奉老子为远祖，老子所作《道德经》就成为唐朝文化的主要经典。唐高宗曾命王公百僚，每岁贡举加试《老子》。经历武周统治时期之后，唐中宗于神龙元年（705）“二月甲寅，复国号，依旧为唐”，“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令贡举人“依旧习《老子》”。至唐玄宗开元廿一年（733），令士庶家藏《老子》，每年贡举加老子策。唐玄宗甚至把《道德经》置于儒家六经之上。“我烈祖玄元皇帝，乃发明妙本，汲引生灵，遂述玄经五千言，用救时弊，意高象系，理贯希夷，非百代之能俦，岂六经之所拟。”
关于李唐皇室建造老子像、老子庙的记载，始于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618），唐高祖于绛州羊角山建老君庙。武德二年（619）唐高祖命楼观令鼎新修建楼观台老君殿、天尊堂及尹真人庙，以楼观道士岐平定主观事。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修老君庙于亳州”。至开元十年（722），唐玄宗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天宝八年（749），唐玄宗命工人采太白山之白石，于长安太清宫建造玄元皇帝像。
唐代老子像的遗存，例如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骊山老君像，系唐代天宝年间造像，原在西安临潼骊山老君殿，为唐华清宫朝元阁内遗物。再如苏州玄妙观老君像碑，系唐代吴道子画《老子像》的翻刻。唐代老子像在四川省也有遗存，例如安岳玄妙观老君像，仁寿坛神岩老君像、绵阳西山观老君像。
在唐朝对外文化交流中，老子经像占有重要的地位。高丽、日本、天竺，出于对唐朝文化的仰慕，曾请《道德经》、老子像或天尊像。本文则主要考察老子经像沿古代丝绸之路中心线从长安向敦煌、西域以至天竺传播的情况。
一、贞观二十一年（647），应东天竺童子王之请，唐太宗敕令将《道德经》翻译为梵文，翻译的底本是河上公注本
唐初《道德经》西传，缘于天竺与唐朝互派使团。贞观十五年（641），戒日王向唐朝第一次派出使团，唐太宗派云骑尉梁怀璥出使天竺。之后戒日王再次向唐朝派出使团，唐太宗派卫尉丞李义表出使天竺。东天竺童子王请求唐朝翻译《道德经》为梵文，即是在李义表这次出访中提出的。
（一）贞观十七年（643）三月，唐太宗令李义表出使天竺
李义表系贞观年间卫尉丞、朝散大夫。《旧唐书》记载：“贞观中，卫尉丞李义表往使天竺。”《全唐文》记载：“李义表，贞观十七年官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贞观十七年（643）三月，李义表奉唐太宗之命率使团出使天竺。贞观十八年（644）终李义表至中天竺曲女城，戒日王派大臣到城郊迎接，“倾城邑以纵观，焚香夹道……拜受敕书”。贞观十九年（645）正月李义表于王舍城（摩伽陀国都城）登耆阇崛山勒铭记事，二月又于摩诃菩提寺立碑，贞观二十一年（647）归国。
曷利沙伐弹那，号尸罗阿迭多（尸罗逸多），即戒日王，系中天竺羯若鞠阇国国王。戒日王于唐武德年间（618—626）统一了五天竺，在征战讨伐中建立了戒日帝国，其统治范围是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戒日王于贞观年间先后几次遣使朝贡唐朝，《旧唐书》记载：
贞观十五年，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王，遣使朝贡。太宗降玺书慰问，尸罗逸多大惊，问诸国人曰：“自古曾有摩诃震旦使人至吾国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诏书，因遣使朝贡。太宗以其地远，礼之甚厚，复遣卫尉丞李义表报使。尸罗逸多遣大臣郊迎，倾城邑以纵观，焚香夹道，逸多率其臣下东面拜受敕书，复遣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
据上文，在戒日王第二次遣使向唐朝朝贡之后，唐太宗再次派使团向天竺传达旨意，这就是李义表出使天竺。
（二）东天竺童子王向李义表提出将《道德经》译为梵文
李义表不仅出使了中天竺，还访问了东天竺。据《集古今佛道论衡》：
贞观二十一年（647），西域使李义表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崇盛。臣已告云，支那大国未有佛教已前，旧有得道圣人说经，在俗流布。但此文不来，若得闻者，必当信奉。彼王言，卿还本国，译为梵言，我欲见之，必道越此徒，传通不晚。”
在出使东天竺时李义表向东天竺童子王讲，中国在佛教传入以前，已有圣人说经。圣人说经即是指老子著《道德经》。童子王因此请李义表回本国，将圣人所说经译为梵文，以为信奉和传通。
婆塞羯罗伐摩，号拘摩罗，即童子王，系东天竺迦摩缕波国国王。其国先人可能是从汉地迁来。“（童子王）语使人李义表曰：上世相承四千年，先人神圣从汉地飞来，王于此土。”也就是说，李义表奉命出使天竺，向戒日王传达唐太宗旨意，同时也到访东天竺迦摩缕波国，这才有了童子王请译《道德经》为梵文一事。
（三）唐太宗据李义表奏请，令玄奘法师等译《道德经》为梵文
贞观二十一年（647）西域使李义表向唐太宗奏称，东天竺王请求翻译中国古圣人所说经书，以为其国信奉和流传。“（唐太宗）登即下敕，令玄奘法师与诸道士对共译出。于时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宗之望，自余锋颖三十余人，并集五通观，日别参议，详覈《道德》。”唐太宗当即敕令玄奘法师与蔡晃、成（玄）英等道士，再加上李氏宗族有名望的人物、才干卓越之士等30多人于长安五通观进行集中译经。
此事又记载于《续高僧传》，唐太宗令玄奘法师“翻《老子五千文》为梵言，以遗西域。”《佛祖统纪》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十月（唐太宗）车驾还京师，敕于北阙大内紫微殿西建弘法院，令奘法师居之，选名德七人以从。昼则陪御谈玄，暮则归院翻译。上令翻《道德经》为梵文，以遗西竺。”玄奘法师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从天竺返回到长安，正在翻译佛经，并且得到了唐太宗支持。在翻译佛经的同时，唐太宗令玄奘法师翻译道教经典《道德经》，以赠送天竺。
（四）玄奘与成玄英等译《道德经》
在翻译《道德经》的过程中，玄奘法师与成玄英等道士发生了争论。一是“道”如何翻译。成玄英主张把“道”译为梵语“菩提”，玄奘则主张把“道”译为梵语“末伽”。二是是否翻译《道德经》河上公注本的序文。成玄英主张翻译河上公注本的序文，“河上序胤，阙而不出。成（玄）英曰：‘老经幽秘，闻必具仪。夫非序胤，何以开悟？请为翻度，惠彼边戎’”。E玄奘则主张不作翻译。这一争论说明翻译《道德经》的底本是河上公注本。两个问题争论的结果是采用了玄奘的观点，最终译出了《道德经》梵语本。这当是已知文献记载中最早的《道德经》梵语译本。这一译本是否传到天竺，未见史书记载。
二、贞观二十二年（648），北天竺迦没路国向唐王朝请《道德经》及老子像
1.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令王玄策出使天竺
王玄策，生卒年不详。《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智弘律师者，洛阳人也，即聘西域大使王玄策之侄也。”F据此，王玄策当是河南洛阳人。贞观年间王玄策曾任融州黄水县令、西域使、右卫率府长史、五品朝散大夫。著有《中天竺国行记》十卷，已佚。
贞观十七年（643年）三月，王玄策奉命作为西域副使，随西域使李义表护送天竺国使节回国。《法苑珠林》记载：“粤以大唐贞观十七年三月内，爰发明诏，令使人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黄水县令王玄策等，送婆罗门客还国。”贞观二十二年（648），王玄策再次受唐太宗之命出使天竺。及至中天竺，尸罗逸多已死，遇阿罗那顺之乱，王玄策借兵吐蕃、泥婆罗，进行了平乱。
2.北天竺伽没路国国王向西域使王玄策请老子经像
王玄策借兵平乱之后，伽没路国国王请老子经像。迦没路国，据杨铭先生考证，即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北天竺迦湿弥罗国另一音写。迦湿弥罗，又称为个失密，即今克什米尔。迦湿弥罗国是北天竺的一个大国，崇奉佛教，国王在玄奘到访学习佛学时给予了大力支持。关于请老子经像，《旧唐书》记载：“五天竺所属之国数十，风俗物产略同。有伽没路国，其俗开东门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新唐书》记载：“迦没路国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象。”《新唐书》与《旧唐书》所记载有所不同，未言及《道德经》，只是讲到老子像。
唐贞观年间，这一事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是唐朝的建立，结束了隋末的战乱，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再经过唐太宗二十余年贞观之治，经济恢复，社会安定，国力强盛，唐朝已是天竺知晓的东方大国。二是李唐皇室尊奉老子为远祖，修建老君殿、推崇《道德经》。天竺向唐朝请老子像、《道德经》，在文化交流中体现的不仅仅是道家道教文化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对唐王朝在文化上的尊重和敬仰。
此外，唐太宗贞观九年（635），于阗国王遣子朝贡，讲到于阗国西部毗摩城有供奉老子的寺庙。“（贞观）九年二月丁卯，于阗王遣子来朝贡，语及其国土所有，云西有毗摩伽蓝，相传是老子化胡之所，戎俗柔服，遂白日升天。国人思慕之，为建伽蓝也。”D其中“老子化胡”虽是传说，但是于阗国王仰慕唐朝文化，在贞观年间建有供奉老子的寺庙是有可能的。
三、唐玄宗诏令向诸州颁布御制《道德经注》和《道德经疏》，敦煌吐鲁番文献有遗存
唐玄宗颁布御制《道德经注》，文献记载有三次。第一次是唐玄宗对经文注解完成之后并颁布。注解《道德经》使用的底本当是司马承祯奉命刊定的“真本”，经文五千三百八十字。《旧唐书》记载：“承祯颇善篆隶书，玄宗令以三体写《老子经》，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本以奏上之。”司马承祯刊定《老子经》真本，一是为奉命写经之用，二是要上奏唐玄宗以为注解真本之用。唐玄宗诏令刊定真本的时间是开元九年（721），《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九年三月，置石柱于景龙观，令天台道士司马承祯依蔡邕石柱，三体书写老子《道德经》。”又据《道德真经广圣义节略》记载，注解经文开始时间是开元十一年（723），颁布时间是开元二十一年（733）。在颁布《道德经注》之后不久，开元二十三年（735）三月，唐玄宗完成《道德经疏》，并向公卿、士庶及道释人物征求正误可否的建议，后采纳右丞相萧嵩等人的建议，收藏于宫中。
第二次颁布，是在天宝五年（746年）二月二十四日，据唐玄宗《颁示道德经注孝经疏诏》所载，这次是御制《道德经注》与《孝经疏》一起颁布，由集贤院抄写完成，向宫中和唐朝各地颁布。
第三次颁布，是在天宝十四年（755）十月，唐玄宗将御制《道德经注》和《道德经疏》一同颁布。先由朝廷将《道德经注》和《道德经疏》分示天下十道，再由十道巡内传写收藏于道教宫观。
敦煌吐鲁番文献证实上述颁布活动到达了敦煌和西州。现存唐玄宗御制《道德经注》有敦煌写卷P.3725C，系残卷，存3纸，粘连后纵25.8cm，横118.7cm，黄纸写卷。字体规格为墨书，小楷，褚体。行款为经文13字，注文17字，经注连书13至17字数不等，残存经注文53行。据尾题这是国子监、礼部于开元二十三年（735）缮写、校定的写本，也有可能是陇右道巡内传写的本子，从写本年代来看，是第一次颁布时抄写。
现存唐玄宗御制《道德经疏》，存有敦煌写卷P.3592，P.2823，S.4365，系残卷，吐鲁番文献有LM20-1468-23-05，LM20-1521-06-12，Ot.8103r，系残片。
四、唐玄宗敕令诸州修建尊奉老子的紫极宫，于开元观铸造老子像，敦煌吐鲁番文献有相关记载
自唐高祖尊奉老子为“远祖”，此后李唐皇室继续加老子封号。乾封元年（666）二月，唐高宗至亳州老君庙，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天宝二年（743）正月，唐玄宗加“太上玄元皇帝号”为“大圣祖玄元皇帝”。
开元年间唐玄宗几次下诏两京及诸州建置玄元皇帝庙，自然包括建造老子像，其中以开元廿九年（741）的诏令最为详备。
诏令在建置玄元皇帝庙之后，道士还要依道法做斋醮。斋醮即是祭祀、尊奉老子的科仪活动。值得说明的是，同时还有士庶“家习此书”，于玄元皇帝庙兼置教育机构“崇玄学”，以习读《道德经》等道家经书的方式选拔人才。这些措施都是老子经像能够向包括敦煌、西州在内的诸道诸州传播的重要条件。
此后，唐玄宗还对玄元皇帝庙升格和改名。开元廿九年（741）九月二十五日，唐玄宗敕令：“两京玄元庙，改为太上元（玄）元皇帝宫，天下准此。”H至此尊奉老子的庙升格为宫。天宝二年唐玄宗改宫名，“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太下诸郡为紫极宫”。诸郡修建的紫极宫是祭祀、尊奉李唐皇室远祖玄元皇帝的官方道教宫观。
在唐玄宗诏令下，位于唐朝西北地区的敦煌和西州均建有紫极宫。敦煌写卷P.4053v（《天宝十三载龙兴观便麦契》）记载，天宝十三年（754）六月五日，紫极宫道士贺通为龙兴观道士杨神岳便麦担保。以此可知敦煌有紫极宫和道教活动。据阿斯塔那506墓出土《唐天宝某载□仙牒为本钱出举事》、德藏吐鲁番文书Ch.1046（TⅡ4042）《唐安西坊配田亩历》记载，天宝年间西州高昌县安西坊建有紫极宫。
天宝三年（744）三月，唐玄宗诏令“两京及天下诸郡于开元观、开元寺，以金铜铸玄元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躯”。据敦煌写卷S.6453、S.6454记载，天宝十年（751）敦煌有开元观。在唐玄宗诏令七年之后，敦煌开元观应当已经铸造有玄元皇帝等身天尊像。并且在开元观还有道士马游岳、张玄师徒传授《老子五千文》的仪式活动，这是老子经像在敦煌传播的一个重要例证。
五、道教在敦煌、西州的经戒传授中使用《老子五千文》
唐代敦煌县所属沙州的道教状况，据P.4072《请准乾元元年新度僧尼道士度牒状》，乾元元年（758）沙州申报祠部批准度牒的道士、女冠人数共174人。虽然已得度牒的道士、女冠人数未知，但是已经可以看出沙州道教具有一定的规模。敦煌道经中出现的道士、女冠姓名有40余人，大多是敦煌县的道士。已知唐代沙州的道教宫观，有紫极宫、神泉观、开元观等，共有八座，也具有一定规模。
道士师徒在敦煌传授《道德经》，使用的是五千文本。相传东汉末张鲁据《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本，删定为四千九百九十九字，称《老子五千文》。经文前有《老子道德经序诀》（以下简称《序诀》）传为东吴葛玄撰，当是南朝道士托名所作。唐代道教弟子入道门，皆须从其师受《序诀》《老子五千文》《十戒经》，并附录弟子的盟誓文。
敦煌写卷中多有此类经书的合抄本。其中《序诀》及《老子五千文》抄本的编号有50件及盟文5篇，这些写卷是《道德经》在敦煌传播的实物遗存。例如敦煌写卷P.2347，记载唐中宗景龙三年（709），三洞法师阎履明与敦煌县冲虚观女官清信弟子唐真戒的经戒传授，有《序诀》《老子五千文》《十戒经》以及《盟文》。
在敦煌写卷中这种盟文还有4件，均记载了道士师徒传授《老子五千文》的情况。敦煌写卷S.6453，据盟誓词，系天宝十年（751）三洞法师马游岳传授敦煌县玉关乡丰义里开元观清信弟子张玄䛒的经文。敦煌写卷P.2417，据盟誓词，系天宝十年（751）三洞法师马游岳传授敦煌郡敦煌县神沙乡阳沙里神泉观清信弟子索栖岳的经文。敦煌写卷P.2735，据盟誓词，系至德二载（757）中岳先生张仙翼传授敦煌郡敦煌县敦煌乡忧泠里清信弟子吴紫阳的经文。敦煌写卷P.2350，据盟誓词，系太岁甲寅（714或774）中岳先生张仁邃传授沙州敦煌县龙勒乡常安里清信弟子李无上的经文。
其中所见敦煌道士师徒传授《道德经》的明确时间，从中宗景龙三年（709）到肃宗至德二载（757）。经戒传授的地点涉及敦煌县5个乡。另外，敦煌写卷P.3417是雍州栎阳县清信弟子周景仙与雍州长安县东明观三洞法师张泰的受戒盟誓文。I虽然只保存有《十戒经》未见《道德经》，但是敦煌县与长安县道观的盟誓词是基本相同的。这也说明，从京师长安到敦煌，道教经戒传授的形式基本一致。
在吐鲁番文书中，也有道士师徒传授《道德经》的文本遗存。其中《序诀》有SH.174-2-50等9件，《老子五千文》有LM20-1499-27-06等14件，《十戒经》有Ot.4399t等2件。说明唐代道教已经传播到西州，道士师徒有传授《道德经》的活动。
《老子五千文》在敦煌传播还有其他方式。唐朝官方也颁布《老子五千文》，例如敦煌写卷Дx0111与Дx0113两件残纸缀合，背面纸缝钤有“凉州都督府之印”，说明此件是唐代官方写本。《老子五千文》也有道士写经，P.2584（《老子五千文》），末尾注记“道士索洞玄经”。按索洞玄还写有《本际经》（P.2475等5件）、《老子化胡经》（S.1857）、《灵宝经义疏》（P.2256）。B据P.2475末行注记：“开元二年（714）十一月廿五日道士索洞玄敬写”，索洞玄是开元年间敦煌道士，有署名的道教写经就有8件。
六、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道德经》写本遗存
据王卡先生《敦煌道教文献研究》著录，敦煌写卷中《道德经》写本有《老子道德经五千文》《老子道德经》（白文本）《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老子道德经想尔注》《老子道德经节解》《老子道德经论注》《老子道德经顾欢注（拟）》《玄言新记明老部》《老子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老子道德经李荣注》《老子道德经义疏（佚名）》《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唐玄宗老子道德经疏》，共计13种。除《老子道德经想尔注》可能为北朝写本，大多应为唐代写本。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部，是中原通向西域的重要门户，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唐代大量《道德经》及道教经书在此汇集，也为进一步向西域传播在客观上准备了条件。
吐鲁番文献中的《道德经》写本残片有《老子道德经五千文》《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唐玄宗老子道德经疏》《佚名老子道德经注疏》4种，均为唐代写本。需要说明的是，上文所述《道德经》西传的主要文本是河上公章句本、唐玄宗注疏本、五千文本，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均有《道德经》的这几种写本遗存也证明了这一情况。
总之，唐代老子经像的西传，从长安至敦煌、西域皆有据可考。这大致是古代丝绸之路中心线所经之地域。至于老子经像是否传至天竺，虽然史籍未作记载，但是在唐朝与天竺互派使团的文化交流中，确有天竺请老子经像，唐朝译经以备西传之事。唐代老子经像的西传，首先是李唐皇室尊奉老子为远祖，推崇道教文化的结果。无论是与外邦的文化交流，还是国内推行的有关文化、教育政策，尊奉老子是为了在文化领域巩固李唐皇室的统治。在这些尊奉老子、传播老子经像的文化活动中，道教是重要的参与者，为老子经像向敦煌、西域以至天竺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刘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1期）
（编辑：许津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