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源于古印度，佛经最初所使用的语言是巴利文和梵文，传到中国后，分别翻译为汉文、藏文、蒙古文、满文、傣文等多种语言，为中国人提供了了解和学习佛教经典的契机。佛教传到中国后，结合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思想、习俗又有了新的发展。譬如在建筑、绘画、石窟雕刻艺术等方面都具有佛教中国化的特点，藏传佛教地区的佛教建筑更具有藏族地区和中原文化结合的艺术特点，在唐卡艺术以及藏医学领域也具有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突出特点。

一、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

第一时期：印度佛教在我国西藏传播的过程，首先由拉脱脱日年赞（约公元二世纪至629）时开始传入。第二时期：西藏王统三十二代，松赞干布（629-650）时，开始用藏文翻译佛教经典，赤松德赞（742-797）时，从印度迎请亲教师静命、轨范师莲花生等高僧大德弘传佛教。以赤松德赞为首，史称“师君三尊”。接着在赤热巴坚时，重新订正简化若干不便读写的古藏文，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史称“前弘期”。

松赞干布特派大臣著名学者土弥桑布扎赴印度系统学习了梵文和佛学，回到西藏后，借助梵文元音和辅音字母，并结合藏语声韵，首创藏文，这样才开始翻译梵文佛经。其后，借助梵文和藏文文字和语法创造了蒙古文和满文，用以翻译佛经。

松赞干布又迎请佛教三宝之一“佛宝”不动金刚佛和释迦牟尼佛（尊称：觉阿释迦牟尼佛）二尊佛像，创建大昭寺和小昭寺，开始将梵文翻译为藏文，《华严经》等诸多大乘佛教经藏在西藏传播。自此，以新制的藏文译经，译成藏文的佛经称为《甘珠尔》，人们将从松赞干布到朗达玛灭佛前的200年中，从译师土弥桑布扎到南喀迥总共有51位译师的时代称前弘期。将从蒙古准噶尔部统治西藏前的718年，从译师仁钦桑波始称后弘期。

《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翻译成果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影响颇大，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佛经翻译，分为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法，“佛经”即翻译为藏文的《甘珠尔》，亦称“续藏”；释迦牟尼佛以外的所有论师所论述开示的，藏传佛教统称为《丹珠尔》，亦称“论藏”，即释迦牟尼佛所说经典由论师们加以阐述的论述。

二、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使者——文成公主

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长河中，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的影响较大。文成公主离开长安赴藏时携带有佛像、佛塔和佛经等物品。途经玉树时，她在贝纳沟住了多天，并在崖壁上刻写了《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里后来成为文成公主庙。在佛经的翻译方面，无论是文成公主带去的汉译佛经，还是梵文佛经，不翻译成藏文就难以流传和修持。可以说，在佛教初传西藏时，文成公主对当地佛教的创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楷模。

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都受到藏族人的爱戴，至今在许多佛教寺院内，二人的尊像分别供奉在松赞干布两旁。文成公主的慈悲心和高风亮节的精神被世代颂扬。

文成公主庙位于青海玉树巴塘乡贝纳沟。唐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进藏时曾在此休息，命工匠于岩崖上雕刻大日如来及其八大近传弟子像。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在原有基础上盖殿堂，建回廊，形成一座独立的藏式平顶建筑，这里后来被称为文成公主庙。

三、藏传佛教中国化先驱者——萨迦班智达的历史性贡献

在蒙古帝国时期，阔端王给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发送“阔端通达亲书”。萨班接到信函后，带领幼小的两个侄儿八思巴和查纳道尔吉前往蒙古地区传法7年有余。其间，萨班亲自给西藏僧俗写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萨班来到蒙古帝国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在此地的传播，正是他与蒙古帝国的“凉州会盟”后，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

四、宗喀巴大师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

宗喀巴大师（1357—1419）继承阿底峡的教法，撰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等论著，他主要依据对中观、般若、戒律、俱舍、因明等学说的善巧方便，广大闻思，在此基础上聚集了戒行清净的善巧、戒严、贤善三功德而最终获得显密证悟的境界。大师身体力行，守护菩萨行，以比丘相讲经说法，以“外以声闻梵行修，内以生圆真瑜伽；显密二道无违取，善慧教法愿弘扬”的教义为基石，宣说显密教法，重新兴起“闻思修讲辩著”的高潮。修持者尤其是僧众，外表应该以声闻乘的形象约束自己的穿戴与言行，内心以大乘佛教的菩提心，修持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思想影响至今。

五、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突出贡献者——十世班禅大师的“慈心无碍、行愿无尽”的宏愿

1987年9月1日，经十世班禅大师和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倡议，在北京西黄寺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十世班禅大师为培养藏传佛教弘法人才，从各大藏传佛教寺院聘请德高望重的活佛、高僧来为学员传授显密经论，这里的学员大多是各大藏传佛教寺院的转世活佛，还有少数青年学僧。成立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是十世班禅大师的宏愿。大师曾指出：“藏传佛教以悠久的历史和举世闻名的经典著称于世，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作为活佛肩负着这一重任，国家和信教群众对你们寄予很大希望。”

十世班禅大师创立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有几大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特点：1.大师成立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招收各藏传佛教寺院的活佛和优秀僧才，体现和继承了宗喀巴大师的“爱众同仁大悲心”的平等包容思想，续佛慧命，是藏传佛教界的大事。2.大师没有分别心，藏传佛教各大小教派（包括苯教）的活佛以及优秀僧才都有来北京参加系统学习的机缘，这也是历史性的创举。3.大师考虑周全，迎请各大教派善知识和高僧大德为学员教授各大小宗派的传承法脉、教理教规和该派的重要特点。4.大师爱国爱教与时俱进，迎请国内最好的汉语文和时事政治教师为学员授课，体现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爱国爱教思想，使藏传佛教中国化推进了一步。5.大师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还亲临佛学院指导工作，为学员传授各种大小密教传承和灌顶等仪轨。这是大师为了祖国的未来，负荷如来家业、继承发扬民族文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具体体现。

历代班禅尤其是十世班禅大师继承和发扬佛陀和宗喀巴大师的“慈心无碍、行愿无尽”的菩萨行，几十年如一日，辅政弘教，世间与出世间法圆融无碍，广结善缘于中外，成就胜德于中华。他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为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十世班禅大师爱国爱教、行愿无尽、慈悲喜舍、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大师的治学方针和治学精神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典范。

（作者：嘉木扬·凯朝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宗教》2020年第8期）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