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既是一个历史文化研究内容，也是一个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具有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对这一研究内容或现实问题，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探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认知和总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和历史文化认同的经验，从而促进中华民族的历史自觉、文化自觉，更好地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历史上，唐蕃汉藏佛教交流真实地呈现了汉藏文化早期交流的具体情形，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取长补短，使汉藏系佛教之间建立渊源关系。从汉藏系佛教的渊源关系中又实现汉藏民族之间的文化共通。不难看出，中华文明就是在汉藏等各民族文化的频繁交流和认同中前行而铸就，并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唐蕃时期；汉藏民族；宗教信仰；文化认同

作者：尕藏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副主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藏传佛教宗派历史与教理研究”（批准号：18AZJ004）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中国对外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对内加强和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仅以后者为例，中华民族悠久辉煌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中华民族灿烂智慧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信守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精神下，以个案的方式或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宗教与文化、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等主题鲜明的学术问题，的确具有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历史的视域中看宗教，它不仅是一种人类的社会历史现象、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而且也是一种古老的思想体系和传统的文化模式。因而宗教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弥足珍贵的社会历史记忆，呈现了丰富多样的启迪人生的思想文化内涵。历史上，人类宗教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文化的发展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辅相成的人类社会文化大系。也就是说，宗教是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而演进的，同时，宗教又反过来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发挥作用，其思想体系与社会各种思想相互交织，相互包容，成为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宗教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模式，不仅在思想文化诸领域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在一定历史时期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注入特定的文化内容和价值取向，甚至在人类社会中，宗教不仅是个人的心灵需求，也是人类精神共同体的保障。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三家共同缔造、建构、丰富而博大精深、绵延至今的，堪称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没有被历史隔断、没有被时代淘汰的古代文明大系，对当今人类社会而言，意义重大。儒、释、道三家中的佛教，即中国佛教，又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三系佛教共同构成、完善和发展演进的。三系佛教在中华大地上，各自立足存身，又相辅相成，繁荣兴盛。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分析，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是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两者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和外在的互动的必然联系。可以认为，宗教信仰是内因，文化认同是外因。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里表明了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宗教信仰可以作为文化认同的前提条件，文化认同也可成为宗教信仰的必然结果。当然，在各个历史时期，派系林立的各大宗教对形态各异的多样性文化也产生了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

二、崇尚佛教信仰

大家都知道，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又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宗教文明，具有体现东方智慧的独特文化魅力，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产生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可以说，佛教向人类社会奉献了卓越的不可取代的文化精神。譬如，它不仅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成熟、圆融而和平的信仰模式，而且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博大、宽容而和谐的人文情怀。

两汉之际，佛教东传至中国，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积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博大思想的体系结构，使得佛教从中获得持续传播和发展昌盛的文化活力。早在隋唐时期，佛教从中国流传远播于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等四邻国家地区，从此佛教从一个区域性宗教逐步成为世界性宗教。如果佛教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兴盛，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明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构建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内涵和价值理念。

公元7世纪，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这个王朝的崛起可以归功于其英明的赞普松赞干布，他当时远见卓识的大刀阔斧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然而，松赞干布在这一历史性发展机遇中发觉并碰到许多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便是与周边地区民族交往时没有共同的文化理念，在努力找寻和树立这一文化理念时尤其与唐朝的文化交往中更准确地发现吐蕃自身存在两大致命的问题。其一，发现吐蕃没有书面文字；其二，发现吐蕃人不信仰佛教。当时佛教是亚洲包括唐朝、天竺、尼泊尔、西域等区域最流行的最具文化魅力的宗教信仰对象，而且成为体现各地区高度文明的文化标志。所以，创制文字和翻译佛经，成为松赞干布建功立业的文化工程和民族大业。

1.创制文字

根据藏文史书，松赞干布深感在对外交往和文化交流中因吐蕃没有书面文字而处境窘迫。“为欲依十善法建立法律，增长五种欲乐事业，对四邻邦国互通往来，以及为诸臣民宣讲教法等，深感吐蕃无有文字诸多不便”。[1]故松赞干布决定首先为吐蕃创制书面文字。《布顿佛教史》记载：

鉴于吐蕃没有文字，特派吞密阿努之子及其随从共十六人赴印度学习语言文字，他（阿努之子，吞密桑布札）在印度拜班智达神明狮子学习声明（语言文字），学成后在拉萨的玛茹觉王宫，结合吐蕃语音创制了拥有三十个辅音字母和以阿音为首的四个元音字母的吐蕃文字（藏文），其字形参照印度迦什弥罗文字而创制，同时撰写了八部语法书。[2]

以上引文叙述了松赞干布命吐蕃著名文官吞密桑布札仿照当时天竺的一种古文字创制藏文的经过。藏文字的发明创造，使吐蕃结束无书面文字的落后现状而跨入新的文明时期，特别为当时的吐蕃社会引进以佛教为代表的先进文化创造了十分便利的客观条件。

2.翻译佛经

自松赞干布开始，吐蕃已有能力或条件从事佛经翻译，为佛教正式传入吐蕃奠定了基础。所以，公元7世纪中叶拉开了翻译佛经的序幕。《贤者喜宴》记载：

松赞干布在位时，迎请印度的格萨热大师和婆罗门香噶热、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的达努、尼泊尔的希玛祖、汉地的和尚玛哈德哇切(或称大天寿和尚）等佛教高僧大德到吐蕃，并同翻译家吞密桑布札以及助译者达玛果夏和拉隆多杰贝等一起翻译了《集密宝顶陀罗尼》、《月灯》、《宝云》、《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佛经，此外还重点翻译了大悲观音菩萨之显密经典二十一部。[3]

以上是公元7世纪中叶即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第一次翻译佛经的较详记述，其中就有唐朝大天寿和尚，他参与了汉译藏的佛教翻译组。这里表明了唐蕃文化交往以佛教为中心步入深度交流交融的新纪元。此外，观音显密21部经典的翻译和问世，以预言或授记的形式为佛教传入吐蕃在理论上起到了宣传作用。观音显密21部经卷，是当时特意翻译的佛经，它专门论述了观世音菩萨的功德，从中描述并确立了观世音菩萨与吐蕃人之间的因缘关系。从此，观世音菩萨被认定为普度吐蕃有情众生的菩萨，拉萨的红山被认定为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并命名“布达拉”，即普陀山，拉萨逐步改造为佛教圣地。实际上，吐蕃人以推崇和宣扬观世音菩萨为切入点，大力推进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对其信仰的步伐。

公元7世纪中叶始，佛教从天竺、唐朝、尼泊尔及西域等多区域多渠道正式传入吐蕃，主要表现在吐蕃本土翻译佛经、建造佛殿和供奉佛像等方面。这些史无前例的举措和行动，可以认定为吐蕃人崇尚佛教信仰的具体表达。松赞干布创造条件，引进佛教，支持佛教在吐蕃正式传播，则意味着吐蕃人要放弃自己古老而传统的苯教信仰，转向对外来佛教的认可和信仰。从严格意义上讲，苯教也是一种宗教文化现象，它保持着一种古老的宗教文化形态，而且带有浓郁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佛教传入前是吐蕃人唯我独尊的宗教信仰对象。

吐蕃人在崇尚佛教文明和佛教信仰，淡化苯教文化精神和放弃苯教信仰的过程中也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和做出了智慧的抉择。根据相关史料，吐蕃自松赞干布开始，虽引进了佛教等外来文化，但当时没有更多地触及到苯教的核心利益，苯教依旧作为吐蕃人信仰的正统宗教。至赤松德赞(公元755-797年在位)时期，才改变了苯教的命运。赤松德赞全力扶持佛教，使佛教成为一股新的文化思潮和信仰对象，逐渐被吐蕃民众所接受。这对当时的苯教来说，是一次沉重而致命的打击。因为不同宗教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排他性，佛教在吐蕃的立足，也意味着苯教将要经受排挤。

东噶·洛桑赤列教授说：佛教与苯教在吐蕃共发生三次大的冲突：第一次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当时松赞干布限制苯教大量杀牲祭祀的宗教仪轨；第二次是在赤松德赞年幼时期，当时苯教徒排挤和打压佛教徒；第三次是在赤松德赞正式执政时期，当时佛教与苯教之间举行规模空前的大辩论，结果苯教徒败北而令苯教退出吐蕃正统宗教地位。[4]换句话说，吐蕃人在引进佛教替代苯教信仰的文化转型过程中经受了新旧文化交替带来的冲击、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产生的矛盾，最终吐蕃人以比较高明的手段实现了不同宗教或文化之间交流交融的目标，使外来佛教文明逐渐同吐蕃人文地理环境相适应而走向本土化道路。

总之，吐蕃人努力放弃自己具有强烈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的古老苯教信仰，而去崇尚并改信外来高度文明的佛教的历程，充满着文化思想上的碰撞与融合，交流与改革，创新与发展。这种文化思想上发生的锐意改革和开明进步，既是吐蕃人所走的最艰难的文化抉择之路，也是吐蕃人在对外开放中遇到的自身发展需求。如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实现共识，便于同周边地区民族交往和合作，共同繁荣发展。也就是说，在民族交往中有了相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理念，就等于搭建了民族交往、文化交流和区域合作的理想平台。实际上，这个文化交流平台的搭建和民族走廊的开通，是吐蕃人当时与唐朝等不同区域民族交往而激发出来的一种与时俱进的大智慧、大视野和大手笔，给自己铺设了一个通往世界、通往未来的融入民族大同的平坦大道。

三、追求大同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浩如烟海的巨史宏篇之中有着无数关于人类美好社会的设想和描述，其中大同思想、大同文化的理念和精神尤为突出。大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孔子提出“天下大同”这一概念，意味深长，既表达了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也指出了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世界。孔子进一步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显而易见，这一大同思想的基本特征即为人人没有差异，友爱互助，没有战争，安居乐业。可以说，大同思想是一种大智慧、大思想的体现，内涵深邃，外延无限，与西方的乌托邦，以及现代的共产主义、当代的地球村等在许多地方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文化是人造的第二自然，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所接收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各种能力和语言、习惯等。可见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在大同思想的影响下，催生了全世界各个民族追寻的大同文化，而且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高度文明的范式。也就是说，追求并建构大同文化是人类社会自始至终没有被放弃的一种文化精神和远大理念，也是各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宽广胸襟和生命力量。

从历史上看，当时处在中原唐朝文明、天竺文明和波斯文明之间的吐蕃本土，同时受到几大古文明的冲击和影响。吐蕃人也充分发挥本民族的聪明才智，广泛接触和吸收周边文明地区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灿烂的高原文明，使吐蕃文化融入世界大同文化，其中佛教文明的引进和吸纳是吐蕃人自以为豪的文化工程。众所周知，佛教的传播和信仰不带有鲜明的区域性和民族性特征，因而佛教文明不限于地域和民族；而且佛教始终采取一种和平的传播路径和信仰方式，无论传播到哪里都会入乡随俗，与当地的人文地理相协调而融洽，易于本土化；同时，佛教又是一种十分宽容和谦恭的宗教，它更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观念，注重宣扬有情众生一家人的因缘关系，强调人人平等友爱，人人自主自由抉择信仰，允许入教者可进可出。所以，佛教在当时吐蕃人的心目中成为最理想的宗教信仰对象和融入大同文化的重要纽带或主要载体。

公元8世纪始，吐蕃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引进佛教文明，从而打破了独尊苯教信仰的文化格局，而且吐蕃人开始改信佛教。吐蕃人在对外文化交往过程中发现自己原来生活在一个特定的风俗习惯和单一的宗教信仰的较为狭窄的文化圈子之内。这一认识上的飞跃又促使了吐蕃人面向更加开阔的文化视域，加快去追寻大同文化路子的步伐。

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等原因，吐蕃与唐朝之间的接触、交往和互动互利更为频繁而密切。仅以佛教交流为例，也颇能说明唐蕃文化交流之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影响深刻。

1.汉译藏文佛经

根据《西藏王臣记》记载，（赤德祖丹时期）从唐朝翻译了《金光明经》、《毗奈耶分品疏》以及医学典籍。[5]又说：藏王赤德祖丹时期，许多西域和唐朝出家僧人抵达吐蕃，由湛噶·莫勒噶夏等人翻译了《百业经》、《金光明经》和医术书等。[6]可以认为，赤德祖丹时期，不仅从唐朝和西域等地区迎请了佛经，而且组织外籍学僧和吐蕃译师翻译了不少佛经和科技类书籍。

由此可见，赤德祖丹（692-755）是自松赞干布以来对佛教持积极态度的一位吐蕃赞普。同时，赤德祖丹又是吐蕃第二位迎娶唐朝公主的赞普，他在唐蕃文化交流和民族交往中做出过贡献。

2.金城公主兴佛

公元710年，赤德祖丹赞普迎娶唐朝金城公主。公主抵达吐蕃后，又重新燃起吐蕃早已中断了的佛教香火。首先，金城公主在吐蕃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已埋在地下达两代赞普之久的释迦牟尼佛像移置到大昭寺内供养，并请中原汉地和尚来保护佛像、管理香火；其次，金城公主协助赞普为外地受难僧众创造条件，维护他们的正常宗教信仰。《汉藏史集》记载：

汉地公主（金城公主）任施主又将受难于于阗、安西、疏勒、勃律、克什米尔的众僧侣请到吐蕃，安置在寺庙供养了三四年之久。[7]

金城公主积极配合吐蕃赞普接受因战乱而四处逃亡的于阗、安西、疏勒、勃律、克什米尔等地的众多外籍僧侣，还特意在吐蕃专为这批外籍僧侣建造数座佛殿，使他们在吐蕃能够安心修法，因而西域众僧在吐蕃留住了三四年，而且在吐蕃留住期间举办各类佛事活动。《青史》记载：

建造札玛郑桑等数座佛殿，迎请被西域驱逐的出家僧众，以及从汉地邀请的许多和尚到吐蕃供养佛法，但当时没有产生吐蕃本族的出家为僧者。[8]

以上引文中提到了当时吐蕃还没有本土出家僧尼。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邀请、接待和供养数目可观的外地佛教僧众，对于吐蕃社会大众来说，是一个没有充分准备、难以接受的大事件，更不具备长期居留的客观条件。值得提出的是，金城公主远嫁吐蕃赞普，加强了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文化交往。同时，西域和唐朝佛教僧众进入吐蕃社会，过纯粹宗教生活，开展宗教活动，举行宗教仪式，尤其邀请唐朝和尚在拉萨小昭寺从事佛事活动，加深了佛教在吐蕃百姓大众心目中的宗教影响。

3.赤松德赞扶持佛教

赤松德赞（公元755-797年在位)时期，在吐蕃开展了规模空前的传教活动，其中佛经翻译是一项重要内容。最初吐蕃人桑喜译师从石窟中取出匿藏多年的从唐朝迎请的《金刚经》、《十善经》和《稻秆经》三部汉文佛经，献给赤松德赞，赞普允许由唐朝人嘉弥果和迦湿弥罗人阿难陀主持译成藏文，经过不懈努力，终究完成了汉藏译经任务。

赤松德赞时期，不仅翻译了大量的汉文佛经，而且翻译了佛教以外的汉文典籍诸如文学、医学、天文、历算等文化百科。公元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吐蕃使臣到唐朝要求派遣唐朝僧人到吐蕃传法。“初，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僧良秀、文素，一人行，二岁一更之。”[9]公元783年（唐建中四年），“夏四月，吐蕃将土僧尼等至自沙州，凡八百人”[10]。吐蕃从唐朝大量引进佛教人才，以此推动佛教在吐蕃迅速发展。

4.汉藏互译佛经

管·法成，是吐蕃著名汉藏互译翻译家，汉文文献中有“大蕃国大德”之称谓。吐蕃贵族管氏家族人，生卒年不详，活跃于9世纪上半叶。他精通藏、汉、梵三种文字，约在唐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到沙州（今甘肃敦煌）永康寺，从事译经；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到甘州（今甘肃张掖）修建多寺，翻译佛经；唐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又到沙州开元寺，开始讲授《瑜伽师地论》等佛经，后在沙州去世。简言之，管·法成一生主要从事藏汉佛经互译工作，可考译经多达23种，其中汉译藏文有《金光明最胜王经》、《解深密经疏》、《贤愚经》等13种，藏译汉文有《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菩萨律仪二十颂》等6种，抄录注疏经论有《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等4种。

以上几个实例中可以管窥唐蕃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之一斑，当时大唐佛教文化或中原汉文化，已成为高原吐蕃人极力吸纳的引以为豪的大同文化。从历史上看，汉藏系佛教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且内涵丰富多样，相互影响深刻。譬如，吐蕃人从佛教文化尤其从《阿毗达摩俱舍论》描述的三千大千世界中开拓了观察宇宙的宽广视野；从佛教六道轮回思想中树立了利益有情众生的生存理念；从佛教中观思想中建构了以“假有性空”、不着有、无二边的中道立场看待一切事物的思辨哲学；从佛教因果论中吸纳了人类最美好的因果报应思想。

总之，吐蕃人对佛教文明的选择或对大同文化的追求，至少为吐蕃人带来了一种世界视野，提供了开放性、开拓性的大思路和大格局，给与了变革、进步的动力，促进了吐蕃社会向前发展的步伐。显而易见，吐蕃人通过佛教信仰打破了民族之间的差异和隔阂，改变了吐蕃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可以说，吐蕃人通过佛教信仰来追求大同文化的创举和路径，具有一定的对未来的前瞻性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水准。人类历史上的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等同于世界上各个伟大而文明的宗教，尤其在藏族传统文化大系中佛教文明成为最完美的文化模式和最睿智的哲学思想。

四、信守文化认同

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去认知“文化”这一概念，它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且已具体化为一个人存在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化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可见，文化是一种心理意义上的“自我”表现和“自我”观念。

而认同发生在不同的文化交往、碰撞的场域之中，是个体(群体）面对另一种异于自身存在的东西时，所产生的一种保持自我同一性的反应，是区别“我们”和“他们”的重要标准。文化认同，是主要指关于心理、制度和道统的影响与传承，对个人、民族、国家都具有很强的普遍性的作用力。所以，我们讲文化认同，既要尊重个体的文化认同意愿，更要讲中华民族整体文化包含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

在中国，历史文化认同观念由来已久，它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它不但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当代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下面就以佛教信仰为中心，讲述几个信守文化认同的实例。

1.大昭寺

大昭寺，西藏最古老的佛教庙字，位于今西藏拉萨古城中心。公元7世纪中叶，由吐蕃第33代赞普松赞干布王妃尼泊尔赤尊公主创建。相传当时用白山羊驮土填湖，在其上面建造佛殿，初期内部供奉赤尊公主从尼泊尔运来的释迦牟尼（世尊不动金刚佛）8岁等身像。所以，大昭寺在藏语中称（热萨迟囊），意为“羊土幻变殿”；又称（觉康），意为“释迦牟尼殿”。

今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大昭寺的宏伟建筑群体，自7世纪以来，几经扩建、几度修复，渐次形成的。尤其是内部供奉的主尊佛像，更换为唐朝文成公主运来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11世纪，阿里大译师帕巴西饶与堆琼阔本扩建大昭寺，在其东面增建佛殿、塑造佛像。与此同时，建立僧团组织，使大昭寺具有寺院功能。元朝时期，西藏地方势力历代蔡巴万户长多次对大昭寺进行维修和扩建，新造了不少佛像；明朝时期，宗喀巴大师请求帕主第悉法王札巴坚赞对大昭寺进行大规模修缮。1409年，宗喀巴大师为大昭寺内的释迦牟尼佛像装饰金制五佛冠；1642年始，第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司·桑结嘉措先后对大昭寺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扩建和装修，使大昭寺的整个建筑群焕然一新，金碧辉煌。

由于大昭寺内供奉着文成公主从唐朝中原带到高原吐蕃的12岁等身的释迦牟尼佛像，大昭寺已成为古今藏传佛教界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最神圣的佛殿或佛寺。每年有成千上万来自四面八方的广大信徒向大昭寺释迦牟尼像膜拜祈祷，了却他们虔诚心灵怀有的各个心愿。

2.小昭寺

赤尊公主在吐蕃创建大昭寺的同时，唐朝文成公主也在吐蕃建造了拉萨小昭寺。公元641年，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加强了吐蕃与唐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根据藏文古籍《柱间史》记载，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时，作为她的陪嫁带来了12岁身量相等的释迦牟尼佛像，以及佛经360卷、卜算书籍300卷、60种工艺书籍和医术书籍等，还有随从人员如8名贴身侍女（又说25人）、护送释迦牟尼佛像的8名大力士和马队等千余人。[11]由此可知，文成公主的到来，不仅将佛教从唐朝传入吐蕃，而且把唐朝的优秀文化也传播到吐蕃，从而推动了吐蕃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至于文成公主建造小昭寺的具体经过，《柱间史》记载：

文成公主在热莫切，将面朝西边王宫方向的镏金释迦牟尼佛像转向东方，由大力士拉噶和鲁噶二位将佛像置于佛龛之上，并在其四周立起五百侍从汉地运来的四根柱子，然后上梁铺板，以及在悬挂绫缎帷幔的周围用砖砌成墙，从而形成佛殿，殿门向东开启。[12]

以上引文是藏文史书中不多见的一段关于最初建造小昭寺的描述。小昭寺在藏文中全称“嘉达热莫切”或简称“热莫切”，意为“虎纹大院”，因当时佛殿顶部装饰如同斑斓色的虎纹，故起此名。而且，这一名称从古至今一直在广大藏族信徒中延续，并家喻户晓。后来在汉语中以小昭寺作为佛殿称谓，以便与大昭寺对称或区别。“热莫切”（小昭寺）坐西朝东，大门朝向东方，以此纪念建造该佛殿的文成公主来自东方唐朝。就其规模而言，虽不及尼泊尔赤尊公主建造的大昭寺，但极为精美壮观，具有汉唐式的建筑艺术风格。

从现存“热莫切”(小昭寺）的建筑规模或特色来看，以庭院式的建筑群体构成，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主体佛殿为三层楼阁，底层分为门庭、天井式大经堂和佛殿；门楼二、三层是僧舍和经堂；庭院南边建有佛殿、转经回廊等附属建筑，可谓古朴、典雅而又不失金碧辉煌。

“热莫切”（小昭寺）竣工后，松赞干布为之举行了开光庆祝活动。由于当时吐蕃尚未产生本地出家僧人，其主持和管理人员均为唐朝和尚，其中就有当时最著名的和尚摩诃德瓦，在汉文中又称大天寿和尚。根据《布顿佛教史》记载，当时汉地和尚大天寿即摩诃德瓦在小昭寺内翻译从唐朝带来的佛经，并主持小昭寺内的佛事活动。可以说“热莫切”（小昭寺）的创建，标志着唐朝中原佛教开始传入吐蕃高原，它在汉藏民族文化交流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目前，“热莫切”(小昭寺)不仅是西藏自治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拉萨圣城最具声望的名胜古迹之一，与大昭寺一同驰名中外。同时，小昭寺又作为格鲁派的上密宗院，在藏传佛教寺院中具有很高的地位。

3.桑耶寺

桑耶寺（kwwrww5)，藏传佛教古寺，创建于8世纪，是藏传佛教史上第一座正规佛教寺院，位于今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境内之雅鲁藏布江北岸。

公元8世纪，吐蕃第38代赞普赤松德赞邀请天竺高僧寂护第二次到吐蕃，其任务是创建佛教正规寺院、剃度出家僧尼和传授教法仪轨。当时在吐蕃倡建佛教寺院并非易事，没有广泛的信仰佛教的群众基础，赤松德赞采取各种措施，最终让吐蕃民众接受佛教。在寂护和莲花生的主持下，于公元774年举行破土动工仪式，开始建造寺院，吐蕃臣民齐心协力，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经5年于公元778年竣工。吐蕃有史以来第一座正规佛教寺院，即桑耶寺终于诞生。

桑耶寺的整个建筑群以椭圆型的围墙团团围住，围墙象征着佛教宇宙中的铁围山；围墙四个方位设有四个大门，东门为正门。寺院中心主殿为三层大殿，每层别具风格，分别采取吐蕃、唐朝和天竺三种不同建筑风格。如底层为吐蕃建筑造型，中层为唐朝建筑造型，顶层为天竺建筑造型；而且，三层佛殿中的佛菩萨的造型也是表现三个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而精心制作的，如底层佛殿中的塑像是模仿吐蕃人的形象塑造的，中层佛殿中的塑像是模仿唐朝人的形象塑造的，顶层佛殿中的塑像是模仿天竺人的形象塑造的。可见，相沿至今、保护完好的桑耶寺，实属一座以多元文化共筑的佛教大僧院。

4.唐蕃会盟碑

吐蕃第41代赞普赤祖德赞（s=1公元806-841年），又名赤热巴坚（xarrs），在位时期（公元815-841年)，吐蕃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并同唐朝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在长安和拉萨分别立了唐蕃会盟碑。

在拉萨大昭寺正门前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围墙围起的两块石碑。南边一块便是著名的唐蕃会盟碑，高3.42米，宽0.28米，厚0.35米，唐长庆三年（823年）用藏汉两种文字刻写碑文。

西面（碑阳）刻有汉文碑文，开头一段写道：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蕃圣神赞普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沦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是以盟文节目题之於碑也。

由此可见，公元9世纪，吐蕃与唐朝达成和好，以求“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务令百姓安泰。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为表示唐蕃人民世代友好之诚心，立此碑于大昭寺前。碑文朴实无华，至今大多数碑文仍清晰可辨。碑的旁边有一棵柳树，传说由文成公主亲手栽种，民间以纪念文成公主而称其为公主柳。

以上以唐朝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佛像为核心的大昭寺，虽经历了千百年的沧桑历史，但它依旧是广大藏族百姓心目中的一座超越宗派观念的最神圣的佛殿；小昭寺是以文成公主创建为标志、以大唐建筑形制为呈现的神圣佛殿，它依旧焕发着千年历史的英姿以及述说着唐蕃文化交融的佳话；桑耶寺以唐蕃文化交融为载体，展现着多元文化一体的博大精深；唐蕃会盟碑又以唐蕃兄弟和睦一家亲为立言，依然在见证历史上各民族共存共荣的高远理念。

总之，信守文化认同是“民族之根”、“民族之魂”，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繁荣强盛的向心本地出家僧人，其主持和管理人员均为唐朝和尚，其中就有当时最著名的和尚摩诃德瓦，在汉文中又称大天寿和尚。根据《布顿佛教史》记载，当时汉地和尚大天寿即摩诃德瓦在小昭寺内翻译从唐朝带来的佛经，并主持小昭寺内的佛事活动。可以说“热莫切”（小昭寺）的创建，标志着唐朝中原佛教开始传入吐蕃高原，它在汉藏民族文化交流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目前，“热莫切”(小昭寺)不仅是西藏自治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拉萨圣城最具声望的名胜古迹之一，与大昭寺一同驰名中外。同时，小昭寺又作为格鲁派的上密宗院，在藏传佛教寺院中具有很高的地位。

3.桑耶寺

桑耶寺，藏传佛教古寺，创建于8世纪，是藏传佛教史上第一座正规佛教寺院，位于今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境内之雅鲁藏布江北岸。

公元8世纪，吐蕃第38代赞普赤松德赞邀请天竺高僧寂护第二次到吐蕃，其任务是创建佛教正规寺院、剃度出家僧尼和传授教法仪轨。当时在吐蕃倡建佛教寺院并非易事，没有广泛的信仰佛教的群众基础，赤松德赞采取各种措施，最终让吐蕃民众接受佛教。在寂护和莲花生的主持下，于公元774年举行破土动工仪式，开始建造寺院，吐蕃臣民齐心协力，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经5年于公元778年竣工。吐蕃有史以来第一座正规佛教寺院，即桑耶寺终于诞生。

桑耶寺的整个建筑群以椭圆型的围墙团团围住，围墙象征着佛教宇宙中的铁围山；围墙四个方位设有四个大门，东门为正门。寺院中心主殿为三层大殿，每层别具风格，分别采取吐蕃、唐朝和天竺三种不同建筑风格。如底层为吐蕃建筑造型，中层为唐朝建筑造型，顶层为天竺建筑造型；而且，三层佛殿中的佛菩萨的造型也是表现三个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而精心制作的，如底层佛殿中的塑像是模仿吐蕃人的形象塑造的，中层佛殿中的塑像是模仿唐朝人的形象塑造的，顶层佛殿中的塑像是模仿天竺人的形象塑造的。可见，相沿至今、保护完好的桑耶寺，实属一座以多元文化共筑的佛教大僧院。

4.唐蕃会盟碑

吐蕃第41代赞普赤祖德赞（公元806-841年），又名赤热巴坚，在位时期（公元815-841年)，吐蕃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并同唐朝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在长安和拉萨分别立了唐蕃会盟碑。

在拉萨大昭寺正门前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围墙围起的两块石碑。南边一块便是著名的唐蕃会盟碑，高3.42米，宽0.28米，厚0.35米，唐长庆三年（823年）用藏汉两种文字刻写碑文。

西面（碑阳）刻有汉文碑文，开头一段写道：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蕃圣神赞普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沦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是以盟文节目题之於碑也。

由此可见，公元9世纪，吐蕃与唐朝达成和好，以求“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务令百姓安泰。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为表示唐蕃人民世代友好之诚心，立此碑于大昭寺前。碑文朴实无华，至今大多数碑文仍清晰可辨。碑的旁边有一棵柳树，传说由文成公主亲手栽种，民间以纪念文成公主而称其为公主柳。

以上以唐朝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佛像为核心的大昭寺，虽经历了千百年的沧桑历史，但它依旧是广大藏族百姓心目中的一座超越宗派观念的最神圣的佛殿；小昭寺是以文成公主创建为标志、以大唐建筑形制为呈现的神圣佛殿，它依旧焕发着千年历史的英姿以及述说着唐蕃文化交融的佳话；桑耶寺以唐蕃文化交融为载体，展现着多元文化一体的博大精深；唐蕃会盟碑又以唐蕃兄弟和睦一家亲为立言，依然在见证历史上各民族共存共荣的高远理念。

总之，信守文化认同是“民族之根”、“民族之魂”，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繁荣强盛的向心力、凝聚力和生命力。我们通过以上释迦牟尼像、小昭寺、桑耶寺和唐蕃会盟碑几个历史和现实中的实例，可以发现千百年来藏族百姓以佛教信仰为中心，坚定地毫不动摇地一直信仰和守护着一千多年前唐蕃汉藏文化之间铸就的文化认同。同时，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文化渊源关系的核心，更是文化认同的纽带和基石。所以，信守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又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和睦共荣的关键要素。

五、结语

综上所述，宗教和文化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演进历史的重要标志。人类早期，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无不打上宗教文化的烙印。最初，民族文化都是由宗教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在历史上，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密不可分，而且，宗教信仰铸就了民族文化的丰富多样性。

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又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两者关系内外相交，彼此不可隔离。历史上，汉藏系佛教交流频繁，双方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取长补短，使汉藏系佛教之间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从汉藏系佛教的渊源关系中又实现汉藏民族之间的文化共通。不难看出，中华文明就是在汉藏等各民族文化的频繁交流和认同中前行而铸就，并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本质特征。

总之，唐蕃汉藏佛教交流反映了汉藏系佛教的同宗同源，也呈现了各民族文化早期交流、交融的具体情形；同时，汉藏系佛教的交流与交融为繁荣中华民族文化、加强汉藏等民族凝聚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藏族传统文化观念世界里我国中原地区成为文殊菩萨的道场，中原人民成为文殊菩萨普度的有情众生，中国历史上各朝皇帝皆为文殊菩萨之化身。至今藏族百姓依然对我国内地四大佛山（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观音菩萨道场南海普陀山、普贤菩萨道场峨眉山和地藏菩萨道场九华山)的虔诚信仰和不时朝拜，以及一直信守对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的认同，皆充分印证了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的互动关系。

[1]萨迦·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2]布顿·仁钦珠《布顿佛教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年藏文版，第182页。

[3]巴沃·祖拉成《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1年藏文版，第182页。

[4]东噶·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民族出版社，1981年藏文版。

[5]第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1981年藏文版，第50页。

[6]松巴·益西班觉《佛教如意宝树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藏文版，第333-334页。

[7]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上册，中央民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影印本，第68页。

[8]格罗·宣努拜《青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藏文版，第66页。

[9]《册府元龟》外臣部九八零卷《唐会要》卷九十七。

[10]《太平环宇记》卷一八五。

①阿底峡掘藏《柱间史》（eassemi=s)，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藏文版，第175-181页。

②同上，第270页。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21年第4期，该编辑部已授权转载）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