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六十年前，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建，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科建设上，可谓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在历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如今世界宗教研究所已经成为一个学科齐全、人才济济、成果丰硕的研究机构。几十年来，笔者亲历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奋进的历程。本文回顾了建所的历史背景和初创时期经历的种种困难；评述了“十年动乱”造成的思想混乱及其对科研事业的危害；简略梳理、总结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我所专业研究人员在基础理论、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等方面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作者认为，我所在人才培养、学术成果、学科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在科研实践中树立了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信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原则进行宗教学研究。努力在科研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当代中国国情、社情、教情密切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升到一个新水平新境界。
关键词：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历程；学术成果；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吴云贵，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研究”（编号：23&ZD210）的阶段性成果。
世界宗教研究所，当年是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研究重要批示成立的学术研究机构。这一批示书写于1963年12月末，是对中央外事工作小组关于成立一批涉外研究机构的请示报告作出的批示。批示的内容以三方面至关重要：其一，世界三大宗教影响到广大人群，而国人大都知之甚少，国内没有一家宗教学术期刊，这种状况亟待改变；其二，要求成立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世界性的宗教进行系统的研究；其三，不研究宗教，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够写好哲学史、文学史和世界史。意即研究宗教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这里需要说明，我写这些文字，其出发点是为了表达一位从建所之初就在宗教研究领域尽心尽力工作六十年的研究人员对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关爱和感激之情。“宗教研究六十年”，不仅是对个人学术生活的概括，也是对一个不断奋进的学术研究机构发展历程的概括。这篇回忆录，希望把个人学习、工作、成长的经历与初生的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发展历程密切结合起来。数十年的研究经历表明，做学问固然需要个人不懈努力，但如果没有群体的帮助和支持，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就。
一、使命光荣 启程艰难
1964年8月，我从辽宁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分配到初生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属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同年9月初，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中馆会议室宣告成立。当时我所的工作人员总共约30人，其中包括以所长任继愈、党支部书记闫铁为首的“五大领导核心”。专业研究人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法律系的9位教师；二是来自北大哲学系、历史系、外语系的应届毕业生8人，来自辽宁大学外语系和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应届毕业生4人。此外，1965年又有4位来自北大哲学系和东语系的毕业生以及2位来自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人员到所内工作。
首都北京是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一代伟人毛主席居住、生活、工作的地方。一个年轻的外地学子能够幸运地分配到北京工作，当然会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满足。但我到所工作后不久，心里就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因为过往从未接触过宗教，一个外语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能够胜任宗教研究工作吗？这个问题，只有通过科研实践来回答和证明。
“万事开头难”。建所之初，所有的研究人员都深深地感到宗教研究工作面临着诸多难题，做好了很不容易。但成立专门的宗教研究机构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决策，研究宗教可以说是必须努力完成的“光荣使命”，困难再大，也要知难而进。正是在此情势下，所长任继愈先生提出了“积累资料，培养人才”八字建所方针。实践证明，这一建所方针是符合实际的。
所谓“积累资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建立研究工作必不可缺的图书馆和资料室。当时，我所在宾馆大楼有一间宽敞的大房间，可以摆放几十个书架，这便是未来的专业图书馆的场所。但我们在整理图书时发现，已有的数千册图书，绝大部分是有关基督教方面的英文书籍，而佛教方面的图书，主要是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转送的经卷。伊斯兰教方面的图书仅有几十本。基督教方面的图书，是由南京金陵神学院赠送的。到所之后，我在伊斯兰教室工作，所以对相关图书资料格外重视。1965年春夏之际，作为翻译，我陪同所长任继愈先生到南亚巴基斯坦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卡拉奇一家书店购买了20几本伊斯兰教方面的英文书籍。尽管如此，由于图书资料匮乏，连一部完整的《古兰经》都没有，伊斯兰教研究可以说是极度艰难。
“积累资料”的另一重要含义，是指通过现状调查来掌握世界三大宗教的态势。为此当时所能做的，只限于通过查阅报刊资料了解各大宗教的动态。同学习基础理论、掌握历史知识一样，现状调研也是“培养人才”、提高专业研究素质的途径之一。建所后的最初两年间，除掉下乡搞“四清”和“文革”挤占的时间，我们实际从事宗教研究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期间学术研究的唯一成果，是在1965年下半年编写的只收入5篇文章的内刊《世界宗教动态》，其中包括我查阅国内报刊资料后撰写的《美国伊斯兰教组织和黑人穆斯林运动》。这篇只有七八千字的文章，今天看来不足挂齿，但在当时像给我打了一针兴奋剂似的，觉得只要努力，做学问还是有希望的。
二、十年动乱 重创科研
回忆建所历程，“十年动乱”对科研工作的严重冲击，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间，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全国各地、整个社会很快便陷入混乱无序乃至“无法无天”的状态。“文革”十年，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工作几乎都处于停止状态。宗教研究当然也无例外。
1972年春夏之交，我所科研人员全部从河南“五七干校”返回北京。此后的四年间，名义上恢复了科研业务工作，但由于“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时断时续，宗教研究工作并无实质性的进展。期间，刚刚恢复职务的所领导班子，对两件工作较为重视。一是成立“世界宗教动态”研究室，共有6名成员，其中4人是新调入所内的，两人是建所之初来所工作的。我从伊斯兰教研究室调入“动态室”，基本业务是根据外文报刊资料编写国外伊斯兰教的重要动态，供国内有关部门参考。还有一位同事，负责编写国外基督教方面的态势。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组织编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宗教文集。内容包括语录和文章两部分。为此，成立了以吕大吉同志为主任的“宗教原理室”，成员为20世纪70年代调入所内工作的。这件工作的具体成果有两个，一个是1978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试编本）；另一个是1979年正式出版的同名文集。除“原理室”外，当时还准备成立无神论研究室，人员也都是新近调入所内的。这个建制体现了所长任先生“两条腿走路”的建所思想。他坚持认为，宗教研究的对象既包括人类各种宗教，也包括研究无神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后来由于人员流失，无神论研究室未能独立，无神论研究也未能很好地沿续下来。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科研工作逐渐恢复，又有二十余人调入所内工作。除期间的部分高校毕业生外，调入所内的人员主要来自公安部、外交部、文化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等单位。除少数担任行政工作外，这些新近来所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同早期到所工作的专业人员一样，在业务上需要从头学起，只能“边干边学”。有些同志后来又回到原单位或调离到其他部门工作。
“十年动乱”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一个不愿回忆的沉重话题。这里仅就动乱的岁月对我所科研事业的危害和造成的后果讲几句。过往人们常说，做学问是“十年磨一剑”。而“文革”十年，我们在专业研究上毫无成果可言，学术水平没有丝毫提高。“十年动乱”造成的最为严重的后果，是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例如，建所后不久，我们就在所领导的教育、引导下，树立了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下研究宗教问题的理念，但后来由于深深地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并没有真正全面、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内容和具体含义。例如，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宗教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其本质和作用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我们在理论学习过程中提出一个问题：在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中国，宗教是上层建筑吗？宗教是否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当时流行的看法认为，我国的宗教是旧中国、旧社会的一种“遗留”，很难发挥建设性的社会作用。
20世纪70年代，尽管名义上恢复了业务工作，专业研究人员的队伍也有所扩大，但除了编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宗教文集外，许多研究室都没有编制明确具体的科研项目规划。期间，为了积累科研资料，我同伊斯兰教研究室的三位同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翻译了一部由巴基斯坦一位学者撰著的《伊斯兰教简史》（约50万字）。这部译著，在思想观点和史料的取舍上都存在一些问题，但对我们了解伊斯兰教的历史和基础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吕大吉同志的策划帮助下，我还翻译了近代英国著名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论宗教宽容》。这部名著使我对近代兴起的西方宗教学产生了兴趣。
从“积累资料”做起的建所方针，虽因“十年动乱”遭到干扰、破坏，但仍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1979年末，伊朗爆发了以宗教为旗帜的“伊斯兰革命”，一举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人民日报》副刊的一位编辑通过所领导找到了我，请我写两篇短文，作为报道伊朗政局变动的背景知识。由于我保存的卡片中有相关资料，很快便写出了《伊斯兰教什叶派》和《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两篇文章，第二天就见报了。此后，《人民日报》副刊还刊登了我和其他两位同事共同撰写的《世界三大宗教简介》。这三篇短文很可能是改革开放前最早在报纸上发表的谈论宗教问题的文字。
三、改革开放 续写新篇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纠正了因“十年文革”造成的自上而下的诸多错误观念和思想混乱。改革开放，开拓创新，为科研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所的宗教研究工作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就世界宗教研究所而言，可以说改革开放新时期前的十余年，是“从无到有”的初始阶段。而不断努力奋进并取得巨大发展的新阶段，则是以改革开放、守正创新为基本标志。新阶段我所在积累资料、培养人才、推出研究成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想作如下几方面的总结、概括：
其一，在学科建设上明确提出了构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改革开放前的十余年间，我国学术界只使用过“宗教研究”一词，从未使用过“宗教学”这一概念。1979年，任继愈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率先使用“宗教学”一词，并就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所包含的内容和研究方法论等问题提出了系统的见解。从此，构建宗教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开始成为宗教学研究的主旨和努力方向。经过四十余年的努力，可以说已经初步完成了学科三大体系建设。
其二，编写教材和工具书。1985年夏季，为编写高等院校宗教学课程的教学参考书，我所在河北南戴河附近的县招待所举办了为期一周的研讨会。部分专业研究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会上，就编写教材的意义、内容和体例要求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此后编写出版的佛教史、基督教史、伊斯兰教史、中国道教史和宗教学理论著作，为部分开设宗教学课程的高校提供了教材，发挥了重要作用。宗教学课程首次进入高校课堂，经过国家教委批准，体现了学界对宗教研究重要现实意义的新认识。此后陆续编写的《宗教词典》《基督教词典》和《伊斯兰教词典》等工具书，也都是按照所里编制的科研规划完成的重要成果，成为宗教学研究的一批基础性著作。
其三，恢复培养专业研究生制度，为初兴的宗教学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前的十余年间，我所的专业研究人员均为“自学成才”。也就是说，当时所有的专业人员过往都未曾学习过宗教学，也无处可学。后来，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在科研实践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宗教专业知识和基础理论知识，能够独立地从事专业学术研究，实属不易。改革开放新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所内招收培养了一批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生，毕业后充实到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与民间宗教、宗教学基础理论等研究室的研究人员队伍之中。这些“新生代”专业研究人员的加入，明显地增强了专业研究人员队伍的“实力”，许多人后来成为各学科的“领军人物”。此外，还有部分研究人员以国家公派学者名义，曾在国外大学研修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他们学成归国后，也都在科研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四，学术研究成果与培养专业研究人才相辅相成。宗教学属于新兴学科。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奋斗，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支撑作用的重要学科之一。多年来我所研究人员完成众多研究课题，发表了数百部学术著作和数千篇文章。这些科研成果的内容涉及世界各大宗教以及我国“五大宗教”的历史、现状和理论（经典、教义或义理）三个层面；成果的形式包括史学著作、理论著作、各种主题学术专著、宗教态势调研报告、宗教基础知识读本、重要学术译著、词典工具书等。从成果内容上看，最引人注目的新变化，是各大主要宗教的相关研究，都高度重视宗教文化研究。唯其如此，是因为许多研究者都认识到各种宗教的教义、教理或信仰体系是通过文化形态展现的，而文化虽然千姿百态、各不相同，但都是人类知与行的重要表达方式。在成果展示方面，我所创办的《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两刊编辑人员的敬业精神值得赞扬。
四、感悟与反思
初生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如今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历程。作为最早来所工作的一批学人，我们陪伴研究所的成长，从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走向离开工作岗位的老年时代。我们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宗教研究事业，困难再大，也从未忘记初心，因为我们知道，宗教研究工作是党和人民付予我们的使命和职责。
数十年来，我在科研实践中最重要的感悟和体会，就是一个“难”字。宗教学研究难在何处？不同专业研究方向的同事可能会有各不相同的感受和说法。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教从产生之日起，迄今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它广泛流行于西亚、北非、中亚、南亚、东南亚、东西非洲等地，成为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文明的重要载体和标志。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与使用多种不同语言文字的民族文化、礼俗相结合，形成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文化方式和文明形态。因此，伊斯兰教研究首要条件，是研究者要掌握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而我只会英语，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多年来尽管撰写发表了多部学术著作和近百篇文章，但这些成果多半是参考、借助、利用西方学者积累的文献资料和相关学术著作完成的。语言工具上的局限，使我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缺失。也就是说，由于“先天不足”，我没有完成过任何一部“原创性”的学术成果。我衷心期待年轻一代学者能够克服这种局限，写出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数十年来，我国学者不断努力，在伊斯兰教研究领域发表了相当可观的学术著作，对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总体而论，这只研究队伍人数较少，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数量不多。特别是在现状研究方面，由于我们很少有机会进行实地调查，我们所发表的伊斯兰教与当代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借助西方学者掌握的“二手材料”完成的。著述中所使用的词语概念，也有一些是借用西方学者在著述中所使用的话语。因此，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我们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道理很简单：汉语的表达方式明显有别于英语的表达方式，直接借用英语的词语概念，有时不足以充分、准确表达中国学者的学术思想和思维方式。例如，西方伊斯兰教学术著作中，广泛使用“主义”一词（苏非主义、瓦哈比主义、现代主义、伊斯兰主义、原教旨主义等），而在汉语表达中“主义”一词是慎用的。
另一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问题。早在建所之初，所领导就明确提出，研究宗教现象和宗教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原则，否则就可能走偏方向。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前的十余年间，由于人们大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由此造成的思想混乱，使我们难以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内容和具体含义。1982年党中央印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著名的19号文件。这份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理论基础，密切联系实际，就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如何全面、正确地认识宗教的本质、社会作用以及如何研究宗教、管理宗教事务、对待宗教团体和信教群众等问题作出了系统的阐述和明确的规定。这份文件，在宗教研究领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此后，我们党在总结多年来宗教工作经验和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这一重要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宗教问题上具有深广影响的理论成果。近年来结合科研工作，不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意义有了新的理解。过去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宗教的著作，总想从相关著作文本中找到正确理解认识某些具体宗教问题的现成答案。这种学习方法，一方面容易使我们忽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所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与我们所处的当今时代的巨大差异，同时也容易使我们忘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根本方法就在于理论联系实际，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密切结合起来。总之，我们今天深入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也就是学习和掌握中国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以此为指导原则，构建具有新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三大体系。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4年第2期，该编辑部已授权转载）
（编辑：许津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