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上升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传播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在毛泽东多次关心关怀下，其他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迅速传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术在文献引介、宗教研究、队伍培养、成果出版、机制建设等方面，都取得进展，出现一个发展的小高潮。1963年任继愈《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的创立，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术从“观”到“学”的发展。本文基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引介、应用的资料，分析了分别由李大钊、任继愈创立的两种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观点，并尝试提出折中的看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宗教学术；任继愈；毛泽东；李大钊

作者简介：李维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新疆师范大学“天池英才”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环境。毛泽东多次关心、关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宗教学，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宗教问题。加之其他因素，共同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传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形成与发展。1950—1965年间，一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文献不断引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宗教学术作品陆续面世。一般认为，1963年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的创立，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术从“观”到“学”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成立的“五要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成果、研究队伍、研究机构、学术刊物），除刊物外，都已初步具备，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迅速发展到一个小高潮。但是由于1957年“反右”运动，尤其是“文革”开始后，由原来的政策推动，转变为政策抑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半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宗教学学科发展逐渐陷入停滞。

一、新中国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发展与实践创造了良好条件：毛泽东关心宗教研究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成立

1949年至1978年，这段历史大致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49年至1956年，是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生产关系调整，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要领导全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改造。宗教领域的重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特权和爱国主义教育，推动宗教民主制度改革，让宗教界接受和适应新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一时期，学术界在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吴黎平、恽代英、毛泽东等早期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理论家引进、宣传、应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础上，少数学者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等，开拓宗教研究新领域，除继续引介、阐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之外，并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一步应用到具体的国内外宗教研究当中。但是，1949年至1956年，承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宣传、实践大任的，不是学术界，而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毛泽东、艾思奇、周恩来、习仲勋、李维汉、牙含章等。他们不只是革命家，还是理论家、学者，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言、谈话、作品、工作实践，代表了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发展，不但指导着党的宗教工作，而且更新、引领着知识界，乃至全社会对宗教的认识，指引着学术界的宗教观研究方向。

第二个时期，1956年至1978年，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在艰难条件下，党仍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一系列重大工程，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发展奠定初步的工业体系基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初，党的宗教工作是正确的，但不久就出现了偏差，犯了“左倾”错误，“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取消宗教工作。在这种背景下，宗教研究工作也基本停止了。

但是，在1964年之前，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直接关心、过问宗教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术的发展，保留了一块“自留地”，宗教研究并未马上停滞。毛泽东关心宗教研究，主要有两件事载入史册，一是约谈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者任继愈，二是批示要求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约谈任继愈，批示加强宗教问题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术在中国的发展壮大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的创立与发展；推动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宗教研究机构，初步建立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国家队。毛泽东约谈任继愈、批示加强宗教问题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发展的两个重大的背景。

关于毛泽东约谈任继愈。1959年10月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南海家中约见任继愈。当时在现场的还有陈伯达、胡绳和毛泽东秘书林克。毛泽东主要谈了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学术批判等问题。宗教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说要做宗教史研究：“宗教史也要研究。佛教史你在搞，很好。道教、福音书有没有人搞?”他还说：“基督教(福音书)还是要抽个把人搞，你们是一个500人的大系嘛（北大哲学系）。研究宗教非外行不行，宗教徒搞不清楚，他们对它有了迷信就不行”。毛泽东主席强调宗教研究很重要：“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1]

这次谈话中，关于宗教研究，毛泽东除了强调宗教问题和宗教研究重要，要抓紧做起来，还特别强调宗教研究必须是外行（非宗教徒），宗教徒不行。综合这个谈话，毛泽东认为宗教研究要由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去研究，才能真正把宗教研究做透彻。这是为中国宗教学术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研究方向。

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研究的批示。1963年底，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央宣传部提呈《关于加强对外研究的请示报告》，其中提议建立14个研究国际问题的研究所。当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这个报告上作出批示。批示全文如下：

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

毛泽东认为，宗教影响大，我们不了解，要求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宗教研究；要建立宗教研究机构，且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他赞扬任继愈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宗教；要批判神学。显然，在1959年与任继愈谈话后，毛泽东仍在思考宗教问题。时隔四年，他再次提出加强宗教问题研究，提出的要求更加明确具体，显然是深思熟虑后提出的。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任继愈以“研究宗教，批判神学”概括其精神。

为落实毛泽东的批示，中央宣传部经讨论后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1964年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筹备小组，陆续调入人员充实科研队伍。“文革”期间，世界宗教研究所科研工作基本中断，改革开放后才恢复工作。尽管如此，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的意义仍然巨大。为落实毛泽东批示，筹备小组确立了研究所的基本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影响着世界广大人口的三大宗教的现状、理论和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包括起源、发展、经典、教派、教义等），批判宗教神学，宣传无神论思想。研究工作必须面向广大群众，与国内外现实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待将来有条件时，再对世界三大宗教以外的其他宗教逐步开展研究。”[3]从基本任务看，世界宗教研究所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除研究宗教，批判神学外，还要宣传无神论。也就是说，研究宗教、批判神学、宣传无神论，是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之初定下来的三项基本任务，也是为了全面完整地贯彻毛泽东的批示。因为，要批判神学，必须宣传无神论，宣传无神论是对宗教神学最好的批判。

除上述毛泽东约见任继愈和加强宗教问题研究的批示外，毛泽东还在其他场合多次关心宗教研究，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研究世界宗教。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中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信教，我们不懂得宗教。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4]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又在召集康生、陈伯达、吴江、关锋、龚育之、邵铁真谈哲学问题时说：“很欣赏任继愈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讲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以后的佛学。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5]

毛泽东以各种方式，在各种场合，对宗教研究工作提出要求，对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有极大的促进。我国自古以来并不缺少宗教研究，而毛泽东要求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研究宗教，学术研究机构要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不但要研究宗教，还要批判神学。用现代的话语来说，毛泽东要求新中国必须加紧培养一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队伍，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可见，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养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队伍，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要求，与毛泽东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的批示，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对新中国宗教研究工作的要求和布署，是从党和国家的工作需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提出的，彰显出他独到的眼光和卓越的领导才能。正是毛泽东的关心和要求，在建国之初就明确了新中国宗教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导向，初步培养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队伍，积累了基本的宗教研究资料，对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人民逐渐成为国家的主人，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创造了良好的学术创新和实践的社会条件。毛泽东、艾思奇、周恩来、习仲勋、李维汉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进行新宗教工作实践，他们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丰富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尤其毛泽东，多次直接关心、指导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研究，助推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向前发展。

二、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术的推动与实践

（一）毛泽东、周恩来的宗教工作思想

建国后，毛泽东关于宗教的思想与认知，集中转向宗教研究和宗教治理，宗教研究服务于宗教治理。相较于宗教起源、宗教本质等理论问题，他更关心如何处理好新社会中的各种宗教问题。包括他约见任继愈、批示研究宗教，都是着眼于宗教治理。宗教知识不足，认识不够，无法治理好宗教，必须加强研究。周恩来作为共和国总理，直接面对宗教工作。他与毛泽东在对宗教的认识和宗教工作方针上，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有：中国共产党如何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大力宣传无神论，坚持无神论，但要讲策略；宗教具有长期性和群众性，人民政府政策上要有充分准备；宗教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中国宗教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等。

（二）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理论阐释

艾思奇(1910—1966)，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等职，著作等身。因为其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贡献，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一人。

艾思奇的许多作品是在解放前完成的，但是他的学术成果在解放后影响更大，直到今日。艾思奇不是宗教研究专家，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绕不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他在一系列著作中，都涉及到宗教问题，表达出他对宗教的根源、宗教存在的社会条件、宗教的社会作用，共产党与宗教等问题的看法。艾思奇强调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科学性、发展性和人民性。他关于宗教的理论，显然出自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作了中国化的阐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宗教的科学态度。

在研究、讲授、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艾思奇对宗教、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相关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他阐释、讲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内在地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理论、宗教问题及宗教工作实践的理解，实际上也是艾思奇探索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过程。他在《大众哲学》中，结合中国革命，深入浅出地阐释唯心论及其荒谬之处。[6]艾思奇对宗教的认知，总体上体现为对宗教及其相关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诠释，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阐释历程上一个典型解释系统。[7]

（三）习仲勋和李维汉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坚持与发展

习仲勋和李维汉，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理论家和实干家。习仲勋与李维汉一样，革命时期长期在西北工作，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广泛接触各种宗教，处理宗教问题。1949年后，习仲勋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1952年9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工作中自然有大量宗教相关事务。从1948年至1964年底，李维汉一直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和理论家。如关于宗教的长期性，习仲勋认为：做宗教工作“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对宗教问题一定要采取‘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和‘周密考虑的态度’”。[8]习仲勋和李维汉在宗教工作中不断进行探索、实践、总结，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为新中国宗教工作积累了经验，发展了党的宗教工作理论。

习仲勋和李维汉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方面，突出的成就是总结宗教的“五性”，即群众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民族性。习仲勋对宗教的“五性”早有认识，但并没有完整总结出宗教的“五性”，这个理论提炼工作，主要是由李维汉完成的。1958年第5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李维汉正式提出宗教具有“五性”特征。李维汉还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宗教矛盾已经从既是人民内部矛盾又是敌对阶级的矛盾,转变成人民内部的矛盾。

李维汉的宗教观，涉及宗教和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以及正确处理中国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国情正确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重要成果。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宗教观,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党和国家宗教工作的理论依据,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9]

三、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引介、讨论、应用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最早在19至20世纪初，主要由陈独秀、李大钊等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先驱引介到国内，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我国革命家和理论家在我国宗教治理中实践、发展。从最初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到建国后的毛泽东、艾思奇、习仲勋、李维汉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从引入到实践，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与此相比，整体上看，我国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引介和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术研究，则起步比较晚，要晚上几十年时间。

1978年之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引介和研究，谈不上系统性。在翻译、引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作品之外，相关的文献是非常有限的。根据目前搜集到的文献看，大致可分如下几类：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引介，这是文献最多的一部分；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其中包括关于无神论的研究与讨论；三是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立场和方法研究国内外具体宗教，这方面工作仅是尝试，文献极其有限。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引介、编译

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有：1.东北新华书店编审部：《宗教问题选辑》，东北新华书店1950年。2.艾思奇：《新哲学大纲》，1949年，新华书店发行；1950年，三联书店第二次发行。3.列宁：《社会主义与宗教》，苏凡译，天下出版社1951年；郁文哉译，三联书店出版1954年；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0卷，1958年。4.［苏］柯洛尼茨基：《马克思列宁主义论宗教》，孙亚明等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1952年印行；德厚译，作家书屋出版1953年；文教参考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辑，时代出版社1953年。5.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武剑西译，人民出版社1954年、1955年、1962年。6.［英］乔治·汤姆逊：《论宗教》，宋桂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7.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史》，何封译，人民出版社1961年。8.［英］罗伯逊：《基督教的起源》，宋桂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1986年。9.牙含章：《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读后》，《人民日报》1963年3月28日。10.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试编本，1976年），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引介的文献，主要集中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关于宗教的理论，这一工作从1950年出版的《宗教问题选辑》，延续到197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此外，还有几本翻译作品。

1949年至1978年，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引介和编译，虽然说不上丰富，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基本理论，大致都介绍过来了。除上述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单独引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出版后，由于是革命导师的著作传播面更广，更是当时人们接触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途径。

（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

随着解放前后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引介，中国知识阶层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初步的认识和理解，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思考与研究。这方面的尝试，早期代表性成果有：1.唐尧：《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宗教问题》，《哲学研究》1956年第5期。2.牙含章：《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红旗》杂志1959年第2期。3.朱天顺：《试论宗教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1年第3期。4.林衍经：《上海史学界讨论中国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学术月刊》1962年第8期。5.熊茂生、周方全：《批判宗教与科学结合论》，《学术研究》1964年Z1期第62—66页。6.无作者：《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举行座谈会——探讨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3期。7.邢贲思：《费尔巴哈论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哲学研究》1965年第1期。8.方宗熙：《进化论与特创论的斗争》，《化石》1973年第2期。9.葛懋春：《读“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文史哲》1955年第7期。10.游骧、刘俊望：《宗教同有神论观念、迷信的关系—与牙含章同志商榷》，《文汇报》1964年第21期第4版。11.游骧、刘俊望：《正确理解“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与牙含章同志商榷》，《文汇报》1964年第23期第4版。12.梁浩、杨真：《宗教从来就是人民的鸦片—与牙含章同志商榷》，《新建设》1965年第11—12期。

此外，1964至1965年，游骧、刘俊望、梁浩、杨真等，在《文汇报》等发文，与牙含章讨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问题，包括宗教的起源与消亡，有神论观念、迷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等问题。这实际上是1978年后，宗教学术领域“第三次鸦片战争”，又称宗教学术领域“南北鸦片战争”大讨论的前奏。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文献少，学者少，学术群体和学术社区规模小，但讨论热烈。二是理论研究倾向突出，仍然以引介及说明马、恩、列的宗教理论为主，抽象地思考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三是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分析解决中国宗教领域实际问题。

（三）无神论研究和引介

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科学无神论。无神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一部分。任继愈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无神论”[10]。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无神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相比，中国学者对无神论更为熟悉。从无神论研究起步，进而延伸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发展的学术路径之一。

1.无神论研究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的无神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1.曾文经：《宣传无神论和宗教信仰自由是冲突的吗》，《人民日报》1956年2月29日第3版。2.陈元晖：《范缜的无神论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3.侯外庐：《中国古代不怕鬼神的思想传统》，《光明日报》1961年3月25日。4.侯外庐：《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无神论思想的历史特点》，《光明日报》1961年7月31日。5.关峰：《我国无神论的优良传统——读熊钟陵的〈无何集〉札记》，《光明日报》1961年11月28日。6.牙含章：《从无神论著作的译本说起》，《人民日报》1962年10月30日第5版。7.高崧：《梅叶的无神论思想》，《人民日报》1963年10月15日。8.牙含章：《无神论和宗教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9.牙含章、唐亥：《无神论教育和“鬼戏”问题》，《戏剧报》1964年3月16日。10.王友三编：《中国无神论资料选注与浅析》（第一册），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1977年。11.丁宝兰：《中国原始宗教和无神论的萌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4期。

这一时期我国的无神论研究，既有对我国无神论的研究，也有对国际，尤其是法国无神论的研究。研究虽然算不上丰富，但是视野足够宽广，有思想研究，有历史研究，有资料整理，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下的研究，这是中国哲学史和宗教研究上从未有过的现象。这一时期无神论的研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2.无神论引介

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还引入一些国外的无神论学术著作，其中代表性著作有：1.［法］梅叶：《遗书》（三卷本），陈先太、何清新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1961年。2.［法］拉·梅特里：《人是机器》，顾寿观译，三联书店1957年。3.［法］狄德罗：《哲学思想录》，见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狄德罗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56年。

以上三本与无神论有关的著作引入我国，开阔了中国无神论学者的眼界，丰富了中国无神论思想，也让中国学术界初步了解国际无神思想发展的艰难历程。同时，这些著作鼓舞并推动了中国无神论学术的发展。

（四）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国内外宗教

1949至1978年，中国部分学者在充分掌握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以后，开始尝试用这一理论对国内外宗教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为新的理论工具，为研究具体宗教开辟了新的境界。被毛泽东盛赞为“凤毛麟角”的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发生。由于“文革”，这一时期的具体宗教研究成果并不多，主要成果罗列如下：

1.汤用彤、任继愈：《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哲学研究》1955年第3期。2.任继愈：《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哲学研究》1962年第2期。3.孙小礼：《谈谈牛顿的神学倾向及其社会根源》，《自然辩证法通讯》1963年第1期。4.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三联书店1963年。5.朱天顺：《原始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

四、1949—1978年：从“观”到“学”的跃进，还是“学”的发展

1949年至1978年近30年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术发展、演进的重要历史阶段。毫无疑问，期间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术发展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一是毛泽东，二是任继愈。其他人物，既有像李维汉、习仲勋、牙含章这样政学合一的人物，还有像侯外庐、邢贲思等纯粹的学者。毛泽东是政治家，举旗定向，明确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术的性质、方向与原则。任继愈是学者，秉承、贯彻毛泽东指示，以身作则，不但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宗教，还组织、规划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术发展。其他学者，也是那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术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发展者。所有这些人物，共同构成1949年至1978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术群体、学者群像。只是那个30年间前后学术环境的不同，导致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术发展几近停滞。

关于任继愈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术发展史，有一个基本的学术共识，即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创立者、奠基人。“任继愈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1963年结集出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其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最早成果，其中关于佛学研究的文章被毛泽东称赞为‘凤毛麟角’”A。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特别是非基督教运动中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B显然，这句话是说，李大钊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到底是任继愈还是李大钊？有无其他答案？这个问题，不仅关涉到李大钊与任继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术史上的贡献与地位问题，更关涉到如何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关系问题，还关涉到如何理解建国后3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术史的问题。

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要分析一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由列宁等发展的一系列关于宗教认知和宗教治理的理论和方法，这套理论和方法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视角观察分析宗教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从普遍的意义上看，“观”是一种认识理论与方法。“观”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对实践经验的归纳与总结，实践经验的理论化。而实践经验既源于前人的总结，也源于研究者对宗教现象的观察、思考、研究。既然“观”的形成基于观察、思考、研究，而观察、思考、研究，正是“学”（学问、学术、学科）的必要环节，因此，“观”与“学”是同时发生的，甚至“学”可能先“观”。但如果单纯从学科的角度理解“学”，那么学科的创立则需要一些基本前提，如学术理论（观）、研究队伍、研究机构、研究成果、学术刊物等要素。同时，“学”也要基于理论，即基于“观”，没有“观”的学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学”的核心要素就是“观”。因此，总体而言，“观”与“学”并不是严格区分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并无根本区别，“观”与“学”互相依存，互相倚重，彼此成就，“观”“学”一体。不存在没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指导，否则就成为别的宗教学。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从学科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理论，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关系，也可做如此理解。

陈独秀、李大钊等首先从国外引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宗教，分析解决宗教问题的理论工具，同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形成了“观”，还创立了“学”。既然“观”“学”一体，李大钊等在引入“观”的同时，也引入了“学”，并将“观”“学”应用于中国宗教问题中，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时也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但是，正如毛泽东一样，李大钊是革命家，不是纯粹的学者。革命家的主要任务是革命而非学术，不能像任继愈一样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科建设。李大钊在“学”的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不如任继愈突出，但在“学”的初创上仍有贡献。

任继愈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理论工具，分析研究中国宗教问题。但是，任继愈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中国宗教方面，显然要比李大钊等系统、全面、深刻得多。这既因他的研究基于前人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任继愈是位学者，而不像李大钊主要以革命为业，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学”的学科建设中。尤其在受到毛泽东约见后，更是将学科建设作为重要工作。20世纪60年代，任继愈受命担任刚组建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他从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宗教观）、研究队伍、研究机构、研究成果、学术刊物等方面，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科建设，提出“积累资料，培养人才”的目标任务。因此，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的传播更广，成果更多，初步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学者群体。

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独立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指导原则、规范的学科体制初步呈现，这其中，任继愈的贡献最大，成就最为突出。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视角看，认为任继愈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也是成立的。

因此，李大钊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之说，与任继愈创立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之说，二者并无根本冲突，只是不同视角下的结论。李大钊等在引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时，也同时引入了宗教学。只是那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尚处于萌芽阶段。到任继愈时，才初具规模，初成系统，学科的基本要素已经具备，虽然距“三个体系”建构仍相距甚远。因此，所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创立，如果不将创立看成一个点，而是看成一个过程，从李大钊到任继愈的一个发展过程，更符合学术史的规律。只是到任继愈时，从量变发展到质变，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要素才较为完整地呈现，像一棵幼苗一样，开始快速成长。

注释：

[1]任远、任重：《一份谈话记录和半个世纪的演绎》，《中华读书报》，2016年4月6日。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3页。

[3]金宜久：《纪念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报》2004年9月21日。

[4]《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321—323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90页。

[6]艾思奇：《大众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31页。

[7]隋金波：《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当代意义探论》，《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3期。

[8]习仲勋同志在全国宗教局（处）长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达州市档案馆，档案号：53-1-26。转引自邓杰：《改革开放

时期习仲勋宗教工作的思想与实践》，《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9]龚学增、王冬丽：《论李维汉的宗教观》，《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3期。

[10]任继愈：《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任继愈文集》第1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2页。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4年第2期，该编辑部已授权转载）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