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挖掘现场

12月15日，离成都宽窄巷子不远的下同仁路考古发掘现场，出土大量佛像等文物。

出土的部分佛像。（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南北朝，一段夹在十六国与隋朝之间长约170年的历史，在上下5000年中并不算引人注目。但近期在成都的一次考古发掘，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了距今约1500年的南北朝时期。12月15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透露，今年11月以来，他们在青羊区下同仁路126号，原为成都市水表厂厂区的考古发掘现场，出土了80余件石刻佛像及残件。

紧挨着这些佛像坑的，是已经确定为唐代晚期以来修筑的罗城西墙。唐代诗人杜牧，用一首《江南春》再现了南朝时期对佛教的崇拜：“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时相对“偏安”的成都，是我国南朝造像出土最多、保存相对完好的地方，当时的盛景可见一斑。

80余件佛像个别造像有贴金

距离宽窄巷子仅200米的这处遗迹闹中取静，整个发掘区面积约500平方米，为期3个多月的发掘工作中，共清理出灰坑8座和水井2口，出土瓷器、陶器、石造像、建筑材料和钱币等一批重要的生活遗物。

出土遗迹中，最重要的是两个灰坑，考古队的工作人员也称它们为佛像坑。其中编号“H6”的灰坑内出土了30余件石刻残件，其中罗汉头像较多，时代多属唐代。编号“H3”的灰坑内发现石刻佛像约50余件，有单体佛、菩萨、天王像，也有背屏式组合造像，其中一件背屏式造像有南朝“梁天监十五年”发愿文题记，是1498年前，所有人为他的亡父亡母所造。还有一件单体倚坐式托塔天王像，被成都市考古队工作人员评价为“在国内极为少见”。

这些造像均为红砂石质地，个别造像外有贴金，雕刻精美，“弥足珍贵”。从初步判断结果看，这批造像的时代集中在南北朝至唐之间，且多数造像属于南朝时期，从坑内伴存出土的瓷器判断，H3的埋藏时代在五代至北宋初。

造像刻题记提供考古依据

西汉末，佛教传入我国，到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发展达到第一个高峰期。南朝与北朝在我国南方、北方长期割据为政，从文献可知，南朝当时属于佛教文化中心。但与北朝丰富的造像遗存相比，南朝佛像存世稀少，目前已知的多集中在四川地区，又以成都规模最大，然而现在能看到的总数也不超过80件，且很多造像的出土缺少科学考古发掘依据。

但一件造像题记“梁天监十五年”则为大家打开了一扇窗，公元516年成都处于南朝梁武帝统治下。这位梁武帝也算是位“传奇”的皇帝，他信奉佛教，曾经3次出家为僧。梁武帝前期提倡学术发展，使得南朝梁教育发达，文化发展强盛。到了梁武帝后期，由于他信奉佛教，僧侣不用赋税，近一半的户口记名其下，国家财政蒙受重大损失。研究佛教理论使得他没有精力再理朝政，重用的人也出现了奸臣，造成朝政昏暗。

近年来首次大规模出土南朝佛像

万佛寺、西安路、商业街、窄巷子……成都此前出土过南朝造像的共有4个地方。成都市考古队工作人员易立说，此前发掘时间都较早，是在建城过程中破坏后的“抢救性发掘”，而此次属于“主动出击”，是成都近年来首次大规模出土南朝佛像。此次出土的数十件南朝造像，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和层位关系，为学术界进一步认识南朝造像艺术提供了新资料。

成都博物院佛教考古研究室主任雷玉华曾写到，成都从汉末佛教传来之初到南朝末年情况非常特殊，在南朝统治的264年中，它有一半时间不在其控制范围内，从未完全归属过南朝中央，在民族和文化传统上与甘陇地区的关系比与中原或南朝中央地区更近，因此成都地区与中原及建康地区实际是3个并立的文化区。在成都佛教思想和造像特点都兼容了南北不同的地方特色，艺术表现手法非常多样。

80余件石刻佛像藏于唐代古城墙边

值得一提的是，遗址区东部，还有现存的一段城墙体，南北长约45.5米、最宽处约23.5米，最高处约6.7米，2012年进行考古勘探工作后，这段城墙也被确认为属于唐代晚期以来修筑的罗城西墙。城墙对于遗迹的保护至关重要，城墙及护城河外侧，遗迹堆积状况较差，但是城墙内侧保存却较好。而此次出土的80余件石刻佛像及残件就“藏身”在这里。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佛教考古的张雪芬说，南朝经济的发达，让成都的佛教文化也相当兴盛。此次在下同仁路发现大量佛像，说明这里曾经有过规模宏大的寺院。

12月15日，这批出土文物已经送到了位于金沙遗址博物馆内的成都文保中心的“保护与修复中心新实验大楼”中，进行整理及修复。（文/记者王浩野：摄影/陈羽啸）

（来源：《华西都市报》，引自中国网）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