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第12次会议为《世界记忆名录》新增了47个项目，除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收入外，韩国申报的《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也成了“世界记忆”。

申报了什么

韩国这次申报的《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是朝鲜李氏王朝(1392-1910)时期一系列儒家学说相关作品的雕版印刷用木刻板。这批木刻板属于718部书籍和文献，总计64226块，全部为手工雕刻。

718部书籍和文献创作于1460年至1956年，包括583部儒学家的作品和著作、52本新儒家学说著作、32部与儒家学者相关的宗谱年谱、19部与儒家相关的仪式研究、18部儒学史书、7部训蒙书、7部地理志及其他相关书籍。

《排字礼部韵略》（1460）。（图片来源：韩国朝鲜研究高级中心网站）

在这些文献典籍中，时间最早的是1460年出版的汉语韵书《排字礼部韵略》，这部书属于创作诗词歌赋时的音韵辞典，是当时参加科考的学子的必备参考书，因此在书名中出现了“礼部”的字样。

这些木刻板的收藏者为305个家族和儒教研究机构，包括儒文化博物馆等。受他们委托，朝鲜研究高级中心2014年将这些木刻板打包为《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并由韩国文化遗产管理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起“世界记忆”申报。

新华国际客户端发现，这些古籍中不仅包括朝鲜李氏王朝时期儒学家的著作，例如李朝时期朱子学大师李退溪的朱熹理学选集《朱子书节要》(1743)、《圣学十图》(1681)等，也包括一些原汁原味的中国儒教经典，例如朱熹和吕祖谦合著的《近思录》(1794)。

李退溪的《圣书十图》（1681）。（图片来源：韩国朝鲜研究高级中心网站）

凭什么申报

韩方在申报这些儒教典籍木刻板时，从多方面进行阐述。首先，韩方作出“保真”承诺。申报材料说，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全部为“真实原件”，这些木刻板在原作者家族代代相传，少则60年，多则550年，有序传承确保了文物的真实性。

其次，用这些木刻板雕版印刷的书籍都有史可查，有些在古籍目录中有所记载，有些则被编入王室册录。换句话说，这些古籍的身份有官方依据。

再有，韩方说，大多数木刻板都是在朝鲜半岛雕制完成，地点主要在今天韩国的庆尚北道。庆尚北道在历史上以出版书籍著称，被称作是朝鲜的“文献库”。

另外，申报的所有木刻板都为孤本，后世再未复刻。它们不仅在古代发挥了批量印刷、有效传播的作用，即便在今天仍可继续投入使用，继续传承其传播价值。

朱熹与吕祖谦合著的《近思录》（1794）。（图片来源：韩国朝鲜研究高级中心网站）

申报的意义

韩方认为，这些木刻板是文本传媒技术的典型，内容涉及广泛，包括文学、政治、经济、哲学、人际关系等，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儒学家开拓和传播孔子思想及儒家文化的主要媒介，是构建儒文化圈的重要支柱。

而且，所有这些古籍的作者和编者在几百年时间跨度中做到了在思想上沟通前人、启发后人的作用，使朝鲜儒家思想得以有序传承和发展。

新华国际客户端了解到，韩方在申报材料中说，这些古籍木刻板中有一些已经遗失，有一些有破损，但正是这些遗失和破损，更应该唤醒一种意识，那就是保护这些古代经典的载体，让它们得到更好传承。

韩国方面目前正在建设一个专门网站，用以展示《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所有木刻板。

介绍仪式典礼的古籍《安陵世典》（年代不详）。（图片来源：韩国朝鲜研究高级中心网站）

从韩方的申报材料看，很明显，韩国这次申报《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重点不在雕版印刷这一技术，而在于儒教内容和思想通过这一技艺得以有效传播和传承。

一般认为，儒教在汉朝传入朝鲜半岛。在朝鲜三国时期，儒教思想和中国典章制度在朝鲜半岛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统一新罗时代和高丽时期，儒教在朝鲜半岛得到系统性发展，特别是高丽朝后期，随着程朱理学的深入，儒教在朝鲜半岛呈现大发展的态势。在随后的李氏朝鲜期间，儒教在朝鲜半岛传播迅猛，儒学大家辈出，学派林立，理论创新，思想深邃，为如今韩国的儒教传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记者凌朔，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

（来源：新华网）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