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举办“何以为教：儒、释、道三教在南北朝时期的确立及互动”工作坊，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系的10位学者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三教”之说古已有之，主要指先王“忠”“敬”“文”三种教化。到了南北朝，“三教”逐渐成为儒、释、道的代名词。有学者认为，最早提到“三教”这个术语的人是六世纪的李士谦：“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不过，学术界关于三教这一术语的产生年代，一般采用任继愈的观点，即认为三教这个术语产生于北周，流行于唐。任继愈的观点基本沿袭于陈寅恪的观点：“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庭，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是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三教是否能够确立，魏晋南北朝屡有争议。自汉末“老子化胡”说风行，至刘宋时期的《三天内解经》尚认为无为大道、清约大道、佛道（佛教）是道教的三个支派，分别适用于中原、楚越、西域地区。而佛教自东晋勃兴以来，逐渐对“老子化胡”说深恶痛绝，乃至于北周道安著《二教论》，认为儒教、佛教是“教”，而道教不是“教”，只有“二教”而无“三教”。北魏、北周两次大规模灭佛，也都与统治者力图将儒、释、道统合为一种官方教化有密切关系。

近年来，道教何时产生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以“三洞”结构为代表的“经教道教”诞生于刘宋时期，是一些日本学者以及部分中国道教研究者的看法。甚至有日本学者提出道教研究的“新范式”，即认为“道教”是儒、释、道“三教”之一的道教，中国道教应该放到儒释道三教之中去理解，作为三教之一的道教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道教，道教的主流。南北朝以来，从宫廷到民间，三教论衡之风大盛，留下了《弘明集》《广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论衡》等大量汇编性资料。可以说，从文献资料到问题意识，南北朝时期的“三教”都是值得深入反思的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张广保认为：在中国思想史发展过程中，东汉时期佛教的传入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而由此引发的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释、道三教论争，更是直接影响到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及整体格局。而就思想层面看，此一时期的三教论争主要表现为佛教与道家、道教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争论。通过争论，道教与佛教互相吸收，呈现一种互融互摄的景象。佛教对道教无论是从教规、教仪，还是从教典、教团等方面，都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这对道教逐步走向成熟是大有益处的。而道教也为佛教从印度顺利移植至中国，并逐渐适应中国社会土壤，形成中国化的佛教，提供了多方面的助缘。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皓月认为，早期“五斗米道”等“某某道”的称呼，都指的是道法、道术，而非现在一般理解的教团。这些“某某道”，在刘宋初年被试图统一为“正一盟威之道”，后在“佛教”等外部刺激下，又改称“教”。我们常说“神道设教”，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圣人设教”（圣人以神道设教）。教有教化、言教的意思。有教主（圣人）、有经典是“教”成立的重要条件。儒教有“五经”，佛教有“十二部经”，道教有“三十六部尊经”，三教由此成立。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张雪松讨论了“老子化胡”的问题。他认为，汉末以来逐渐流行的老子不断变化为历代帝王师的传说，受到佛陀本生故事的影响。在“老子化胡”的传说中，老子或其弟子，先后化为浮屠、佛，成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胡王的帝王师。

北京大学教授程乐松发表论文《教外之信——“迷信”话语的形成》。他认为，在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之前还有规模庞大的“迷信”，三教常常以批判“迷信”的方式来构建自身正统性，在天命运行、教理教义正邪、伦理道德等方面判别“迷信”，构建一种“秩序”。在讨论三教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在三教之外的这部分内容。仇鹿鸣副教授等学者认为“迷信”这个概念过于现代化，如果使用“淫祠”可能会更准确。

中国佛学院、中国道教学院的法师和道长旁听了会议。（文/雨山）

（来源：2018年9月25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