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疯了？还是有人疯了？

近期接二连三地滥杀幼儿学生、多起屠童事件之后，5月12日早上8时，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一座私办幼儿园内再度发生一起死9人、伤11人的重大恶性杀人案件。为此，中国社会及其人心又一次受到了深深地震撼。

　　迷信杀人？

据报道，该起案件发生之后，有关方面迅速全力地展开了相应的侦查工作，初步查明了这起恶性案件的犯罪动机。

本次恶性杀人事件主犯吴焕明，身患糖尿病、前列腺炎等多种疾病，多次医治未见好转，因而对治疗失去信心，身心陷于极度焦虑与恐慌之中。吴焕明本人平时具有迷信喜好，常常在家烧香求神、贴符驱鬼，因此而认为自己所患的毛病多次医治不见好转，就是因为租用自己房子、私办幼儿园的吴红英暗中施行巫术，把一条出现在房屋内的蛇打死，从中“施法捣鬼”。身心失去依靠的吴焕明，遂起杀人之心，出现了这起恶性杀人事件。

对此，诸种网络评论报之以可笑可怜的态度，却缺失了对此现象的社会批判。在此背景之中，人们会以为吴焕明杀人事件，起源于迷信——封建迷信，是迷信使人杀人。由此观之，不是社会出问题，而是有人疯了。多起屠童事件的起因，大多被归因于精神疾病。而在陕西南郑“5·12”的恶性案件之中，人们已经根据多个部门组成的调查组之调查结论：认为吴焕民很迷信，因为幼儿园老师给他施了巫术，一直怀恨在心。因此，封建迷信促使吴焕明杀人，案件被归因于“迷信”杀人？！

　　“迷信”与“社会”的对立

曾经有人指出，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只是特别迷信，缺乏坚信。即使在特别的时代，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信仰方式，信靠某人、依赖某种外在的力量。然而，正是这种信仰方式，促使信仰者在处理个人精神危机或身心困惑的时候，也有呈现相应的偏差。

“迷信”是一个意识形态话语，如果再加上“封建”二字，就等于再度强化了迷信一词的意识形态特征。这一特征，似乎在暗示，中国人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宣讲，以最终解决人们的信仰与精神关怀问题。然而，就迷信的社会学或人类学意义而言，迷信几乎就等同于“巫术”。

此处所谓迷信，本质上等同于巫术信仰。它试图依靠某种神秘技术手段来解决个人身心问题。它针对和试图解决的，总是特定的、具体的、功利的问题，关注直接的、具有的问题以及特殊的个人。因此，它不同于宗教的信仰。因为宗教信仰，并不是个人与超自然力的任意关联，而是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之间的交往法则，并依据了这一神圣性的交往法则，构成了一个人群或一个阶层、甚至是一个乡村、一个家族所有成员与此神圣性交往法则的密切关联。而这种关联能够从最深处有利于该信仰人群，维系并且延续了其中的伦理原则与社会交往秩序。

涂尔干曾指出，巫术不能成为教会；而在中国，迷信无法建构宗教。这里的宗教，指的就是宗教信仰中所包含的社会交往关系及其神圣性法则，并且能够得到所有信仰者的认同与遵守。所以，不同的信仰仪式，不同信仰的实践模式，无疑会呈现不同的信仰实践结果。

据当地百姓说，今年48岁的吴焕民平时很善良，为人很好，经济上比较宽裕，还领养过孤儿，不欠债，不上访，没有别的仇世原因。仅只是他深陷多种疾病，万般无奈之余，只能信靠迷信。然而，这些迷信无法解决吴焕明的身心危机，神秘的信仰及其方法没能给他提供生活的意义。迷信所具有的私人、神秘、偶然、具体与功利的信仰方式，使他不愿意进入社会，无法与他人分享他的信仰，进而在信仰关系中建构社会交往的神圣法则。

为此，在该事件爆发之前，吴焕明就萌生轻生念头，曾经两次自杀。私人的迷信，无法解决他的身心危机，最终把自己局限于迷惘而信靠的外在力量，在私人迷信的驱使中，铤而走险，酿成人间悲剧。

事件说明，迷信而自度私了，本无问题；迷信而报复社会，伤及他人，这就不是迷信的问题了，而是迷信实践方式以及社会解读迷信的方法论问题。社会与迷信因此而发生分裂。社会无法构成迷信，导致迷信难以进入社会。

　　社会失信才是问题

鲁迅先生几十年前发出的呼吁“救救孩子！救救孩子！”再次回响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久久回荡，伤人情怀。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里，如果我们连孩子都保护不了，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意义呢？

正是迷信在报复社会的时候，社会却无法给迷信纠偏，无法为迷信提供实践一个仪式平台，而只能使迷信的信仰者陷于神秘的黑暗与偏见之中，无法给迷信者的迷信方式提供一个社会交往规范，所以，吴焕明的杀人事件，表面上是迷信在杀人，实际上，却是迷信使人的良知迷失，社会无法为迷信纠偏，人们的日常生活缺乏神圣性的关怀与认同方式所导致的悲剧。

为什么在吴焕明身陷疾病、为什么在他怀疑别人对他施行巫术而命运遭受威胁的时候，无人能够与他沟通？无人能够解决它的身心危机？他也不愿意、没有方法去和周边的乡亲诉说、寻求帮助？就目前了解的信息看来，吴焕明依靠的迷信，使他失去与周边人群进行沟通的可能与方法。

迷信、迷信，就是迷惘中的信靠，信靠中的迷惘。独自与某种神秘关系交往，孤独的个人与神秘的信仰，促使他无法与人交往，无法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寻找认同和人间的安慰。偶然的人生，偶然的疾病，应时应地、因人而异的信仰方法，失去了对人间社会的信任与交往。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我们才说，吴焕明事件表面上是迷信杀人，实质上却是迷信的信仰方式导致杀人。私人迷信，迷信神秘，这就导致迷信关系与社会交往关系彼此对立的前提。身心危机是私人的，解决方式也是私人而神秘的。私人迷信成为对神秘个人的信赖，因此而失去了对社会的信靠与了解。但是，虽然精神危机是个人的，但是，即便是个人的精神危机，也是无法采用迷信方式来予以私了的。吴焕明事件因迷信而杀人，恰好说明了这种信仰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的局限性，由此构成了迷信报复社会、社会无法建构信仰与信任的严重问题。

　　社会建构信仰

社会缺失，迷信才能作祟。社会无法为私人私密的信仰方式予以纠偏，迷信才会使精神迷失、人生失意。身心困惑与精神危机的私下了断，实际上就是对社会的不信任，而这种方式导致的杀人事件，就是对社会的报复。

在现代社会，是否能够存在一种独善其身、私密式的信仰方式？我觉得这是传统信仰方式因此而承受的最严厉挑战。信仰应当是一种人与人进行社会交往的神圣性法则。人们生活在人间世界，出自信仰，表达信仰，用信仰之法则约束自己，彰显人生之意义。如果有一种信仰，无法交往，无法分享，只能是私自满足，私下面对，这就失却了信仰的本来价值。或许，这种信仰方式还能处理与面对私人生活中的某些问题，获得一定的精神自足，但是，它们却无法为信仰者提供基于信仰的人间交往规范，往往是在遭受身心危机之时，无情地把私己的信仰者抛向神秘的角落。此时此刻，社会忘却了他们，他们也怀疑社会，甚至仇恨社会，以其神秘的方式报复社会。

当私人的迷信被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话语形式，接受意识形态的深重批判之时，制度宗教却作为制度信仰的形式得以进入意识形态的控制领域，故而才会有中国当代社会“重宗教”而“轻迷信”，私己个人有不得不信奉神秘。其结果是宗教不自由，迷信非正祀。宗教无法提供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神圣性法则，迷信却造成了私己信仰与社会的对立，最终使社会失却了值得信靠的价值基础。

宗教信仰涉及的是人类精神关怀的基本问题；私己迷信提供的仅只是个人解决身心问题的临时工具。信仰之所以会形成传统与现代之分别，关键就是在于信仰方式的差异，而非信仰对象的差异。现代信仰能够并应该提供现代人交往互动的神圣性规范，传统信仰却偏重于私人的一时之需、偶然的身心满足。传统信仰大多是依据传统关系如家族、熟人、甚至是神汉巫婆灵媒，以进行私己信仰的表达；现代社会信仰则是依据现代交往关系如社群、团体、共同体等方式来进行表达。

所以，如何基于信仰而建构、推动传统信仰方式的现代转变？变私人信仰为公民信仰。这是中国当代社会能够建构信任、提供人与人之间神圣性规范的主要路径。换言之，唯有能够交往、沟通的信仰，才是现代公民社会值得信靠、进行互动交往的信仰。私人迷信的毛病，使人们在“吴焕明事件”中再度得以震撼。它使中国人渐渐明了，不是有了信仰，身心问题自然能够解决；而是那种能够为当代中国人交往、互动、意义分享，提供一种神圣性价值法则的信仰，才使我们值得信靠的信仰。我们应当切记，真正的信仰，实乃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规范的神圣性表达。

临了，我想强调的是，上述问题，在日前复兴传统信仰的各类思潮当中，不能引起中国人的高度关注。它说明，公民信仰、以及经由公民社会建构神圣信任的严重性与迫切性。

来源:共识网转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