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珍本宝卷》是由马西沙负责并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资助的大型宗教历史典籍资料文库。在我搜集宝卷30余载的过程中，韩秉方教授作出了贡献，在此特别聘请他作为本文库的副主编。整个文库分3部，每部10册，共计30册，全部完成合24000页左右。

    《中华珍本宝卷》是继敦煌文书、中华大藏经、中华道藏之后，最重要的宗教典籍整理。它从1500余种宝卷中，搜集了一、二百部珍稀的元、明、清宝卷，内中孤本达数十部。《中华珍本宝卷》中多数宝卷未曾面世，更未曾出版。它不但具有宗教的经典性，而且具有古代绘画、书法、版刻的艺术性。而宝卷的版式的多样，卷中的文化因素的丰富复杂，也是其与佛经、道藏的不同之处。

    一、宝卷与变文、变相的渊源

    中国传统宗教的经典浩如烟海，除佛经、道藏外，尚有数量种类繁多的“宝卷”。据著录，现存海内外的元、明、清、民国时代的宝卷不下1500余种，不同版本则超过5000余种。不在著录者，还有相当的数量。合而辑之，其总量可能要超过某些大宗教之经藏。佛经、道藏已经过古人、今人之整理出版，而宝卷的整理才刚刚开始，宝卷中之珍稀版本则从无认真整理出版。这些珍稀版本多藏于国内各类图书馆、博物馆，民间庙宇，民间信仰者及各类藏书家之手。百年来经过战乱及“文革”人为破坏，珍稀版本愈显其珍贵。而由于保存不当，日渐损毁。抢救这一大批珍贵古籍，并有利于学界研究，时不我待。

    我20世纪6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时主修游国恩诸先生主编之《中国文学史》。亦曾借阅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始知世间尚有“宝卷”一类经卷及其蕴涵的文学价值。

    所谓宝卷，其始，主要由唐、五代佛教变文、变相及讲经文孕育产生的一种传播宗教思想的艺术形式。它多由韵文、散文相间组成，多数宝卷可讲可唱，引人视听。相当多的宝卷图文并茂，继承了变文、变相的历史传统。宝卷的大量产生是为了“宣卷”，即向世人宣讲宝卷。最初的宝卷是佛教徒向世人说法的通俗经文或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世俗故事是蓝本。僧尼借这类宝卷，宣扬因果轮回，以弘扬佛法。宝卷的发展过程还受到道教的影响。南宋理宗为指陈善恶之报，“扶助正道，启发良心”，广泛推广劝善书《太上感应篇》，为以后的《阴骘文》、《功过格》的大力普及及宝卷类的劝善书的全方位兴起，起了助力。

    最早的宝卷有人认为是北宋产生的《香山宝卷》。北宋真宗时代禁断变文，变文由是易名为宝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还需佐证。宝卷的出现与发展是佛教、道教进一步世俗化的结果。佛经、道藏精深博大，非一般民众僧尼所能解。佛、道二氏欲向整个社会传播，必然有一个由深入浅，由雅入俗的历史过程。变文、变相、讲经文及其后的宝卷的出现都是必然的结果。

    现存最早宝卷应是金代崇庆元年初刻，元代至元庚寅新刻，其后在明代改本的《佛说杨氏鬼绣红罗化仙哥宝卷》（以下简称《红罗宝卷》），以及南宋宝卷类《销释金刚科仪》，元至元脱脱所修之《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明代最早宝卷是宣德五年（1430）问世的《佛说皇极结果宝卷》。为什么说《红罗宝卷》是最早的宝卷？现存山西省博物馆这部宝卷虽为明代版本，但它却保留了最早宝卷的历史信息，证明了它是金、元宝卷演化而来。这部宝卷目录后有字三行：

依旨修纂

颁行天下

崇庆元年岁次壬申长至日

 金崇庆元年即1212年。

    此宝卷的另一个年号是“至元庚寅”，即1290年。至元庚寅年号出现过两次。其目录后有字一行：至元庚寅新刻佛说鬼绣红罗化仙哥宝卷目录终。有人说这部宝卷是明代讷子之伪造，这是无根之谈。崇庆元年及至元庚寅两个年号怎可能是和尚伪造得出的？难道和尚是懂得年表的史学家？偏偏要造出这两个年号？和尚是信仰者，崇经如命，伪造是要下地狱的。伪造是当代无信仰者的思维。《红罗宝卷》出现的两个年号恰恰证明：金代已出现了宝卷，而南宋则出现了《销释金刚科仪》这种宝卷类科仪。宝卷的发展有一个从画本、写本向刊本演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内容和古本的内容重叠出现了。因此不能因为这部明版的《红罗宝卷》，而否定它曾经有过金代崇庆元年的版本及元代至元庚寅新刻本。我们要感谢山西省博物馆珍藏了这样一部在撰写宝卷史时最珍贵的物证。

    另一部早期宝卷是元代《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这部宝卷图文相间，内有金碧画页9幅，其他部分为说明之经文。这部宝卷最后页面上有金粉写就“至元脱脱”四字。20年前余与韩秉方教授在善本部请工作人员共同鉴证。其后请工作人员抄写全经，并请善本部拍摄彩绘9幅。在《中华珍本宝卷》首册中将展示其中4幅。这部宝卷更证明了宝卷与变文、变相的关系。有人讲最早的宝卷是明正德年间问世的《苦功悟道卷》等5部宝卷。在许多更早宝卷的物证面前，这显然是无根之谈。至于南宋宝卷类忏书《销释金刚科仪》也不是如人所言从《金刚经》演化而来，而是从唐代《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演化而来。从变文、讲经文演化成宝卷不是个别例子。我在此将部分变文、讲经文与宝卷目录加以对照，读者或可从中看出两者演化之关联：

    《目连变文》——《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简称《目连宝卷》）。

    《太子成道变文》——《悉达太子宝卷》、《雪山太子宝卷》。

    《孟姜女变文》——《孟姜女宝卷》。

    《董永变文》——《董永卖身宝卷》、《董永孝子宝卷》。

    《降魔变文》——《伏魔宝卷》。

    《破魔变文》——《伏魔宝卷》。

    《地狱变文》——《明证地狱宝卷》。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销释金刚科仪》。

    《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佛说弥陀宝卷》。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佛说弥勒下生三度王通宝卷》、《大圣弥勒化度宝卷》、《弥勒古佛救劫篇》、（宝卷类）……

    《唐太宗入冥记》——《唐王游地府李翠莲还魂宝卷》、《李翠莲宝卷》。

    上述变文、讲经文与宝卷不仅名目相仿，而且不少内容一致。其中有些宝卷发展了变文或讲经文的故事情节，或改头换面，但因袭痕迹处处可见。

    变文、变相、讲经文与宝卷有相同之处，又有巨大差异，下面加以分析：

    变文、变相、讲经文是僧侣根据佛经或世俗故事为蓝本，进行“俗讲”。文字部分散文、韵文相间组成，韵文分三言、五言、七言，可以演唱，是一种说唱艺术：“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变相则是以绘画形式演绎佛本生之故事。

    早期宝卷也是僧侣编造。《红罗宝卷》第一分记载：“红罗卷诸佛所留，讷子使碎心结集成就”。可见是和尚所修撰的。早期宝卷多为宣扬佛说善恶因果，是佛教信仰与世俗故事结合的产物。宝卷多为韵文、散文相间组成，部分宝卷有各种绘画插页，多寡不一。有些类似变文与变相。有些宝卷文字是绘画的说明。如元版《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有金碧彩插九幅，经文部分全部与绘图内容一致。明代大折本或梵箧本的弘阳教宝卷，部分经卷每一分有绘图一至数页，全卷有绘图数十幅，十分精美。

    宝卷保留了变文的说唱功能，但韵文部分远比变文复杂，这一点将在第二节加以分析。部分早期宝卷保留了俗讲功能，即以通俗的方式宣讲宝卷，是为“宣卷”。明嘉靖间问世的《金瓶梅词话》中引证了五部宝卷。西门庆正妻吴月娘为乞家道兴盛、儿子平安，多次请薛姑子、王姑子等僧尼，为众妻妾、丫环宣讲宝卷。其中有《金刚科仪》、《五祖黄梅宝卷》、《黄氏女宝卷》、《五戒禅师宝卷》、《红罗宝卷》。吴月娘等听宣卷每至深夜，听宣卷成为这些妇女最重要的信仰生活和文艺生活。以上五部宝卷都是古本宝卷，它们进入僧尼宣卷宗教活动，并进入最著名的小说之中，可知宝卷对那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而《红罗宝卷》在金崇庆元年已经修撰。

    二、宝卷的发展

    至少到元、明时代的宝卷与唐、五代的变文、讲经文相较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

    1.变文韵文文部分多为三、五、七言。而宝卷则出现更为复杂的词、曲内容，可计算的词、曲多达数十种，如“上小楼、浪淘沙、绵搭絮、一江风、山坡羊、哭五更、一封书、傍妆台、红绣鞋”等等。词、曲的出现是宋词、元曲及元戏曲影响的结果。除了词曲外，还出现了一种十字韵文，其构成为三、三、四韵文。十字韵文在某些宝卷中成为主要部分。这种韵文的出现，很可能与民间道情和莲花落等民间说唱艺术有关。由于大量新的艺术形式进入宝卷，使宝卷比唐变文、讲经文的表现力更为丰富。

    2.宝卷的社会功能远比变文、讲经文复杂，所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留存的文本远多于前者。至少到了明代，以道教为内容的宝卷大量出现，其中修身养性、修炼内丹的卷子比比皆是，如《太上老子清净科仪》、《元始天尊说真武修行苦行宝卷》、《护国威灵西王母宝卷》、《护国佑民伏魔宝卷》、《福国镇宅灵应灶王宝卷》、《承天效法后土皇帝道源度生宝卷》、《大道无相圆明结果十报恩宝卷》。至于道教神仙信仰宝卷类书，更是多不胜计。这些宝卷的出现与宋、元时代道教内丹道大兴，并成为道教信仰的根基不无关系。

    3.这一时代宝卷的主要功能依然是宣卷，但大的宗教活动，特别是佛、道的斋醮法会往往以宝卷为撰写形式的忏书作为这些法会的经文。如大型宝卷忏书四卷本的《普静如来钥匙宝忏》，就是用于山西、直隶北部一年四时八节行法会之经文。那时成千上万的民众都会参与法会与庙会的宗教活动。

    4.在元、明、清宝卷流行的数百年间，以民间世俗人物的悲欢离合为故事内容，并与惩恶劝善相结合的劝善书大量涌现，它们成为宝卷的主体。其中有部分是古宝卷，有些则是古宝卷的再刊本，有些则出现年代较晚。这部分宝卷的渊源流脉相当复杂，每一部宝卷都是一个故事或传说，都与产生宝卷的地方的文化息息相关，应加以综合性研究，不应以刊本年代轻下结论。下面试举几例：《孟姜女寻夫宝卷》、《销释孟姜忠烈贞洁贤良宝卷》、《唐王游地狱还魂宝卷》、《香山宝卷》、《红罗宝卷》、《黄氏女宝卷》、《赵氏贤考宝卷》、《妙英宝卷》、《王德飘洋宝卷》、《珍珠塔宝卷》、《三茅真君化度宝卷》，等等。这些宝卷多数并非珍稀宝卷，多数不在《中华珍本宝卷》收藏之列，但它们仍有重要的保护、研究价值。

    三、民间宗教与宝卷

    宝卷走出变文、变相、讲经文的影响，独树一帜是在明代。

    明、清时代，中国的正统佛教、道教走向衰落，数百年间没有出现伟大的宗教家、新的宗教教派和创新的宗教理论体系。新兴的民间宗教教派大批涌现，在信仰主义的领域中取而代之，成为那一时代民众信仰主体。它们影响着各个地区的民风、民俗、下层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这些教派以极大的精力、财力撰经写卷，其经义的载体形式则是宝卷。教派宝卷大约有二、三百种，版式极为精美，类似佛教的大型折本，甚至梵箧本，版面多锦缎装饰，有些出自皇家内经厂，面料呈明黄色。还有相当的折本并非教派经卷，亦十分精美。最早的折本宝卷是明代宣德五年（1430）的《佛说皇极结果宝卷》。有人说它是黄天教宝卷是不对的。黄天教创教于明代嘉靖年间，在《佛说皇极结果宝卷》出现一个世纪后，才有了自己的创教经书。

    明中末叶到底有多少民间教派，众说纷纭。据清顺治己亥年（1659）问世的《销释接续莲宗宝卷》记载有如下教派：老君教、达摩教、弘阳教、净空教、无为教、西大乘教、黄天教、南无教、南阳教、太阳教、还源教、金山教、金禅教、顿悟教、悟明教、辨因教、涅槃教、大乘教、天真教、还乡教、龙华教。这些大教派或是单独创教，如无为教、西大乘教、黄天教、弘阳教。多数则是从原创教派中分化演变而出，如东大乘教即是从无为教中分化而出，而圆顿教又是从东大乘教中派生出的新教派。《销释接续莲宗宝卷》就是圆顿教派宗教家编撰的。

    明代教派宝卷较早出自西大乘教和无为教。学术界一般认为无为教的《苦功悟道卷》等五部宝卷出自明正德间。但据我研究，在无为教五部宝卷中记载了十余部宝卷名目，其中有《圆通卷》（即《销释圆通宝卷》）、《圆觉卷》（即《销释圆觉宝卷》）。这两部宝卷都是西大乘教的教义经卷。当然无为教的五部宝卷，也是很早的教派宝卷，影响从明正德年间达于今日，版本不下20余种。《中华珍本宝卷》收入的无为教五部六册宝卷，全部为明万历十二年刊行大折装本，颇珍稀，此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年轻学者李志鸿副研究员田野考察所得。

    就我研究的结果，认为现存明代各教派大致有如下宝卷：

    1.西大乘教大型折本宝卷及刊本在10部以上。

    2.无为教及后续教派东大乘教、江南斋教、龙华派、金幢派、先天教及创教人罗梦鸿亲传及再传弟子所传经卷名目当在数十部。

    3.黄天教，清代档案记载该教有“九经八书”，当代学者又陆续发现20余部，故黄天教经书应在30部以上。

    弘阳教为明代撰写经卷最多的教派，且多与创教人韩太湖有关。我认为韩太湖年轻早逝，不可能撰写近百部经卷。故前人遗留给韩氏的可能性很大。而弘阳教部分经卷与元、明道教颇一致。元代道教界曾欲编道藏而未成，道经分散各处。明代编正统道藏，应主要取于元代遗留道经。可能有部分遗留民间，可知民间藏经而遗传后人的可能性颇大。清嘉庆二十三年档案记载了弘阳教经88种，加上其他著录者，弘阳教宝卷当在百部左右。此外，还源教至少有六部创教宝卷，最早版本为明万历版，现存完整的六部六册为明崇祯十三年版，属海内孤本。

    圆顿教有五部宝卷完成其三，颇具研究价值。如《销释木人开山显教明宗宝卷》、《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销释接续莲宗宝卷》。其他如长生教有大型宝卷《众喜粗言宝卷》五卷本，在此不一一列举。

    明中末叶至清初精装折本还有相当部分属于儒家、佛教、道教内容，包括神仙、佛祖、圣人神迹演绎的宝卷，亦极为珍稀。如《天仙圣母源流泰山宝卷》五卷本、《销释白衣观音菩萨送婴儿下生宝卷》、《销释普贤菩萨度华亭宝卷》、《观音释宗日北斗南经》、《金阙化身玄天上帝宝卷》、《救苦忠孝药王宝卷》等等。

    四、当代人对宝卷的搜集、编目与研究

    当代学界对宝卷的发现与搜集、研究始于20世纪20、30年代。较著名者有顾颉刚、郑振铎、胡适、向达诸人。其中以郑振铎用力最勤。1928年郑氏在《小说月报》以《佛曲叙录》为题介绍宝卷，这是第一次把宝卷作为学问研究，那时他搜集的多为劝善书，十年后郑氏著作《中国俗文学史》问世。内中第十一章“宝卷”已赫然列出珍稀孤本宝卷《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及《福国镇宅灵应灶王宝卷》、《销释金刚科仪》等明清折本21部。30年代初，胡适发现《销释印空实际宝卷》错误地认为是元代宝卷，郑振铎亦曾认为是宋代或元代抄本，其实它是明末无为教主罗梦鸿七代弟子明空的传教经书。在郑振铎之后搜集宝卷较专注者有马隅卿、杜颖陶、傅惜华、吴晓铃、恽楚材、胡士莹、李世瑜诸人。其中郑振铎、傅惜华两位最令人钦佩，全部宝卷皆捐赠于国家图书馆及科研单位。有人云：傅惜华宝卷全部散失，不确。吴晓铃所藏宝卷近日亦有少数出现在图书馆。

    1937年至1945年，日本泽田瑞穗等在中国搜得宝卷200余部，内中160部为劝善书，40部左右为折本，并有少数孤本，极珍贵。现皆存于早稻田大学，得到妥善管理。这是海外收藏宝卷最多者。

    1949年后，国内部分图书馆、科研机构开始或继续搜集宝卷。北京图书馆藏有数百部，精品多为郑振铎所捐赠。首都图书馆多藏劝善书类，少部分为精品，个别为孤本。天津图书馆为另一收藏宝卷之重镇。20世纪60年代初，弘阳教普荫堂流出六、七十部较好的宝卷，内含部分珍稀版，被天津图书馆收藏。至今该馆古籍部主任李国庆、季秋华对于搜集、保护宝卷格外着力。该馆所藏西大乘教宝卷最全、最珍贵，弘阳教经卷数部亦可称为镇馆珍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400余部宝卷，内中300多部为清末劝善书，珍稀折本一、二十部。

    中国艺术研究院为珍本宝卷收藏最多者，内中大部分为傅惜华所捐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图书馆亦重视宝卷搜集，研究员李富华及原图书馆馆长张新鹰研究员，用力颇勤，所藏宝卷质量很高。此外，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等也有部分收藏。

    中国古代宝卷大量被学术界发现，引发了宝卷编目工作的渐进深入，前后达80年之久。

    1928年郑振铎在《佛曲叙录》中记录了37种宝卷名目。其后向达于1934年《文学》二卷六号，编目70余种。1938年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记载个人收藏的珍本宝卷21种，加之劝善书，共100余种。从1946年至1947年，恽楚材在《宝卷续录》等文章中编目一百数十种。傅惜华是郑振铎之后搜集宝卷最精者。1951年其《宝卷总录》问世，内将郑振铎、吴晓铃、傅惜华本人及各图书馆所藏，编目349种。1961年，李世瑜所编《宝卷综录》出版。他将前人著录及自己对各图书馆存目、个人所藏之宝卷目录，合而辑之，计577种宝卷，加上古代文献存目，共得600余种。

    1998年，扬州师范大学车锡伦在台湾出版《中国宝卷总目》。这部总目是目前用力最勤、收集最为详实的宝卷目录。车氏将国内外公私96家收藏的宝卷目录1579种，不同版本5000余种编目，为中外学术界提供了一部实用的工具书。车氏这部编目仍有不少可商榷处，如宝卷的收藏，不能凭主观臆测，还有些属于宗教史的基本知识，一些宝卷的年代断定有可再议处。至于多有著作为此书作出贡献，应在书后注出。当然还有许多宝卷未见著录，如我等私藏宝卷内亦有珍稀者，皆未见著录，凡此并非车先生一人之误，而是交流缺失的缘故。

    1975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泽田瑞穗出版《增补宝卷的研究》。这部著作已不是简单的编目著作，作者将其从中国搜得的200余部宝卷，对每部出版年代、版本、基本内容皆加以介绍。著作最后部分有宝卷丛考。大致内容如下：一部分是分析宝卷源流，一部分考证明、清时代的教派，如“罗祖的无为教”、“弘阳教试探”、“八卦教源流”等民间宗教与宝卷关系的研究。

    这部著作是日本学术界研究宝卷及民间宗教最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有很值得参考的内容，但由于作者从未使用过任何明清档案资料，其历史部分就过于单薄了。

    五、我对宝卷的搜集与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从事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于明清档案中发现大量民间宗教教义，皆以宝卷为载体形式。我开始体悟到，欲写出第一流的宗教史，其资料应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明清档案及官书、方志、笔记杂录。这部分内容是用于撰写宗教教派史的；二、宗教经卷，特别是明、清宝卷。这部分资料要为解决不同教派的不同教法，即不同的宗教教义。这两大史料群要融为一体，才能写出合格的《中国民间宗教史》。我对明清档案下了10余年功夫，而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为收集宝卷，陆续有20余年。1989年，我的第一部专著《清代八卦教》出版，它凝聚了我抄录档案和收集宝卷的心路历程。1986年，我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间宗教研究。韩秉方教授为此项目的参与者。经过多年的努力，1992年，此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第一版106万字。这部著作，对从汉到清末数十种大教派进行了深入研究，厘清了前人未解的多种谜团，还原了一部两千年的民间宗教史，被人誉为“划时代的巨著”、“里程碑式”的著作。这部史书引证分析明、清宝卷200部左右，引证档案史料等两三千种，为我主编《中华珍本宝卷》打下了良好基础。

    这些年来，为收集宝卷，我和韩秉方教授在多地进行田野考察，前后达十余省份，仅赴福建就有10次左右。我个人还远赴日本，与日本学界交流宝卷资料，既有利于日本学界对初期宝卷的研究，也有利于《中华珍本宝卷》资料的收集。

    六、《中华珍本宝卷》介绍

    现存宝卷有1500余种，绝大多数是清代中末叶及民国时代的劝善书。这类劝善书内亦有少部分孤本，宝卷中有300余部明代及清代初期的折本，甚至为梵箧本。我认为“珍本”应具备以下条件：（一）出版年代久远。元代宝卷极为稀有，当属珍本，明代宝卷几乎都在珍本之列，除非缺损严重。（二）虽非明代、清初之折本宝卷，但颇有研究价值，如清代八卦教主要的传教经书《五女传道宝卷》，或曰《无圣宗宝卷》，虽为晚出刊本，但影响重大，不可或缺。（三）有些晚出宝卷，属于海内外孤本。有些明代宝卷或清初宝卷，原折本经书已遗失，却存在晚出抄本或刊本，而刊本或抄本亦颇稀有，亦应视为珍本。（四）有些宝卷版本稀有，如《孔圣宝卷》为清末劝善书，但每页皆有绘图及文字。还有的宝卷全卷皆分上、下两部分，或为文字、图册，颇珍稀。（五）品相极好，抄本文字精妙。（六）有的宝卷内容极丰富，一部宝卷即达千页，几乎是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兼民间风俗的百科全书。如长生教经书《众喜粗言宝卷》（五卷本）虽出于清咸丰年间，亦应属于珍本之列。大多数明代及清初折本宝卷锦缎装饰，庄严华贵，或出自皇家内经厂，或出自颇有势力之经厂、经铺。折装本一般长40厘米、宽13、14厘米。特大折本长45厘米、宽15厘米。内刻有龙牌、佛祖、菩萨、神仙群像，全经皆为精美木刻大字。少数折本为精美手抄本。现存二、三百种这类宝卷，极具欣赏和收藏价值，真不愧为“宝卷”名号。《中华珍本宝卷》3部30册，内中明代、清初折本占五分之四篇幅，皆为善本，其中孤本在数十种。2012年出版的10册中包括元代《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彩绘4页、明宣德五年问世的《佛说皇极结果宝卷》、明代万历年间8部西大乘宝卷，如《销释圆通宝卷》、《销释圆觉宝卷》、《普度新声救苦宝卷》、《销释大乘宝卷》、《销释显性宝卷》等等，皆极为珍稀。黄天教大型宝卷、海内孤本《佛说普静如来钥匙宝忏》4卷本，孤本《太阴生光了义宝卷》、《虎眼禅师遗留唱经》等等。金、元宝卷明代改本《红罗宝卷》亦是第一次面世。明清时代民间宗教影响最大的无为教五部六册宝卷皆为明万历十二年版，是20种五部六册中，最珍稀最完整的版本，其他孤本如《观音释宗日北斗南经》、《大梵先天斗母圆明宝卷》、《销释接续莲宗宝卷》等等。观此书，必有如入宝山而目不暇接之感。2013年出版第二部的善本、孤本之多、之厚重又将超过第一部。《中华珍本宝卷》必将展示我们祖先的伟大、智慧、笃诚，必将激发出我们对辉煌的传统文化的崇敬之意。

    七、《中华珍本宝卷》包含着集体的智慧

    我在收集、整理、研究宝卷的30年间，得到多方面的帮助，我心存感激。所到之处的图书馆、博物馆，特别是各古籍部、善本部工作人员皆热情有加。1983年我赴山西省博物馆，多蒙北京大学学兄丁明夷及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博物馆之支持，得阅《红罗宝卷》及《佛说普静如来钥匙宝忏》4卷本大型宝卷。此后30年间多次赴八闽做民间宗教考察，蒙北京大学学兄黄诗筠助力及当地宗教局的支持，得到明正德至清康熙相继刻印之五部六册珍本宝卷及全部三一教之教经。20世纪80年代多次在北京柏林寺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古籍部、善本部、首都图书馆等地广览经卷，多蒙理解，收集到《太阴生光了义宝卷》及《销释接续莲宗宝卷》4卷本等皆为海内孤本。这些宝卷对我研究著述《中国民间宗教史》不可或缺。我在河北省诸县及我的故乡北京密云文物管理处，搜得《五女传道书》，使我得以完成第一部专著《清代八卦教》。而在著述《中国民间宗教史》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图书馆馆长的张新鹰推荐所存《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佛归一宝卷》丰富了我对黄天教的研究。此可谓是雪中送炭。这种帮助一直延续至今。近年我多次赴天津图书馆古籍部，结识了热情直爽的主任李国庆、季秋华两位，受益匪浅。

    1999年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的宝卷等资料的收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此成果得到国内著名专家余敦康、吕大吉、楼宇烈、牟钟鉴、李养正等5位教授的高度评价，列为优等。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的黄浩涛研究员及韦丽丽处长给予鼎力支持。2011年，在院文学哲学学部会议上，文学哲学学部主任江蓝生教授鼎力推荐《中华珍本宝卷》出版事宜。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伟光副院长两次指示有关方面支持此项目的开展。此外，科研局副局长朝克、张国春处长直接推动项目的运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认可并通过这一大的学术工程。

    我感到庆幸的是能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此项目得到谢寿光社长高度重视，该社人文分社社长宋月华亲自负责。美工部孙元明主任及宋涛副主任对《中华珍本宝卷》做到精益求精，力求有一个完美的设计，古籍文献编辑部副主任黄丹面对第一部10册近8000页的工作量，倾尽心力，而出版则由董然主任专司其职。

    对所有帮助过《中华珍本宝卷》问世的人们，我心存感激。最后，我要对我的夫人杨秋燕医师说几句话：几十年风雨同舟，我要感谢上苍将一个真诚、善良、热情，一生助人为乐、以劳作为快事，心灵与外表同样美丽的人赐予我，与我携手，共度碧水长天。

写于北京西四古槐堂

2012年金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2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