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元代集贤院是元代朝廷管理道教事务的主要机构。元朝统一江南以后，道教逐渐形成以龙虎山为核心的正一派与全真道相互制衡的发展态势。元代朝廷对道教事务的管理政策和内容也产生相应的变化。本文主要探讨元代集贤院的机构设立、地方管理道教事务的政策变化，以及道教事务管理机构与各道派的关系等问题。

[关键词]：元代；集贤院；道教；事务管理

元朝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其境内各种宗教并存，实行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设立专门机构对各个宗教进行管理。元朝统一江南以后，道教从全真道一枝独大的局面转变为以龙虎山为核心的正一派与全真道相互制衡的发展态势。为适应这一道教发展形势，元朝廷对道教事务的管理政策和内容也发生变化。

中央管理宗教事务机构中，元朝廷主要设立集贤院管理道教事务。元代集贤院主要是在元朝统一江南以后由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奏议而设立。集贤院之下，在各州郡设道录、道正、道判、提点等道官管理地方道教事务。本文结合元朝统一以后全真道、龙虎山张天师与玄教等道派的发展情况，主要探讨集贤院的机构设立、地方管理道教事务的政策变化，以及道教事务管理机构与道教各派的关系等问题。

一、集贤院的设立

唐代最早设立集贤院。唐开元五年（717）置干元院使。十三年，改名集贤殿书院，通称集贤院，主要“掌刊辑经籍”。[1]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创立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三馆书院，赐名崇文院，主要管理图书经籍。[2]唐宋时期，中央朝廷设立集贤院主要负责管理图书经籍，并不参与宗教管理事务。《元史》记载元朝所设集贤院“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3]由此，元朝的全国道教事务统归在集贤院管理之下。

元代集贤院的设立与道教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的奏议密不可分。元朝初期，集贤院与翰林国史院属于同一官署。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世祖擢商议集贤事，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奏议。元世祖用公奏：“分集贤、翰林为两院，以道教隶集贤，郡置道官，用五品印，宫观各置主掌。”[4]集贤院自设立以后，其官署职品和人员编制主要经历三次重要的机构调整。至元二十二年（1285），集贤院初设，秩从二品，置大学士三员、学士一员、直学士二员、典簿一员、吏属七人。至元二十四年（1287），集贤院升正二品，置：集贤院使一员；大学士二员，从二品；学士三员，从二品；侍读学士一员，从三品；侍讲学士一员，从三品；直学士二员，从四品；司直一员，从五品；待制一员，正五品。大德十一年（1307），集贤院升从一品，置院使六员。皇庆二年（1313）以后，集贤院定置：大学士五员，从一品；学士二员，正二品；侍读学士二员，侍讲学士二员，并从二品；直学士二员，从三品；经历一员，从五品；都事二员，从七品；待制一员，正五品；修撰一员，从六品；兼管勾承发架阁库一员，正八品；掾史六人，译史、知印各二人，通事一人，宣使七人，典吏三人。[5]

在管理道教事务中，集贤院设“同知集贤院道教事”职位。该职主要由朝廷选取道派掌门担任，为集贤院在管理道教中进行咨询和建议，参与朝廷对整个道教的管理工作。元政府为加强对道派的管理，主要通过授予各道派宗师“真人”或“大真人”封号，以确定其宗教权威性的地位。元朝得到朝廷正式承认只有五大道派宗师，即龙虎山张天师、全真道掌教宗师、真大道掌教宗师、太一道掌教宗师及玄教大宗师。其中只有全真道掌教、张天师和玄教大宗师曾在集贤院担任过“同知集贤院道教事”的职位。如下：

“（苗道一）特授玄门演道大宗师管领诸路道教，商议集贤院道教事，余如故。宜令。准此。至大元年（1308）七月。”[6]

“长春宫提点常某（常志清）授玄门演道大宗师、掌教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商议集贤院道教事。”[7]

“（孙德彧）号曰：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8]

“（孙履道）知集贤院道教事。”[9]

“（完颜德明）知集贤院道教事。”[10]

“泰定二年（1325）正月壬午日……制加（张嗣成）翊元崇德正一教主知集贤院道教事。……（至元）三年（1337）三月，颁制加知集贤院事。”[11]

“皇帝圣旨：玄教宗师、总摄两淮荆襄等路道教、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张留孙可授玄教宗师、总摄江淮荆襄等路道教都提点、同集贤院商议道教事。宜令张留孙准此。至元二十五年（1288）七月日。”[12]

“皇帝圣旨：玄教宗师、总摄江淮荆襄等路道教都提点、同集贤院商议道教事张留孙可授玄教宗师、志道弘教冲玄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路道教都提点、同知集贤院道教事。宜令张留孙准此。元贞元年（1295）七月日。”[13]

“皇帝圣旨：（张留孙）可加授特赐上卿玄教大宗师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贤院事、领诸路道教事。宜令准此。大德十一年（1307）十月日。”[14]

据上述材料，至大元年（1308）元武宗赐苗道一“商议集贤院道教事”。此系全真道担任该职位的最早记录。此后全真掌教曾出任此官职，参与集贤院的决策。元朝历任张天师中只有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在泰定二年（1325）曾被赐予“知集贤院道教事”，至元三年（1337）元惠宗又封赐其“知集贤院事”的职位。而玄教大宗师在集贤院设立以后即从中担任重要职位。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世祖赐玄教大宗师张留孙“预议集贤院”。元贞元年（1295），元成宗诏张留孙“同知集贤院道教事”。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武宗即位后命张留孙“知集贤院事，领诸路道教事”。至大二年（1309），赐张留孙领集贤院，位大学士上。[15]吴全节继任玄教大宗师后，至元二年（1336）任同知集贤院道教事。[16]成宗时期，曾拜吴全节为集贤学士。元顺帝时期，夏文泳嗣教为第三代玄教大宗师，任“同知集贤院道教事”。

可见，集贤院作为元代管理道教事务的中央行政机构，其设立与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的奏议有关。集贤院对道教事务的管理主要吸纳全真道、龙虎山张天师和玄教三个道派参与其中。

二、元代道教事务区域的划分与管理

元朝廷不仅在中央设立集贤院，在地方上亦设立管理道官与道务的机构。元皇室入主中原之前，成吉思汗曾召令丘处机“管理天下出家善人”。宪宗即位后，命李志常掌道教事。统一江南以后，元世祖则对道教各派的势力范围和管理区域进行重新划分。至元十四年（1277），元世祖赐天师张宗演：“给三品银印，令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牒度人为道士。诸路设道录司、州设道正司、县设威仪司，皆属焉。”[17]此后，三十七代至四十一代张天师皆受蒙元皇室制诰“管领江南诸路道教事”。至元十五年（1278）九月，元世祖任命张留孙“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等路新附州城道众”[18]。

中原一统后，元世祖对设置地方道教管理机构做出比较明确的规定。各个道派的掌教由朝廷授予印绶，令掌管其教内宗教事务。又下设诸路都提点为副手。各道派门下设有路道录司、州、县道正等职，即“路设道录司，州设道正司，县设威仪司”。元代道派的内部管理以全真道为例。全真道掌教主管教内事务，掌教之下设有“诸路道教都提点”，负责全真道地方事务，此职一般由教内的重要道士担任。如祁志诚在至元八年出任“诸路道教都提点”，至元九年则升为全真掌教。历任提点有宋德方、张志素、王志坦、张志敬、孟志源、申志贞、祁志诚、孙德彧、陈德定等人。此职一直延续到元末。龙虎山天师和玄教道团也采用相似的管理模式。张天师管领江南诸路道教，其下又设道录司。至元十八年（1281）十二月，龙虎山道士李庭晰授“张天师下道教都道录”。[19]同年，道士陈士囦授“张天师下道教都提举兼提点太上清正一宫事”[20]玄教大宗师张留孙负责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事，其弟子吴全节于1306年授“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1307年成为“玄教嗣师，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1322年，成为第二代玄教大宗师，“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此外，真大道亦设立了道教管理机构。虞集曾言真大道“得郡置道官一人，领其徒属，与全真、正一之流叁立矣。”[21]

在各道派的管理本宗门下事务之上，蒙元朝廷在地方上又设立主管机构——道教所。揭傒斯记曰：“天下郡县置道官，又置南北道教所以领之。”[22]元碑中曾提到有关道教所的机构名称。如《纯阳万寿宫札付碑》所记“玄门道教所”[23]，《承天观公据》中记“江南诸路道教所”和“总摄所”[24]。

作为地方上主管道教事务的机构，道教所一般由道派掌教主管。全真掌教张志仙最早授封“掌管诸路道教事”的职衔。[25]全真道六任掌教张志仙、苗道一、常志清、孙德彧、孙履道、完颜德明皆领“掌管诸路道教所”一职。张志仙掌教始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可见该职位系元世祖设立，并延续到元末。但是此处并不清楚全真道掌教管辖的范围。“诸路道教所”是否为掌管所有道教所？现存文献中缺乏材料，只有通过对其他道派的考察来辨明这些问题。

元世祖即位后，一直试图削弱全真道的势力，不仅实行尊佛抑道的政策，又同时注重支持其他道派发展。至元五年（1268），元世祖以孙德福辖诸路真大道。至元十三年（1276）元世祖赐萧居寿太一掌教宗师印。在北方道教中，全真道的势力被进一步削弱。至元十三年（1276），龙虎山道士张留孙随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觐见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元世祖赐天师张宗演道灵应冲和真人，领江南诸路道教。至元十五年（1278）张留孙被赐“玄教宗师，授道教都提点，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事，佩银印”。[26]这说明元统一江南以后，元世祖没有让全真道获得对南方道教的管辖权，而是采取了扶植南方道教以钳制全真道的策略。元世祖也没有让张天师获得全面控制南方道教的权利，而是启用龙虎山道士张留孙，并进一步扶植出玄教一派势力。元世祖试图通过扶植玄教，达到抑制和平衡全真道与龙虎山天师之间宗教势力的目的。

笔者认为元世祖在地方道教事务管理中以地域为界限划分出不同的道教事务管理区域。元世祖赐张天师“领江南诸路道教”。“江南诸路道教”应指长江以南地区的道教事务。元世祖命玄教宗师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事，此地域范围包括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和荆襄地区。而全真道掌教所授“掌管诸路道教所”一职则指管理淮河以北的道教事务，而非指管理元朝境内的诸路道务。可见，元朝统一中原之后，元朝疆域内形成了三个道教事务管理区域，即以全真道掌教主管淮河以北的诸路道教事，玄教大宗师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事，张天师主管江南诸路道教。

全真教主持北方道教事务，使得北方一些传统符箓道派都划归全真教统辖。易州龙兴观就是最典型的事例。易州龙兴观在元朝保定路易州地区，即现河北省易县。《易州龙兴观提点缑公功行记》记载，易州龙兴观兴建于唐代，属于传授正一盟威法箓的道观。至正八年正月（1348），龙兴观提点缑德宁“进神仙玄门演道大宗师掌教大真人法旨，令充本宗门下提点”[27]。“神仙玄门演道大宗师掌教大真人”指全真教的末代掌教完颜德明，这表明易州龙兴观属于全真教管辖的范围。可见，全真道掌教所授“掌管诸路道教所”，实际上不仅管理全真道本宗门下的诸路道教事务，而是主管其所管辖地域中其他道门的事务，具有任命道官和宫观住持的权力。《纯阳万寿宫札付碑》所记“玄门道教所”应是指全真道所掌管的道教所。

元世祖赐天师张宗演“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牒度人为道士。诸路设道录司、州设道正司、县设威仪司，皆属焉。”这说明张天师主管江南道教事务，其权力包括符箓的发放、度牒的授予、道官的任用及宫观的建设等。《元典章》记载江南的道士，必须“张天师根底要了戒法文字做先生者，没文字的人休做先生者”。[28]而《承天观公据》所载“江南诸路道教所”应指张天师所掌管的道教所。

张留孙随天师张宗演入朝，受到元世祖的赏识和重用。至元十五年（1278）五月，元世祖首先任命张留孙担任“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29]同年九月，元世祖又命张留孙“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等路新附州城道众”。[30]同年闰十一月，元世祖授张留孙“玄教宗师”称号。圣旨云：“凝真崇静通玄法师、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张留孙可特赐玄教宗师。依旧总摄淮东淮西荆襄等路道教勾当、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如故。宜令张留孙准此。至元十五年闰十一月日。”[31]至元二十五年（1288）七月，元世祖革去张留孙“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一职，而另加张留孙“玄教宗师、总摄江淮荆襄等路道教都提点同集贤院商议道教事”[32]。可见，从至元十五年（1278）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天师张宗演主管江南道教事务时，张留孙则作为张天师的助手担任“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元世祖在收复淮东淮西荆襄等地后，没有任用张天师或全真掌教进行管辖，而是启用了道士张留孙总摄江淮荆襄等路道教事。此后继任的玄教宗师吴全节、夏文泳等人皆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承天观公据》中“总摄所”应指玄教宗师掌管的道教所。在元朝皇室的扶植下，玄教逐渐兴起。直至元末，玄教大宗师一直掌控着江淮荆襄等地区的道教事务。

如安丰路濠州（今治安徽凤阳县）涂山禹庙为玄教大宗师所辖境内道观。《禹庙香火公据并重修禹庙记》记载：

皇帝圣旨里玄教宗师志道弘教冲玄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路道教都提点、同知集贤院道教事。据安丰路濠州道正司申备玄妙观主持潘宗野曾状告：本观自亡宋时分甲乙住持，自上而下，轮算住持。自归附以来，累年□造，未曾申明换给公据。及照得涂山禹帝香火，宋时隶属本观管领，拘确香资，修造养缮。乞备申上司给据付本观甲乙住持，管绍涂山香火，保结申照样事。得此，准申，合行出给公据付本观甲乙承袭住持，依旧管绍涂山禹帝庙香火，提督修造。[33]

上文中，安徽濠州的玄妙观乃子孙庙。自宋入元以来，玄妙观未曾得到官府凭据。玄妙观主持潘宗野向主管该地区的玄教大宗师申报玄妙观的情况。玄教大宗师给与玄妙观由本观甲乙住持兼管涂山禹帝庙的香火的官府凭据。

武当山为江淮名山，地处玄教大宗师的管辖范围中。至元十六年，张留孙任玄教宗师不久，即将武当山五龙观改升为五龙宫。[34]玄教宗师不仅负责管理武当山宫观的升格和敕额等事，武当山各宫观的道官亦由玄教宗师任命或提名上报皇帝批准。如《大岳太和山志》记载至元三年（1337）玄教宗师吴全节任命全真道士李明良担任五龙宫主持。

总之，一统中原以后元朝疆域内形成了三个道教事务管理区域。全真道掌教主管了北方大部分的道教事务。在南方道教事务的管理上，张天师主管江南道教事务，玄教宗师则负责掌控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和荆襄地区的道教事务。三大掌教宗师在辖区内管理权力主要包括：管领诸路道教所；授道人师号、紫衣，为其申请真人号；赐给宫观名额，并升观为宫；任命道官；任命宗门提点和宫观的住持等事宜。

三、集贤院与元代道教各派的关系

前文曾论及全真道掌教、张天师和玄教大宗师曾在集贤院任“同知集贤院道教事”一职而参与中央对道教事务的管理。但是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和吴全节二人因深受元代皇帝的信任和恩宠，不仅能参与咨询集贤院的道教事务，还曾充任“集贤大学士”进而执掌整个集贤院事务。从武宗至顺帝时期，张留孙和吴全节二人以道士身份主管整个集贤院事务。

在集贤院的工作中，有关道观的请额、道官的升迁任免，以及道士封号的赐予等事务主要由玄教大宗师负责。如茅山道士陈志新为茅山崇禧观请额，自陈集贤院，得到张留孙和吴全节的支持；吴全节奏请元仁宗，赐号“崇禧万寿宫”；[35]龙虎山道士汪集虚在成都路传道，兴建宫观；吴全节在集贤院得闻其事，请敕赐观名“正一宫”；[36]扬州玄妙观重建以后，玄教大宗师先后委任冯道原、雷希复提点观事。[37]特别是在南方道教事务的管理上，玄教宗师张留孙和吴全节也参与到张天师所辖江南地区的道教事务。

以太平路（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一带）承天观为例。《承天观公据》记载，大德八年（1304），赤松宝积观道士项道远受张天师委任承天观主持。至大二年（1309），因项道远兴修承天观之功，张天师令承天观由项道远开山承袭，永作甲乙流传主持，并给予其札付、照会、榜文、公据等文书。至大四年（1311），原承天观道士黄天辅持玄教嗣师吴全节的札付，充任承天观主持。因项道远和黄天辅各持张天师和玄教嗣师吴全节的札付，承天观的主持之位产生了争端。而后通过调查和审理，太平路总管府的裁定“项道远仍旧永充承天观开山主持，甲乙传袭”，并将结果呈报集贤院知晓。[38]“承天观公据”开头写道“皇帝圣旨里天师正一教主大真人掌江南道教事，准玄教嗣师掌教真人咨”，这说明在承天观主持任命的争端中，通过官府裁定，最后颁发的承天观公据则由张天师与玄教大宗师联合签署。

又《仙都山新作玉虚宫碑》载：

延佑元年，钦奉圣旨，（赵嗣祺）主领宫事，始重新之。三年，刻铜印授之，视五品。五年，受宣命住持，兼领本路诸宫观。嗣汉三十九代天师及玄教大宗师请以宫中师弟子甲乙相次主其宫事，闻有旨从之，泰定二年也。[39]

在仙都山玉虚宫的传承能否甲乙主持的问题上，天师与玄教大宗师也是联名请旨。按照朝廷的任命，有关江南的道教事务应该都是请示天师，由张天师处置。玄教大宗师不能直接管理江南道教事务，但是因张留孙和吴全节先后主管集贤院事，张留孙和吴全节才能相继成为管理南方道教的第一号人物。在决定江南其他道派事务，或是某些有争议的事务时，则采取天师、玄教大宗师联名签署共同管理的办法。这也反映出玄教首领在南方道教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

在处理全国道教事务中，朝廷亦更多地听取和采纳玄教宗师的意见。如至元十八年（1281），元世祖命文臣、僧官诣长春宫，与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大道掌教李德和等道流考证道书真伪。后诏谕天下，道经除《道德经》外一切焚毁。而后因玄教宗师张留孙从中斡旋，结果部分道经解禁。[40]又如泰定元年（1324）春，全真掌教阙，吴全节荐以孙履道，泰定帝予以采纳。[41]历来全真道掌教都由其教内举荐，而孙履道出任全真道第十六任掌教，却因玄教大宗师吴全节的举荐而得到委任。这说明玄教大宗师的势力已经影响到全真掌教的任用。大德八年（1304），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因治水患而祷验有功，在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的提议下受封“正一教主兼领三山符箓”。[42]以上事例皆反映出在元朝中后期，玄教大宗师在皇室上层的影响力超过了全真道掌教和龙虎山张天师。因而在诸多重要道教事务的决策中，玄教大宗师起了主导作用。

不仅如此，张留孙和吴全节还成为元代皇帝重用的朝廷大臣，深度地参与朝政大事。集贤院主要负责征求隐逸、召集贤良的工作。玄教道士张留孙、吴全节、王寿衍等人先后受命去江南访贤，为朝廷举荐人才。元世祖曾命张留孙遍祠名山大川，访问遗逸。受张留孙举荐，而致位尊显者数十百人。[43]大德九年，吴全节奉旨搜贤。至元二十九年（1292），王寿衍奉诏访求江南遗逸，举荐徐似孙、周世昌。仁宗延佑四年，王寿衍复奉旨求东南贤良。[44]张留孙等玄教道士与朝廷大臣有着密切的交往。虞集言道“心腹之臣，莫不与开府有深契焉。”[45]玄教宗师还在赞襄朝廷政治与调和官吏矛盾方面也曾起过不少作用。赵孟頫曾言张留孙“每进见，必陈说古今治乱成败之理，多所裨益，士大夫赖公荐杨，致位尊显者，数十百人。及以过失获谴，赖公救解，自贷于死者，亦如之”。[46]吴全节亦为儒臣阎复和吴澄等人的任用问题在集贤院进行过辩护和疏解。[47]

可见，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和吴全节以道士身份先后执掌集贤院，主导着对全国道教事务的管理。因受皇帝重用，玄教首领亦深度地参与朝政大事，与朝廷大臣交往密切。与全真道掌教和龙虎山张天师相比，玄教大宗师在朝廷中获得更多的政治殊荣和显赫地位。

四、结语

元朝初期，全真道发展至鼎盛时期。统一江南以后，元朝廷实行扶植南方道教而钳制全真道的政策。道教的发展转变为以龙虎山为核心的正一派与全真道相互制衡的态势。元中后期，张留孙一派的玄教在元朝皇室中扶植逐渐兴起。元朝皇帝又试图通过扶植玄教，达到抑制和平衡全真道与龙虎山天师之间宗教势力的目的。在这一新的道教发展形势下，元世祖时期逐渐建立起比较系统而完整的道教管理机构和模式。

中央行政机构中设立集贤院管理全国道教事务。集贤院主要吸收全真道、龙虎山张天师和玄教三个道派参与管理道教事务。在地方上，以地域为界限划分出三个的道教事务管理区域，即以全真道掌教主管北方诸路道教事，玄教大宗师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事，张天师主管江南诸路道教。在每个区域中，设立道教所为管理道官与道务的行政机构，并由三个道派的掌教宗师分别署理。道教所之下，路设道录司，州设道正司，县设威仪司。

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和吴全节以道士身份先后执掌集贤院事，主管全国道教事务。元代中后期，玄教大宗师比全真道掌教和龙虎山张天师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玄教的形成和兴盛，促进了正一派在南方势力的扩张，扩大了正一派在两都以及全国的影响。元末，尽管玄教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消失，但龙虎山道士在元朝积聚的强大势力没有消失，从而成为明以后张天师获得主管全国道教事务的重要基础。

注释：

[1]（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212页。

[2]（元）《宋史》卷一百六十四《职官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873页。

[3][5]（宋）宋濂等：《元史》卷八十七《百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90-2192页。

[4]（明）《道园学古录》卷五十《张宗师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702页。

[6]陈垣编：《道家金石略·永乐宫圣旨碑》，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727页。

[7]袁桷：《清容居士窠》卷三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03册，第498页。

[8]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玄门掌教孙真人墓志铭》，第699页。

[9]吴澄：《吴文正集》卷九十《封孙真人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97册，第836页。

[10]《皇元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孙公道行之碑》碑末署名，《道家金石略》，第787页。

[11]《汉天师世家》卷三，《中华道藏》46册，北京：华夏出版社，第359页。

[12]（元）明善敕编，周召续编：《龙虎山志·大元制诰·大宗师·商议集贤院道教事》，王卡、汪桂平主编：《三洞拾遗》第13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38页。

[13]《龙虎山志·大元制诰·大宗师·加真人同知集贤院道教事》，第38页。

[14]《龙虎山志·大元制诰·大宗师·加大真人》，第39页。

[15]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第462页。

[16][41][47]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五《河图仙坛之碑》，第363、363、364页。

[17]（元）明善敕编，周召续编：《龙虎山志·人物上·天师·张宗演》，第18页。

[18]《龙虎山志·大元制诰·大宗师·领荆淮道教》，第38页。

[19]《龙虎山志·诸高士·李庭晰》，第57页。

[20]《龙虎山志·宫门·陈士囦主持》，第55页。

[21]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真大道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第691页。

[22]（元）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卷十二《乐丘碑》，四部丛刊初编237，上海书店，1989年版。

[23]《纯阳万寿宫札付碑》，《道家金石略》，第791页。

[24]《承天观公据》，《道家金石略》，第875-878页。

[25]《祁公道行之碑》的碑末署题：“大元大德三年三月望日，玄门演道大宗师嗣教、辅元履道玄逸真人、掌管诸路道教事张志仙立石。”见《道家金石略》，第700页。

[26]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四《有元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3册，第461页。

[27]《易州龙兴观提点缑公功行记》，《道家金石略》，第980页。

[28]《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三十三《礼部六·道教·有张天师戒法做先生》，续修四库全书第7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38页。

[29]（元）明善敕编，周召续编：《龙虎山志·大元制诰·大宗师·授都提点》，第38页。

[30]《龙虎山志·大元制诰·大宗师·领荆淮道教》，第38页。

[31]《龙虎山志·大元制诰·大宗师·授玄教宗师》，第38页。

[32]《龙虎山志·大元制诰·大宗师·商议集贤院道教事》，第38页。

[33]《禹庙香火公据并重修禹庙记》，《道家金石略》，第879页。

[34]（元）刘道明：《武当福地总真集·五龙灵应宫传记》，《中华道藏》第48册，第566页。

[35]《崇禧万寿宫敕并道士陈志新谢表》，《道家金石略》，第905页；《建康路三茅崇禧万寿宫记》，《道家金石略》，第906页。

[36]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七《成都路正一宫碑》，第665页。

[37]程巨夫：《扬州重建玄妙观碑》，《道家金石略》，第899页。

[38]《承天观公据》，《道家金石略》，第875-878页。

[39]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十八《仙都山新作玉虚宫碑》，第671页。

[40][46]赵孟頫：《上卿真人张留孙碑》，《道家金石略》，第912、913页。

[42]“俯酌玄教宗师之议，……可加正一教主兼主领三山符箓。余如故。宜令张与材准此。大德八年三月日。”见《龙虎山志·大元制诰·天师·加正一教主兼领符箓》，第36页。

[43]“岳渎既皆在天子封内，即使近臣从公遍祠名山大川，访问遗逸。敕百官饯之国南门，比还，所荐论，上皆以名召用。”见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张宗师墓志铭》，第702页。

[44]《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奉诏访求江南遗逸，举永嘉徐似孙、金华周世昌，引见于香殿，奏对称旨。”见《道家金石略》，第990页。

[45]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五《河图仙坛之碑》，第364-365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6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