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西沙，祖籍北京密云，1943年11月出生于陕西延安。1964—196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9—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读研究生，获历史学硕士。1982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曾担任道教研究室主任、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研究中心名誉主任。2011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受《世界宗教文化》编辑部委托，笔者近日就马先生在构建新中国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三大体系”的成就与贡献做了一次访谈。

李志鸿：马先生，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有道教和中国民间宗教两个研究方向。1985年，任继愈先生委托您带领道教研究室编著《中国道教史》，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部完整道教史，2014年，您与日本学者签订该书的翻译出版合同。可以说，您对中国道教研究创发出了一条新路径，您可否谈谈这一路径的形成？

马西沙：首先，我就原始巫文化到道教的形成有自己创发性的研究，对巫文化与中国诗歌的内在关联给予新的诠释。其次，对道教与民间宗教关系给予了新诠释。如，全真道的民间化与宗教改革的关系，明代新的民俗道教三一教、黄天道、弘阳教的创造性研究。清代八卦教、一炷香教与道教的关系，巴蜀槐轩道的创发性研究，都是道教学术界首次关注的。至于宝卷与道教的研究也是学术界开创性的研究。

李志鸿：您是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大家，您关于民间宗教的多部著作，一版再版。您的《清代八卦教》出版后，徐梵澄先生在1992年第八期《读书》以《专史·新研·极成》为题，评价此书，认为著者“在极难措手的专题理出了一个头绪，使人明确见到史实的真姿，这是深可赞扬的事。”《中国民间宗教史》为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开创性、里程碑式的作品，分别于1992年、2004年、2017年三次出版。您在70岁时，仍然开始着手编辑《中华珍本宝卷》三辑三十大册。这套宝卷包括元、明、清代以来，100余部的珍稀版本，其中又有数十部为孤本，其价值不仅在于宗教的层面，在绘画、书法、版刻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艺术性价值。您可否谈谈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学术体系的建立历程？

马西沙：在我看来，中国不但有一部道教史、佛教史，还有一部变幻难测、扑朔迷离、盘根错节、源远流长的民间宗教发展史。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虽然存在质的不同，但差异更多地表现在政治范畴，而不是宗教本身。前者不为统治秩序所承认，被污为邪教、匪类，屡遭取缔镇压，往往只能在下层潜行默运；后者从整体上属于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受到尊崇、信仰和保护。就宗教意义而言，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之间没有隔着不可逾越的壕沟。世界上著名的宗教在初起时无一不在底层社会流传，属于民间教派。由于逐渐适应社会的普遍需求，并在不断地抗争中，以自己的实力走向正统地位甚至统治地位；而后起的一些民间教派又往往是正统宗教的流衍或异端，由于宗教或世俗的原因被排斥在外，遂自成体系，发展成独立教团，并被迫走向下层社会，显而易见，这两者在历史的长流中不停地演进、转化中，不仅在教义、组织、仪式、教规、戒律、修持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存在着对抗、改革与创新。一方面反映了信仰主义领域的新旧关系的变动，也反映了世俗世界对宗教本身的影响，反映了社会不同阶层在信仰上的不同意向与追求。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术界开始了真正对民间宗教的研究。我于1982年3月完成了四万字的硕士论文《清前期八卦教初探》，此文发表于1983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1982届硕士论文选。1982年后我开始利用档案与宝卷研究罗教体系的斋教、青帮及民间道教体系的黄天道与弘阳教。1984年我与程歗在《南开史学》第一期发表了《从罗教到青帮》，系统地考证了罗祖教的几大支流分布及形态。对青帮从宗教到水手行帮会社再到帮会的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作了考证钩沉及科学的分析。1984年我在《世界宗教研究》第一期发表了《略论明清时代民间宗教的两种发展趋势》，从总体把握民间宗教的家族统治及农民运动的两种不同形态及其之间宗教的相互关系，不赞成过分抬高民间宗教家族封建统治及宗法依附关系的历史地位。日本学者加治敏之对青帮一文及此文都有具体评论。1984年我在《世界宗教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林兆恩三教合一思想与三一教》。1984年后我又陆续发表《最早一部宝卷的研究》《黄天教源流考略》，用第一手资料进一步扩展研究成果。其后发表在《清史研究集》的《江南斋教研究》则是对罗祖教江南的发展与摩尼教融汇合流的深层次探讨。

1983年，我在《百科知识》第九期上发表《中国封建社会的民间宗教》一文。1989年，《清代八卦教》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该书以大量的清代档案以及作者调查得来的八卦教经卷为主要史料，揭示了八卦教的起源、演变、内部组织，由此形成的世袭传教家族的兴衰。进而还分析了教义、仪式、教规与农民运动的关系。对八卦教与华北诸多的民间宗教教派的复杂关联也给以深入的关注。1986年我着手开始国家七五时期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民间宗教研究”课题的写作。1991年4月此书完稿。1992年12月《中国民间宗教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二十三章、106万字，涉及从汉代至清代民间道教、民间佛教、摩尼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闻香教、江南斋教、八卦教、刘门教、三一教等数十种宗教，凡此皆一一缜密钩沉考证。此书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1998年我独立完成《民间宗教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志书由于印刷数量极少，得见者几稀。2005年该志书以《中国民间宗教简史》为名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再版时，收入新近文章两篇，以及后记一篇。简史对《中国民间宗教史》的不足和缺憾进行校正。

李志鸿：您的《清代八卦教》《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华珍本宝卷》之所以能够享誉海内外学术界，凭借的正是您具有的宏大学术志向，及对学术前沿，学术地图的熟练掌握，更得力于您独特的眼光以及先进方法论的运用。您是否能谈谈民间宗教研究，或中国传统宗教研究成功的基本要素呢？

马西沙：我以为，学术研究成功的基本要素是：第一，在于“选题的创新性”；第二，在于“研究的可持续性”；第三在于达到学术研究的“体系性”，或者对固有研究的颠覆性；第四，学术成果在学术领域中的无可替代性。

首先，选题的创新性。“创新”的意义建立在无人研究的问题之上。例如：《从罗教到青帮》一文，从宗教与帮会之关系的“创新视角”，考察出民间宗教与帮会社团之间多元复杂的递嬗性格。《林兆恩的三教合一思想与三一教》，在当时，则属我国首次对于三一教的“创新研究”。其后包含了《黄天教源流考略》《江南斋教研究》《最早一部宝卷的研究》《白莲教辩证》《宝卷与道教的炼养思想》等论文，或者填补了学界尚未涉及的论题，或者解决了关键的争议问题，皆是此“创新”思考下的研究成果。

其次，研究的可持续性。例如：我在硕士论文写作时期以《八卦教世袭传教家族的兴衰——清前期八卦教初探》为题，相对于过往研究民间宗教都以“农民战争”作为思考的起点，但我认为如果无法从宗教史的角度，观其源流与兴衰，就只能作一种孤立现象的描绘，而无法有效诠释整体发展与相关条件涉入的意义。也因此，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之上，将八卦教的研究旁及与捻军、黑旗军、一贯道与义和团的关系，遂成《清代八卦教》一书。

第三，达到学术研究的“体系性”。《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华珍本宝卷》即是对中国民间宗教以及中国宝卷的体系性的研究。

第四，学术成果在学术领域中的无可替代性。例如：《从罗教到青帮》被日本学者全文翻译发表在日本大学学刊上、《中国道教史》也由日本学者峰屋邦夫等译成日文出版。我在德国汉诺威大学任客座教授时，与苏为德教授（Prof.Hubert Seiwert）合作，出版英文著作Popular Religious Movements and Heterodox Sects in Chinese History，其后也在著名汉学出版社Brill出版，这些都是国际学界的前沿研究。

李志鸿：您经常说，中国传统宗教研究必须掌握庞大的史料群，更要有创新的方法和眼光。您能否谈谈中国传统宗教研究的方法论？

马西沙：在我看来，学术方法的应用：一则为“基本方法”，二则为“创新方法”。首先，在基本方法中，一则为眼光，另一则为史料，两者之间紧密相连，有独到的学术眼光，自然能在浩瀚的史料之中事半功倍，而经年累月地深入于第一手史料的查找与收集，亦能培养出深入的学术识见，重点在于是否能够建立起应有的学术态度。其次，我主张，研究中国传统宗教，要尽可能地将“教义”和“教法”合并观之，而不能只注重经典教义的源流与辩证关系，包含教法科仪的具体操作，甚至型态分化等问题，也应该多透过田野调查与现地研究的方式，取得相应的了解。

（作者：李志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道教与民间宗教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4期）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