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道教是起源于我国本土的宗教，对土家族文化有着深刻影响，土家族医药植根于土家族文化土壤，因而也受到道教的影响。“太上老君”即道教始祖，历史上道教在传道之始，即以治病吸引信众。道教徒以太上老君弟子身份行医传道应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药王信仰与道文化密切关联，是考察道教文化在民间社会传承发展的重要线索。本文从土家族医史文献入手，探讨道教对土家族医药的影响。认为土家族医史文献中关于“太上老君”的传说，实际是反映了道教“以医传教”“借医弘道”的史实，同时其中也融入了“药王”扁鹊的故事元素；其关于“药王菩萨”的传说，则是对神农氏、扁鹊、孙思邈等道医采药行医故事的改编。这都反映了道教对土家医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土家医；医史文献；道教；影响

作者简介：李贵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曾楚华，湖北民族大学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道教对土家族医药的影响研究”（编号：19XZJ016）的阶段性成果。

道教是起源于我国本土的宗教，其以老庄“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为理论指导，以“长生久视”为最高信仰目标，千百年来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整个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对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十分深刻，至今土家、瑶、壮、苗、仫佬、彝、羌等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仍保持着浓厚的道教色彩。

卿希泰先生在《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辟“道教与少数民族”专章，从道教经典对少数民族入教的反映、道教的创建与少数民族、道教的发展与少数民族、道教与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四个方面，阐述道教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认为随着道教在西南地区传播范围日益扩大，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向纵深发展，程度不等地影响了各民族的宗教信仰[1]。张桥贵《道教与中国少数民族关系研究》一书，进一步深入阐述了道教与中国少数民族间的关系及影响，认为众多少数民族和道教间在历史上发生了相互影响[2]。钱安靖认为，道教在其创立初期，就在巴賨、巴夷、氐等西南少数民族中广泛传教，道教对以上少数民族及其后裔的影响一直延续[3]。张泽洪则认为，道教和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是双向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4]。

在上述诸多南方少数民族中，土家族堪称受到道教文化影响的典范，土家族医学也因此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本文主要从土家族医史文献入手，探讨道教对土家医的影响。

一、道教对土家族文化的影响

土家族世居湘鄂渝黔四省市毗邻的武陵山区，自古有语言而无文字，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土家族现有人口800余万。土家族先祖可追溯至巴人，巴人曾随武王伐纣，因功被封巴子国。自张道陵在蜀中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道教很快兴起于巴蜀，并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道教也受到周边更多人群的信奉，有“賨人敬信”之说。“賨人”为魏晋时期巴地土著，有学者从“賨人”与土家族的丧葬礼及赶白虎习俗分析，认为“賨人”为土家族先祖，也就是说，土家族先民很早就信奉了道教[5]。

千百年来，道教在土家族地区传播甚广，对土家族社会文化和生活各层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柏贵喜指出，道家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对土家族社会文化和生活个层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嵌入土家族文化的深层[6]，他认为道教对土家族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道教向土家族输进了神仙观念。在道教的影响下，土家族接受了道之神仙观念，从而使土家族神灵观念更加丰富多彩；神仙观念还渗透到土家族民间文艺之中，如《梯玛歌》有彭祖、王母、太白金星、七仙姐、八仙、九天司命、太乙府君、张天师等众神[7]。（2）道教打破了土家族神谱结构。道教之神如灵宝天师、李老君、元始天尊、玉帝、王母、神将、雷公、电母等都进人了土家族神谱。道教神灵还进入土家族家庭，如“五月五日，悬艾蒲门外，贴僧道所印送张真人驭虎符于室中”[8]。更为重要的是，道神九天司命、太乙府君以及五猖信仰在梯玛祭典中的地位颇高[9]。（3）道士直接参与土家族的丧葬和祭祀活动。土家族丧葬，过去均由土老师主持，但道教传入土家族地区后，清代土民“丧必延僧道”[10]。道士也参与土家族的祭祀活动。清代，来凤地“五、六月间，雨阴不时，虫或伤稼，农人共延僧道，设坛诵经，编草为龙，从以金鼓，遍舞田间，以禳之，亦迎猫祭虎之遗风也”[11]。又如“凡遇水旱，禁屠宰，集僧道，设宏祈请”[12]。（4）道教思想渗透于土家族社会文化与生活。在土家族社会文化和生活的诸多层面，如建房、游戏、婚娶、生育等渗透有道教思想。

邓红蕾综述了土家族信仰与道教千丝万缕的联系，剖析了富有道教特色的土家族习俗和文学艺术，系统阐述了道教对土家族文化的影响，并提出了“道教土家化”的说法，即土家族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道教文化元素，认为土家族文化是带有道教信仰深刻印记的文化典范。邓红蕾指出，土家族信仰与道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土家族信仰中土随处可见道教的痕迹；土家族习俗包括衣食住行、耕织渔猎、人生仪礼、岁时习俗等都富有道教特色；土家族文学艺术包括土家族的神话、传说、故事、民谣、情歌、诗词等是对道教崇尚自然、向往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等文化精神的艺术再现。她总结道教影响土家族文化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四种：宗教（道教）伦理化、幸福现世化、仪式地方化与信仰民间化。[13]

笔者认为，道教之所以对土家族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1）土家族世居之地山高林密、沟壑纵横、交通不便，加之野兽出没、土地贫瘠，生存环境恶劣，经济文化落后。即便是21世纪初，土家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仍远落后于中东部地区，而古代当地普通百姓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匮乏可想而知。而道教接济贫困、借医传道的传教行为，能为土家人解决一些实际困难；道教文化豁达的人生观、富有感染力的宗教仪式活动，能给予土家人精神上的慰藉。（2）早期道教五斗米道兴起于巴蜀地区，并长期将土家先民聚居区作为主要传教地，因而道教也充分吸收了该地区本土原始宗教和巫傩的一些元素为其所用，使得道教文化和土家族文化具有某种“亲缘”关系，增加了土家人对道教的亲近感。（3）从宗教的组织形式上看，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道教，相比于土家族地区固有的原始宗教而言，具有较强的传播优势。

二、土家医相关医史文献与道教文化分析

（一）土家医简介

土家族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土家族自古有语言而无文字，土家族之溯源颇难稽考，根据历史发展脉络和相关文献分析，田华咏认为[14]，土家医起源于先秦时期土家族先民的生产生活实践，自秦汉至近代不断得到发展；曾楚华认为[15]，土家医源于生产生活实践与先秦巫医，汉末道教医学对土家医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土家医受孙思邈影响巨大，到清代其理论框架才基本定型。土家医以“三元学说”为指导，用于阐释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三元学说”将人体内脏分为上、中、下三元，上元（又叫头元）为天，中元（又叫腹元）为地，下元（又叫足元）属水。上元脏器包括脑、心、肺，统摄人体气血神志，为三元之首；中元脏器包括肚（胃）、肠、肝，为水谷出入之地，水精、谷精化生之处；下元脏器包括腰子（肾）、尿脬（膀胱）、养儿肠（子宫）或精脬（睾丸），有排泌余水之功，为孕精生成处[16]。另外，人赖以生存的气、血、精被称为“三元物质”。土家医对临床疾病和药物的分类，采用独特的序数分类法。其中疾病分为“七十二症”“七十二风”“七十二痨”“七十二痧”“七十二窍病”“七十二流”“七十二疔疮”“七十二痒”等[17]；药物分为“七十二七”“七十二参”“七十二还阳”“七十二莲”“七十二风”“三十六血”“三十六蜈蚣”等[18]。

（二）土家医相关医史文献道教文化分析

民族医药是中国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它们植根于少数民族文化，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由于各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受道教影响，加之道教有着“以医传教”“借医弘道”的传统，因此其民族医药也不同程度受到道教的影响。土家族医药是土家族地区土生土长的传统医药，其自成一体，具有鲜明的土家族特质，至今在土家族民间仍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仙道贵生，崇尚“生为第一”，因而道教从其创立之初便十分重视医学。土家族医药植根于土家族传统文化，其形成和发展受到了土家族地区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道教对土家族文化影响深刻，也必然对土家族医药也产生了相应影响。

由于土家族自古有语言而无文字，千百年来，土家族医药知识以师徒传承、“口传心授”的形式在土家族民间传承。土家族地区流传着关于土家族医药起源和历史的传说，主要包括“太上老君”派弟子下凡为民治病和“药王”采药治病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道教对土家族医药的影响。

1. 太上老君派弟子下凡为民治病的传说及分析

上天太上老君见民间疾苦，便派弟子下凡为民治病。弟子说：“徒儿不懂医药，怎能解除凡人的疾苦呢？”于是太上老君给弟子仙丹三粒，口服后便浑身透明。接着太上老君又对弟子一一指点，并封赠弟子随便扯到草即是治病的药，这就是民间所说“百草都是药，百草能治病”的来由。[19]

太上老君即老子，被道教尊为始祖。历史上道教在传道之始，即是以为人治病吸引信众。据正史《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曰：

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或其不愈者，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人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20]

这一记述生动展现了道教借医传道的场景。不论是太平道还是五斗米道均信奉老子，据此可以推测，教徒以太上老君弟子身份行医传道应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此，该传说也应是对道教初在土家族地区传道历史的真实反映。

东汉后期道教形成后，即迅速对土家族先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早期影响最大的道教派别莫过于五斗米道与太平道，两者均很早就传入了土家族地区。五斗米道乃是张陵假托太上老君于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在四川鹤鸣山向其传道而创立，后其子张衡掌教时，五斗米道由张陵弟子张修开始传到巴郡一带，在此期间，当地的少数民族板楯蛮（也叫賨人,即土家族先民）接受了五斗米道；太平道乃是东汉末年张角创立，并且利用太平道组织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一时间太平道风靡九州，并由荆州沿长江传入巴蜀地区，最后在蜀中发动了黄巾起义，可以推测，太平道在沿长江向蜀地传播的过程中，必然经过土家族聚居的鄂渝交界地带，从而把太平道也传到了这里[21]。

而土家医传说中“太上老君给弟子仙丹三粒，口服后便浑身透明，接着太上老君又对弟子一一指点”当是脱胎于长桑君传授扁鹊医术的传说；而之所以有此附会，则是因为扁鹊是鼎鼎大名的道医。《史记·扁鹊传》记载：

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闲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癥结，特以诊脉为名耳。[22]

不难看出，“太上老君给弟子仙丹三粒，口服后便浑身透明”，与“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均表达了服药后可以看到人体内脏的结果；而“接着太上老君又对弟子一一指点”则丰富了师徒传授的具体细节，从某种意义上补充了《史记·扁鹊传》记载的不足，因为即便具备了“透视”功能，在师傅指点下学习医学显然更合乎情理，同时细节的丰富也让人听起来兴味盎然。

2. 土家医“药王”相关传说与道教文化分析

“药王信仰”是道医文化的重要一环，与道教文化密切关联[23]。历史上最著名的药王包括被视为华夏医药鼻祖的伏羲、神农、黄帝之“三皇”，古代著名医药学家扁鹊、华佗、孙思邈、张仲景、王叔和、皇甫谧、葛洪、李时珍等。[24]“药王”大都生时悬壶济世，救死扶伤，身后被封为神，受后世民众供奉。这种“医源于圣人”观念，医与道教融合的现象彰显出古人对生命健康的一种渴求与愿景。

（1）“药王”尝药中毒得茶而解的传说及分析

很久以前有个药王菩萨，为知道每一味药的性能功效，主治什么病，他尝遍每一味药，有毒无毒，服药后观察药物到人体哪一个部位，然后就知道此药能治哪一个部位的疾病。有一次药王吃了1条滚龙珠（千脚虫，毒性大），把药王给闹到了。药王艰难地走到棵茶树（饮茶的茶树）下就昏倒了几天几夜，每天清早荼树上的露水滴下来正好滴在药王的嘴里，不久药王慢慢地苏醒过来，中毒也全好了。从此就知道茶能解毒性，同时也解药性。土家医民间传说服药莫饮茶，饮茶作用差。[25]

熟知中华传统医药和道教文化的都知道，该传说显然来源于“神农尝百草”的故事。而神农尝百草之说，自西汉以降，古籍多有记载。兹举例如下：

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史记·补三皇本纪》）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淮南子·修务训》）

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晋·干宝《搜神记》）

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神农）乃味草木之滋，察寒温之性，而知君臣佐使之义，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或云神农尝百药之时，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应周天之数，后世承传为书，谓之《神农本草》。（宋·郑樵《通志·三皇纪第一》）

此外，《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可见，该传说乃是土家医根据古籍记载，结合土家族地区的风土人情，增加了一些故事情节，敷演而成。相传神农氏当年曾在鄂西架木为梯，采尝百草，救民疾夭，教民稼穑，故而当地得名“神农架”。土家族地区与神农架相毗连，而土家族地区药材丰富，神农氏很可能也曾到土家族地区采药，故而土家人广泛传颂神农尝百草的事迹，并尊之为“药王”，作为土家医的始祖，恐怕不仅仅是后世的附会。

（2）“药王”为白虎、仙鹤治病的传说及分析

传说药王菩萨肚皮上有一面镜，能照见人体疾病所在。他经常寻找药物为百姓治疗。一天，药王菩萨路遇一难产假死产妇，因见送葬沿途滴血不绝，知其未死，遂说服其家人为之救治，采用针刺法救活妇人，并产下一子。又一日，药王到山中采药，一只白虎突然跑到他面前，张着口，原来是被一大块猪骨头卡住喉咙，乞求药王医治。药王为其治愈后，骑上虎背，与白虎一道腾空而去，升天成佛。[26]

传说中的“药王菩萨肚皮上有一面镜，能照见人体疾病所在”，当是来源于扁鹊“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癥结”。前文对太上老君派弟子下凡为民治病传说的分析已阐述，此不赘述。

传说中药王给白虎治病的故事，显然脱胎于孙思邈。另外，民间广泛流传着孙思邈给难产假死产妇和老虎治病的故事，医、道两界，人所共知，其故事情节与该传说基本一致。

此外，有些土家族药匠流传着药王为仙鹤治病的传说，内容如下：

药王又来到一个地方，见到一个仙鹤，口张开不能合，药王一看，这只大仙鹤喉咙里卡了一块骨头，仙鹤求药王替他治疗，药王是一个善良的医生，见别人有苦难，即予以治疗。药王讲我替你治，但你不要恩将仇报，把我吞下去了。仙鹤说他不会，给我治好后，我要重谢你。这时，药王就钻进仙鹤嘴巴里，把一块大骨头拨了出来。仙鹤得救了，仙鹤要药王骑在他背上飞上天去，药王就成仙了。[27]

显而易见，该传说是药王为白虎治病传说的另一种版本。而之所以将白虎变成了仙鹤，则是因为仙鹤是道教文化中重要的瑞兽，是道教重要的文化符号，在道教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道教界众所周知，道教认为仙鹤是仙人的化身，道士们常自称“羽客”或“羽士”，道士所穿的道服称为“鹤氅”；道教法师在进行斋醮科仪时所用到“禹步”，传说便是夏禹偶然在河滩上跟着一只会法术的仙鹤模仿而来；此外，道士去世时也被称为“羽化”或者“驾鹤西去”。因此该传说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道教对土家医的影响。

（3）“药王”为龙王治病的传说及分析

药王来到一座寺庙，见到两人聚精会神的下棋，其中一个是长老，另一个是老龙。老龙下棋腰疼得背不住，见到药王来，大喜，说，你是医生，帮我把腰治一治，痛得厉害。药王讲，我给你治病可以，但你要现身，老龙放下棋一现身，就成一条真龙，头有礁马大，绕了七个圈，药王叫老龙将其鳞张开，张，见到腰中央有条蜈蚣长3尺多，药王用火钳把蜈蚣夹下来打死。老龙多年的腰痛病就好了。老龙为了酬谢药王，给了他三斗三升瓜子金。[28]

传说中药王给老龙治病的故事，显然也来源于孙思邈。其故事见于《酉阳杂俎》《太平广记》等著作，如《酉阳杂俎》记载：

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律和尚相接，每来往互参宗旨。时大旱，西域僧请于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凡七日，缩水数尺。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龙也。无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脑，将为药，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护。”宣公辞曰：“贫道持律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孙谓曰：“我知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千首，尔传与予，予将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许妄传，今急矣，固无所吝。”有顷，捧方而至。孙曰：“尔第还，无虑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涨，数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孙复著《千金方》三千卷，每卷入一方。[29]

另《续仙传·隐化》也有类似的记载，而故事情节有所不同：

（孙氏）偶出路行，见人欲杀小青蛇，已伤出血。思邈求其人，脱衣赎而救之，以药封固，放于草间。后月余，复出行，见一白衣少年，仆马甚盛，下马迎拜思邈。谢言小弟道蒙君所救，父母欲见……到一城廓，花木正春色和媚，门庭焕赫，人物繁盛，俨若王者之居……思邈省记，尝救青蛇，即讶此无所也……思邈心异之，潜问左右，曰：“此泾阳水府也。”帢帽乃命宾僚设酒馔伎乐以宴，思邈辞以辟谷服气，唯饮酒耳。留连三日，问思邈所欲。对曰：“居山乐道，思真炼神，目虽所窥，心固无欲。”乃以轻绡珠佥，赠于思邈，坚辞不受。曰：“不以此为意耶?何以相报？”遂命其子取龙宫所颁药方三十首与思邈。谓曰：“此真道者，可以济世救人。”俄又命仆马，送思邈归山。深自为异，历试诸方，皆若神效。[30]

值得注意的是，土家医药王为龙王治病的传说中，龙王“腰中央有条蜈蚣长3尺多”，“老龙为了酬谢药王，给了他三斗三升瓜子金”；而在《酉阳杂俎》中，孙思邈得“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千首”，以此“著《千金方》三千卷，每卷入一方”；《续仙传·隐化》中，龙王“命其子取龙宫所颁药方三十首与思邈”。这些故事的细节中，都强调了对数字“三”的重视。道教对数字“三”极为重视，诸如“三清”“三官”等都反映了这一点，而其来源则是《周易》的“三才”说和《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土家医对数字“三”的重视，集中体现在其指导思想“三元学说”中，而“三元”之说又源于道教。[31]可见，该传说细节中强调数字“三”，也充分反映了道教对土家医的影响。

三、结语

道教是起源于我国本土的宗教，兴起于巴蜀，在土家族地区传播甚广，对土家族社会文化和生活各层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土家族医药是土家族地区土生土长的传统医药，其自成一体，具有鲜明的土家族特质，土家族医药植根于土家族传统文化，其形成和发展受到了土家族地区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道教对土家族文化影响深刻，也必然对土家族医药也产生了相应影响。太上老君即老子，被道教尊为始祖，“药王”信仰也是道医文化的重要一环，与道文化密切关联，两者是考察道教文化在民间社会传承传播的重要线索。从土家族口耳传承的医史文献来看，在土家医与“药王”有关的医史传说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历代名医的影子。“药王”俨然是土家医祖师或土家医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实际上故事背后的真正主角却是神农氏、扁鹊、孙思邈等历代医药文化名人，彰显出民族传统医药文化的融合与渗透。

道教尊崇神农氏，《神农本草经》即可能是道教炼丹家所著，或者至少是受到道教的重要影响。如于赓哲认为：《神农本草经》的药物三品划分法受到了秦汉以来逐步成熟的“成仙长生初阶”思想的巨大影响，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药物的“医疗属性”在相当长一个阶段内是从属于长生成仙目的的，“治病”被视为成仙长生的预备阶段……“祛病—长生—成仙”呈阶梯化递进关系，药物也就相应存在由粗到精的阶级，上中下三品药的划分正是基于此[32]。至梁代著名道士兼医家陶弘景编撰《本草经集注》，极大地扩大了《神农本草经》在道教界的影响，《神农本草经》以至神农更加为道教所推崇。

扁鹊、孙思邈则是被道教尊为“药王”。在土家医有限的口承医史文献里，人们最津津乐道的便是“药王”的故事。显然，土家医对“药王”的尊崇，当是受到了道教的影响。其中，尤以根据孙思邈故事改编的传说最多，描述最详细。具体而言，“药王”给老龙治病的传说，脱胎于孙思邈给龙王治病的传说；“药王”给白虎治病的传说，脱胎于孙思邈给老虎治病的传说，将老虎改成白虎，只因土家族以白虎为图腾。此外，有些地方的土家族民间医生普遍认为，医学的老祖宗是药王，他姓孙，叫孙公真人，传言道“药王本姓孙，正月十五时生”[33]。可见，土家医“药王”的原型之一显然就是孙思邈。土家医为何会如此尊崇药王孙思邈呢？曾楚华等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土家族以白虎为图腾，民间广泛流传着孙思邈为虎疗伤的传说，因此形成了土家人对孙思邈基于文化心理自然而生的亲近感。二是孙思邈在骨伤科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土家族地区由于山高林密，地势险峻，筋骨外伤多发，因此由外来道医传入的孙思邈骨伤科经验能够极大满足人们的临床需求，这是促使土家族如此尊崇“药王”最直接最现实的动因[34]。

鲁迅先生曾说“中华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精辟地概括了道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道教往往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道教文化的传播也因此受到约束。但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多方面的交融却是客观的事实，如“医道同源”就反映了道教与中医学的密切联系，两者在哲学思想、养生理念和方法等方面均有高度趋同性。而本文的研究表明，土家族医药在多个历史阶段都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因此，以道教为纽带，将很容易找到中医与土家医的互动线索，丰富中原文化与土家族文化交流的内涵，推之其他少数民族亦然。开展道教医学与少数民族医学的相关性研究，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卿希泰:《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40-472页。

[2]张桥贵:《道教与中国少数民族关系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40-472页。

[3]钱安靖:《论少数民族与道教》,《宗教学研究》1982年第1期。

[4]张泽洪:《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初探》,《民族研究》1997年第6期。

[5]田荆贵:《土家族的语言、风俗与古代賨人》,《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

[6]柏贵喜:《试论道教对土家族的影响》,《民族论坛》1992年第3期。

[7]彭荣德、王承尧汉译注:《梯玛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第266、200、272、282、294、184-194、668页。

[8]（清)吉钟颖修:《鹤峰州志·卷六》,鹤峰州署藏版1822年,第5页。

[9]彭荣德、王承尧汉译注:《梯玛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第14、32、34、176、180、236、296、404、440页。

[10]（清)吉钟颖修:《鹤峰州志·卷六》,鹤峰州署藏版,1822年版,第2页。

[11]来凤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清)同治《来凤县志》卷之二十八,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281页。

[12]来凤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清)同治《来凤县志》卷之二十八,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281页。

[13]邓红蕾:《道教与土家族文化》,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4-15、85、146-194-218页;邓红蕾:《论“土家道教化”与“道教土家化”的文化流变及其意义》,《江汉论坛》2000年第3期。

[14]田华咏:《土家族医学史》,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2,45-46页。

[15]曾楚华、胡玉萍、饶顺清、袁德培:《土家医、起源形成考》,《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版》2015年第1期。

[16]袁德培、彭芳胜:《中国土家族医药学》,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2-13页。

[17]袁德培、彭芳胜:《中国土家族医药学》,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61页。

[18]田华咏、潘永华、唐永佳等:《土家族医药学》,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0页。

[19]田华咏、潘永华、唐永佳等:《土家族医药学》,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页;袁德培、彭芳胜:《中国土家族医药学》,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页。

[20]《三国志·张鲁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27页。

[21]曾楚华、袁德培、胡玉萍:《土家医“三元学说”探源》,《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4年第10期。

[22]《史记·扁鹊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1785页。

[23]李贵海:《明清弘阳教与华北地区药王信仰初探》,《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1期。

[24]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262页。

[25]潘永华:《湘西土家族医药调查与临床研究》,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26]田华咏、潘永华、唐永佳等:《土家族医药学》,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页。

[27]潘永华:《湘西土家族医药调查与临床研究》,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22-23页。

[28]潘永华:《湘西土家族医药调查与临床研究》,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22-23页。

[29]张仲裁译注:《酉阳杂俎》,中华书局2017年,第98页。

[30]《续仙传·隐化》,李剑雄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9-200页。

[31]曾楚华、袁德培、胡玉萍:《土家医“三元学说”探源》,《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4年第10期。

[32]于赓哲:《成仙初阶思想与〈神农本草经〉的三品药划分法》,《史林》2020年第3期。

[33]潘永华:《湘西土家族医药调查与临床研究》,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14-15页。

[34]曾楚华、胡玉萍、袁德培:《土家医起源、形成考》,《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版)》2015年第1期。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3年第3期，该编辑部已授权转载）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