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苏道教具有历史悠久、名道辈出、著述甚丰、道派众多、信众广泛、道观林立、文化品味高等特点，其中茅山道教作为江苏道教的象征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江苏道教研究应当是江南文脉中“历史”与“地域”的一种具体而动态的结合，需要通过文本解读与田野调查等方法搜集资料。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只有通过微观个案研究将对文献资料的考量与实存的江苏道教统筹兼顾地串联起来，跳出单纯的文本解读的研究模式，通过“寓论断于叙事”，才能把对人物、事件、道派和道书的研究展现出来，以全域思维的思考达到从宏观整体上勾勒出江苏道教文化史的研究目的。

关键词：江苏道教文化；江南文脉；历史与地域；地方道教史

作者：孙亦平，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为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方道文化与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19AZJ002）、江苏省社科基金文脉专项“江苏道教史”（项目批准号22WMW006）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地方道教史的研究正在蓬勃展开，其中江苏道教以其漫长的历史、鲜明的地域文化风格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不仅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成为江苏文化及江南文脉的重要内容。江苏是我国的经济大省，也是文化大省。在今天推进江苏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发展的过程中，将江苏道教置于江南文脉中进行全面梳理，以呈现江苏道教历史脉络和文化内涵，就成为提升江苏文化影响力、展现江苏文化形象的一个重要举措。江苏道教具有历史悠久、名道辈出、著述甚丰、道派众多、信众广泛、道观林立、文化品味高等特点，其中茅山道教作为江苏道教的象征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笔者在撰写江苏道教文化史过程中有一些问题与思考，在此求教于方家。

一、江苏地域与道教文化

我们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江苏”作为一个“地域”来撰写道教文化史时，需要注意这个行政区划在历史上变动中的自然性、政治性与人为性特点，只有把这一实存的地理空间与具体的道教文化形态联系起来考察，才有可能免于人为地割裂江苏地域与道教发展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地域史”作为一种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一般是观察者或研究者从“外部”给予并加以界定的，但却是以人的活动为基点来探讨本区域内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演变历史，若此，江苏道教研究应当是江南文脉中“历史”与“地域”的一种具体而动态的结合。这种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刺激着我们进行思考，因此在研究之先，有一些问题需要提出并厘清：

第一，今天的江苏与古老的道教。江苏正式建制始于清康熙六年（1667），当时的清政府将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两省，取江宁、苏州两府的首字而得名，其大致的行政区划延续至今。在此之前，在不同的朝代，今天的江苏又被不同的政权管辖而有不同的称呼。这种行政区划跟随朝代的更替始终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因此，我们在江苏道教研究中虽然以今天的“江苏”这个行政区划作为研究空间，但既需要用一种动态的眼光来看待与把握传播于此的古老道教在历史发展中显现出的阶段性变化，也需要了解江苏道教的地域性特征。长江发源于西，入海于东，横贯于江苏之境。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开始修凿的蜿蜒曲折的运河犹如一道活水，不仅将江南城镇连缀起来，成为推动江南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自然纽带，而且也成为后来道教传播的文化通道。今天一般以长江以南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为苏南，长江以北的盐城、淮安、宿迁、徐州、连云港称苏北，又有将扬州、泰州、南通地区称为苏中。从历史上看，在不同时代也有用江东、江左和江南来指称苏南或苏中，如“自殷、周之际，荆、扬南境，皆曰江南”[1]。这些以自然地理与行政区划相结合而约定俗成的称呼，展现了古老的道教活动的地域背景。不同地区的生产方式影响到人们的精神世界和风俗习惯，尤其是在江南水乡中孕育出典雅秀丽、精细婉约的苏南吴文化，与苏北楚汉文化中所表现的“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雄壮、质朴粗犷，被概括为“吴韵汉风”，代表了江苏文化中一南一北的鲜明特色。江南文化既以灵动智慧、机智精细的“水文化”而著称，也有以茅山为代表的“山文化”对长生、自由等生命境界的追求。在江苏的山水文化中形成的“仙文化”因素，不仅造就了生活于此的一代代江苏人的地域文化性格，而且也构成了江苏道教赖以生存的远古文化基盘。

第二，神仙信仰在江苏的传播早于道教教团的活动。早在道教创立之前，江苏大地上就流传着种种神仙居于天上、海上和名山大川的神话传说，并构画出无比美妙的仙境，成为东部地区仙道文化的重要组成。相传，玄帝颛顼的后代彭祖活动于江苏彭城（今徐州），他善于补养导引之术，唯以养生治身为事，历经唐虞夏商等朝代，活了近八百岁，最后升仙而去。另据保留至今的元版《茅山志》、明代《乾元观记》石碑记载，周朝时有燕国人郭四朝、秦朝时有李明真人来句曲山郁冈峰炼丹，周太宾、姜叔茂则在雷平山中修道，这些在江苏地区活动的方士们推动了神仙信仰的兴起。题名为汉光禄大夫刘向撰《列仙传》是现存最早的中国神仙传记[2]。博学多才的刘向（前77？－前6？）是江苏沛县人，他通过讲述从神农时雨师赤松子至西汉成帝时仙人玄俗等71位仙家事迹，构筑了一个神奇怪诞的仙界，来说明世上有神仙，神仙是人通过服食、导引、行气等方术修炼而成的，展示了黄老思想与神仙信仰在江苏大地上的汇合。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江苏分属九江、会稽等郡，当时的一些方士纷纷向秦始皇进言，说海上“三神山”有不死药，于是秦始皇多次派遣方士徐福等入海寻找仙人仙药。因年代久远，徐福的故乡、寻仙事迹、东渡去向等问题至今仍在讨论中，但其中有一说法值得注意，这就是徐福是江苏赣榆县金山镇徐福村人，这里也是徐福入海求仙的出发点之一[3]。江苏既与东部燕齐地区在神仙信仰上是互为背景与资源的，也深受北方仙道文化的影响。这些神仙信仰如何在江苏大地上传播并逐渐成为江苏人的集体意识？只有当我们以江苏文脉作为关联性背景，进行信仰与地域的双重“互观”时，才会蓦然发现，这些早于道教教团活动的神仙信仰奠定了江苏道教的地域文化特色。

第三，江苏东部也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中国道教的创立与黄老道、方仙道在江苏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东汉时，琅琊人宫崇将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献给汉顺帝。据《后汉书·襄楷传》的看法，于吉乃是太平道的初创者之一，与甘忠可一样都是黄老道的信奉者。“《太平青领书》乃是甘忠可《包元太平经》的传本或残本经过信徒们的不断增补扩充，到汉顺帝时由于吉纂集而成的。”[4]于吉之后，张角奉《太平经》，为太平道教主，然而“在张角太平道、张鲁五斗米道之前，天帝使者类道人即已在相当广大的地区从事着各种道教活动，其西至宝鸡，东达高邮，直线距离超过二千三百里，横跨陕西、山西、河南、江苏数省，这还是仅就目前发现的材料而言。”[5]太平道兴起于东部地区，江苏徐州、扬州、连云港也是其活动地之一。五斗米道创建人张道陵是沛国人，据说也是信奉黄老思想的西汉宰相张良的后代，其家乡至今流传着许多有关张道陵的传道故事。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的关系》中就提醒我们注意张道陵的道术可能来自的东部传统：张道陵“顺帝时始居蜀，本为沛国丰（今江苏省丰县）人。其生与宫崇同时，丰沛又距东海不远，其道术渊源来自东，而不自西，亦可想见”[6]。据《神仙传·张道陵》记载，张道陵入蜀创教之前，已在江南生活十多年，在云游各地后，才落脚于巴蜀地区创立教团组织进行传教活动。五斗米道和太平道虽然显世于东汉末年，但随着近年来有关汉代墓葬考古发现中不断有与灵魂不灭意识相关的镇墓瓶、买地券之类的文物出土，其中也包括在江苏地区。[7]这为重新认识道教的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道教是两汉社会中盛行的神仙信仰和黄老思想在广大民众中得到普遍认同后，以“太平世界”相号召而建立道团在东部地区进行传教的结果。江苏是张道陵这么一个创教人物的家乡，也是早期道教的传播地之一。从这一意义上说，江苏东部也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8]

第四，江苏道教既与中国道教的发展同步，也以茅山上清派为中心形成了一些独有的地域性特色。西汉时，相传茅盈、茅固、茅衷自陕西咸阳到丹阳郡句曲山采药修炼，于此得道成仙，故句曲山从此改称为茅山。值得研究的是，他们如何被茅山道教塑造成地域性神灵——“三茅真君”？句曲山如何从一座自然之山发展为有道教第一福地、第八洞天之称的茅山？东晋出现的上清派是以江南士族文人为主体的道派，在修炼方法上，特别重视诵经、思神、服气、咽液等，也兼习金丹、符箓等方术；奉行《上清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结合儒家倡导的仁义孝悌等社会伦理，强调个人的生命修炼以期得道成仙，更适合江南士族社会知识分子精神需要。南朝陶弘景曾为梁武帝时名盛一时的“山中宰相”，但他却以“华阳隐居”为号，在茅山中修道四十年，他通过撰写道书尤其是编写《真诰》梳理上清派的历史，并修建道馆，培养弟子而推动上清派沿着葛洪之路继续向上层化、贵族化和理性化方向发展。唐代时，上清宗师王远知、潘师正、吴筠、司马承祯、李含光等，他们撰写出富有创意的新道书，积极倡导以存神服气为主，辅以诵经、修行功德的上清思想，以茅山为中心的上清派因得到唐代帝王的尊奉，其传播范围远远超出了“江苏”的地域范围，成为唐代道教公认的“上乘”文化成果。元代刘大彬及清代笪重光（蟾光）两次修编《茅山志》，对上清派兴起发展及茅山神圣空间的记录，展现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江苏道教在漫长的历史中培育了许多富有政治眼光和宗教情怀的上清宗师，他们创作的道书和发明的道术不仅成为江苏道教的文化财富，也为中国道教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第五，江苏道教是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交融的产物，体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江苏地处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上，通过移民的步伐各种文化不断地汇聚于此。外来文化既包括来自于江苏周边地区的文化，也包括来自于印度的佛教。佛教于两汉之际来华，不久就传入苏北进行活动。东汉时，彭城是洛阳向东南延伸道路上的一个城市，楚王刘英在此的府邸内居住着由僧人、居士组成的早期僧团。据《后汉书·楚王英》记载：楚王刘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楚王的这种将黄帝、老子与佛陀并祀的做法，既反映了中国人以自己的知识背景来理解外来文化的努力，在推动佛教在江苏传播的同时，也为江苏道教提供了一种中外文化交融的背景。三国时，佛教正式传到孙权建立的吴国首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从此江苏道教与佛教始终处于既冲突又影响的互动关系之中，无论是东晋上清派、灵宝派的出现，还是南朝陆修静“借鉴了佛经的结构，改编了东晋末葛巢甫创作的《灵宝经》”[9]，在建康参与的三教之争，茅山道教与佛教摄山（今南京栖霞山）三论学的互动对道教重玄学兴起的影响[10]，都展现了当时的江苏道教能够以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来汲取各种文明精华，通过创作道书不断提升自己思想教义、戒律科仪和组织制度的系统性，使江苏道教始终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处于重要地位。这也是我们在多重文化关联中研究江苏道教不可忽略的一个文化背景。

第六，江苏道教在东晋及南宋时出现两次创派高峰，都与中国文化的重心南移有关。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使北方中原地区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永嘉年间，一些北方世家大族及流民南下避难，他们在给南方带去了北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技术的同时，既促进了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也促进了各种名目的民间道团来江苏活动。东晋时，江苏道士在对民间道团的批评中而自创道团，出现了以葛洪为代表的神仙道教，还出现上清经、灵宝经和三皇经等三组道经，它们成为中国道教“三洞真经”之源，衍化出以造作道书、传授经法为首务的经箓派。尤其是作为“道门之望”的金陵道士陆修静在刘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活动，“在宋、齐两代，祖述三张，弘衍二葛”，通过“总括三洞，汇归一流”，编定最早的道经总目《三洞经书目录》，促进了南天师道向“意在王者尊奉”[11]的方向发展，为后世《道藏》的修编提供了文献分类的基础。如果说，江苏道教在东晋出现的第一次创派高峰是以经箓创作为中心，那么，在南宋出现的第二次创派高峰则是以法箓运用为中心。南宋时，以龙虎山“正一宗坛”、茅山“上清宗坛”和阁皂山“元始宗坛”三山在江南鼎立，随着精英地方化的发展趋势，传统符箓道教日趋衰落，一些地方性的以内丹融合符箓的新符箓派则不断涌现，其中清微、神霄等道团活动于江苏地区，在使“雷法”成为集各种道术之大成者时，也以法箓推动着融合新旧符箓派的正一道的兴起。明代之后，江苏道教虽然形成了正一道与全真道并存的基本格局，但因江苏道教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双重影响，其内部道派的复杂性又可用“三里不同道”来形容。

第七，江苏道教在明代政治中心的变迁后以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需要而发展。明初定都应天府（今南京）后，明太祖在南京朝天宫中开展敬神祀天活动，为将道教斋醮科仪纳入国家祭祀活动中，修建神乐观培养乐舞生，命制定《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洪武七年（1374）十一月二十三日，臣宋宗真、赵允中、傅同虚、邓仲修、周玄真等钦奉圣旨，编定道门科仪，去繁就简，立成定规进奏”[12]，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各级道录司作为管理道教的行政机构，通过“益人伦、厚风俗”，以期在治国理身、引导世风、教化人伦方面则可发挥出“不教而治”的社会作用。明代葛寅亮撰《金陵玄观志》对南京当时的道教宫观祠庙作了详细分类记载，从中可见，明王朝对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的宫观按其规模分为大观、中观和小观进行系统规划。南京除朝天宫、神乐观之外，还有主祭东岳大帝、北极真武、都城隍、关公、天妃等道观[13]，展现了道教神灵的丰富性以及对江苏社会生活的适应性发展。明成祖即位后不久就迁都北京，南京成为陪都。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北迁，江苏道教虽然从中心逐渐走向边缘，但因供奉各种神灵的道观林立于城镇乡村，各地道团仍致力于在民间向大众传播自己的教义与信仰。明代中叶以后，北方全真道南下，阎祖派以茅山乾元观为驻足地而兴起，茅山道教原有的“三宫五观”中的“五观”放弃传统而逐渐改习全真道。清初，先有全真道龙门派律师王常月从北京白云观来南京开坛弘道，后有施道渊在苏州弘道，笪重光在茅山弘道，冠山支派在苏州传播，长春宫支派在无锡传播，以道观为中心，引导民众每年定时开展法会、香会、庙会、赛神会等民俗活动，又以保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方式来展示道教在江南社会的影响力。

第八，江苏道教以生命关怀的方式来探讨健康养生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三国时，葛玄宣传的仙道文化不仅在句容葛氏家族，而且还传播于江南社会，得到东吴孙权的关注。东晋葛洪撰《抱朴子》以哲学的形态和实证的方法来探索生命之真谛[14]。以葛玄、葛洪为代表的神仙道教既丰富了古代江苏文化的内容，也从养生文化发展出医药知识与科学技术。例如治寒热诸疟方，这是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总结出对治在江南地区流行的疟疾病的药方，其中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15]的详细记载。当代科学家屠呦呦正是改高温提取法为乙醚提炼，成功发现“青蒿素”并将其运用到现代医疗临床中，研制出抗击疟疾的良药，取得了世界公认的科学成果。葛洪健康养生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衣食住行、起居坐卧、精神愉悦等，既带动了中国古代医学、药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也为人体科学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成为后来江苏道教所倡导的健康养生思想的理论依据、实用方法和基本原则，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研究并发扬光大的一种中华传统文化资源。

二、文献资料与问题导向

江苏是中国大陆东部沿海省份，地处于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汇点上，在历史上形成了吴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金陵文化、苏东海洋文化等一批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儒佛道三教的并存互动，促进了古代江苏文化的繁荣发展。从历史上看，神仙信仰早在道教出现之前就流传于江苏大地，道教在创立后就融入到了江苏文化之中，成为当地民众长期以来信奉的主要宗教之一。以茅山为中心的江苏道教既与中国道教的发展大致同步，有其盛衰演变的历史，同时又带有显著区域文化特征。“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16]从文化交流上看，江苏地处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的交汇点上，中心城市南京曾经是十朝古都，早在南朝时就有“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之誉，吸引着南来北往的人们带着不同的文化汇聚到这里，江苏道教也是不同地域文化互动交融的产物。

江苏道教的历史悠久，文化内蕴丰厚，茅山道教及上清派、灵宝派已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如何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全面系统研究江苏道教历史发展和文化特征，以呈现出江苏道教的整体性风貌？如何深入挖掘、系统整理江苏道教的文献资料，以地域文化为线索，在结构编排、史料运用和表述方式上有所创新，这是笔者在研究伊始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正如英国历史学者约翰·托什所说：“历史学家也是用文字来表述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在他们选择研究论题和他们的最终著述两者中，历史学家都或多或少受到他们前辈所记载的内容的影响，他们会接受前辈提供的大多数证据并更具选择性地对一些证据做出解释。”[17]这也提醒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处理问题导向与文献资料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为了厘清并说明江苏曾有哪些著名的道观、道士与道派等，而是借助这些具体微观的个案研究来展现江苏道教文化历史发展与文化特征这一宏观问题，这才是我们在江苏文脉视域下进行道教史研究时始终需要面对的课题。

从行政区划看，清朝康熙六年后，江苏作为江南省的一部分，将巡抚衙门设在苏州，下辖江宁府、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通州府、扬州府、淮安府、徐州府，其范围除上海外与今天江苏省大致相同。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在中西冲突、新旧交替的时代动荡中向现代社会的变迁，清代江苏道教遭遇了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后，对道教采取了排斥与打击的措施，致使南京、茅山、苏州等地的许多道观被毁。民国政府建立后，南京曾作作为首都，既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各种思想文化和宗教的汇集地，古老的道教受到具有维新思想的学者们的批评，许多道教宫观或被毁坏，或改作他用。抗日战争时期，句容茅山道院成为新四军抗日活动点，茅山上的许多宫观又毁于战火之中。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解放南京，不久，江苏全境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江苏分设为南京市人民政府和苏南、苏北两个行政公署。1952年11月，两署一市合并，成立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道教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据初步统计，1949年底，全省大约有道教宫观535座，道士（道姑）5000余人，主要分布于句容茅山、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泰州、南通、扬州等地。[18]自1983年起，江苏实行市管县的行政体制，现设南京1个副省级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泰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宿迁、徐州12个省辖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江苏道教文化传播发展的地域。

从研究资料上看，由于江苏道教的历史跨度大，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将那些已碎片化的史料挖掘出来，然后尽可能地去“面对事情本身”以期复原一个个历史事件？笔者赞同司马虚（MichelStrickmann）的看法：“《道藏》中绝大部分道书都可以被精确地定年，并与其最初的社会背景结合进行有意义的探索。”[19]除了引用“大传统”中的《二十五史》以及《道藏》《藏外道书》《道藏辑要》等正史、丛书中有关江苏道教的资料外，还要利用江苏地方志、道教名山志、道教宫观志等文献，例如《茅山志》《金陵玄观志》《玄妙观志》《穹窿册志》《江南通志》《吴中人物志》等。地方志、宫观志、人物志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道教在历史上的实态，可以为我们研究江苏道教提供一些认识道教人物，了解宫观存废，把握道教与其它宗教关系的历史资料。另外，江苏道教至今还有许多有着悠久历史的宫观依然在开展活动，其中还保留着一些内容独特的碑铭石刻，因此积极进行田野调查，进入宫观，访问道长，搜集散落于民间的道教碑铭石刻、手抄经书、道坛经书、地方档案、笔记小说、宗谱族谱和口述史料，这些“小传统”的民间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也是我们在江苏道教文化研究中需要积极开展的一项资料工作。

如何运用搜集到的各种资料，于历史叙事中展现江苏道教在地域文化中与社会阶层、政教关系、其他宗教和民风习俗在互动中所展现的文化特征？笔者期望在问题意识的推动下，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一方面需要采用整理、归纳、定性等传统研究方法来进行鉴定；另一方面，江苏道教文献一向是历史记载与神话传说并重，在对江苏道教中的重要人物、教派、道书和教义思想进行研究时要利用碑铭石刻等实物资料，并在资料的掌握、解读与运用上希望能抓住三个互相联系的环节：第一，要仔细分析所引历史文献记载本身是否可靠？即文献作者的记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史实，可信度有多高？第二，引用文献所利用的原始资料的问世年代与其所记载的事件相距时间如何？第三，引用的文献是直接、还是间接记载其人其事？是否纯属后人的推测与演释？只有通过微观研究将对文献资料的考量统筹兼顾地串联起来，才能跳出单纯的文本解读的研究模式，通过“寓论断于叙事”，把对人物、事件、道派和道书的态度展现出来，力图以全域思维的思考达到从宏观上勾勒出江苏道教文化史的研究目的。

三、个案研究与整体呈现

江苏道教经过近两千年的曲折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江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道教史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突出地位。如何将道教置于江苏文化和中国道教的双重视域中，广泛搜集有关江苏道教的历史文献、经典道书、地方志、碑铭石刻和民间抄本等，再结合对江苏道教名山宫观的田野调查，以江苏道教的信仰、教派、教义、科仪和道术为中心，对内研究江苏道教因受不同地方文化影响所呈现的地域性差异，对外兼论江苏道教与江南道教、中国道教的互动关系，以期在“个性”与“共性”多元和谐共生中，从整体上展现江苏道教的传播历史以及形成的丰富而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质，既在新时代探索共筑江苏文化发展高地，为江苏建设文化强省提供文化资源、历史依据和思想智慧，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一种思想智慧和文化资源。

江苏作为中国道教的主要传播地之一，在中国道教史中都要介绍到江苏道教的历史、教派、宫观和人物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道教研究的逐渐兴起，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也在不断推进着个案研究向精彩与深入发展，已有一些关于江苏茅山道教、苏州道教、泰州道教的著作出版，还有一些研究江苏道教的人物、经典、道派、科仪、宫观等专著与论文发表。尤其是近年来，对以上清派为代表的茅山道教的研究、对上清经、灵宝经的讨论、对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人物的研究、对江苏道教宫观、神灵信仰、民间道坛、斋醮科仪的研究等，有的已成为国际汉学中的一个研究方向，取得了覆盖面较广的丰硕成果，但在道教经书、人物思想、道派传承、宫观兴废等问题上，尤其是江苏道教与其它宗教之间的关系等，还留下了一些可突破与拓展的空间。

对江苏道教文化史的研究而言，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在个案研究与整体把握的关系中，联系江苏道教所赖以生存的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态环境来全面展示江苏道教的兴起、发展的演变史，深入研究道教与江苏地方社会中的不同社会阶层生活史之间形成的互动关系，从教派历史、思想理论和文化特点的发展趋势和基本轮廓中系统全面地展现江苏道教文化的历史，以大传统与小传统相结合的文化视野，将江苏道教放到与江苏文脉的互动关系中，尤其是通过探讨皇室贵族、士族文人、普通民众的文化喜好和生活方式来深入探讨江苏道教与地域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社会史的角度探索道教学术研究的新路径。

近年来，随着历史研究专门化程度的深入，地域史的研究方法正在逐渐兴起。“地域”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其内含着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思考。如果说，“地方（local）”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地理概念，那么，“地域（locality）”则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划定其边界线的空间领域，而是根据一系列复杂且变动中的行政体系、社会关系、民族文化和时代条件形成的人为概念，虽然这是研究者从“外部”来加以界定的，但却是以“本地人”的活动为基点，从社会生活史来探讨本地域内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演变历史。因此，以江苏为背景所进行的道教文化研究，也是将“历史”与“地域”进行一种时空动态结合的一种探索。

从研究方法上看，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比较宗教学的方法，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以江苏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背景，深入解读道教在日常生活世界、宗教信仰层面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领域中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通过历史与逻辑、微观与宏观的辩证统一，以个案研究来深化对江苏道教的演进轨迹和内在脉络的研究，以此来展现江苏道教的文化特质和精神价值。

从人物研究看，历史上江苏道教高道大德辈出，好道的文化人不可胜数。从籍贯上看，在江苏活动的道士可分两部分，本省籍的和外省籍进入江苏活动的。从活动区域来看，有在江苏和不在江苏活动的，例如，杜光庭等虽没有来江苏弘道，但却通过间接地传承或弘扬上清思想并培养弟子而有益于江苏道教发展。为了从整体上呈现江苏道教的历史进程，我们依然会展示那些与江苏道教相关的人物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从宫观研究看，根据我们从历史文献、地方志和田野调查中的文献资料整理和田野调查，江苏历史上曾出现许多大大小小的道观，我们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搜集、整理出近1000座位于江苏各地的道教宫观资料，其中有明确创建时间的是400多座，其中又约有40%创建于明初、明中期。据目前江苏道教协会官网上统计，截止2022年底，江苏省批准开放的道教场所有177所。

我们通过调查还发现，江苏道观的分布极不均衡，有“第一福地、第八洞天”之称的茅山是响誉全国的道教圣地，汇集了九霄万福宫、崇禧万寿宫、乾元观等历史悠久的著名道观。属于吴文化的苏州地区有几十所道教场所，道观密集度居江苏城市道教场所之首，形成了独特的吴地道教的文化传统。[20]从苏南至苏北，道观数量呈现递减态势。如何以道观为基点，借鉴宫观志、名山志、地方志等文献资料，来展示江苏道教宫观的发展史，也是一项重要的研究任务。

从地域文化看，如果道教场所的数量与信教人数一般成正比关系，那么，江苏信仰道教的信众主要集中在苏南，苏中与苏北相对较少，苏南则主要分布在跨句容、金坛的茅山和太湖流域的苏锡常地区，一个占据着山，一个围绕着水，一山一水构成了苏南道教的中心，连带着长江、运河流域城镇中的零散道观，千百年来构成了江苏文脉中的道文化发展的清晰线索，既以一种特殊的样态丰富了江苏文化的内容与形式，也成为江苏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从社会影响上看，以茅山为中心的江苏道教既与中国道教的发展大致同步，有其盛衰演变的历史，同时又带有显著的地域文化特征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对于道教文化在江苏各地的具体分布，也需要我们通过个案研究再进行总体把握。“像这种对特定时期、教派、人物个案的研究越是丰满，当然就越有希望导致全面的道教史的最终产生。”[21]我们期望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来展示江苏道教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特征，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推进中国道教研究深入发展，通过对江苏道教文化的整体研究，来加深对江苏文化的地域特点以及江苏人的精神风貌的把握。

笔者力图将江苏道教文化置于江苏文化和中国道教的整体视域中，以地域文化为背景，以江苏道教的历史发展为经，以道士、道派、道书、道观、科仪等文化形态为纬，根据文献资料、考古发现、碑铭石刻等，以经纬交织的方式，采用社会生活史的方法，力图从社会政治的表象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对江苏道教的历史发展与文化特征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但如何将具体的个案研究与江苏道教文化的整体把握相结合，这也是在写作过程中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注释：

[1]（清）王谟撰，习罡华点校《江西考古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页。

[2]有关《列仙传》的作者，旧题为西汉刘向撰。葛洪《神仙传》、《隋书·经籍志》也著录“题刘向撰”，但由于《汉书·艺文志》只录刘向撰《说苑》、《新序》、《列女传》等，独无此书，故后人疑其为汉魏间文士托刘向名所作。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刘向作《列仙传》是可信的，例如福永光司：《刘向と神仙——〈列仙传〉の著作》（《道教思想史研究》，岩波

书店，2002年，第313-314页）就具有代表性。

[3]罗其湘、汪承恭：《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光明日报》1984年4月18日。

[4]李养正：《道教概说》，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5]王育成：《东汉天帝使者类道人与道教起源》，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6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96页。

[6]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7]刘屹以一览表的方式对汉魏六朝告墓、买地、镇墓材料作了细致的排列，从“出土地”看，东汉之前，江苏已有三例：１、本始三年（前71）江苏邗江，王奉世墓出土告墓牍；２、熹平五年（176）江苏扬州，刘元台墓出土的买地砖；３、东汉中后期江苏高邮，鬼名天光墓出土写有天帝神师、北斗君的镇墓木简。东汉之后，随着三国时吴国在南京建都后，江苏有十六例。（参见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中华书局，2005年，第18-42页）

[8]孙亦平：《历史与神话双重记载中的张道陵——以江苏沛丰文化为视角》，《宗教学研究》2022年第3期。

[9]王皓月：《佛经三分结构及其对道教〈灵宝经〉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5期。

[10]孙亦平：《摄山三论学派与道教重玄学初探》，《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1期。

[11]《广弘明集》卷四，《大正藏》第52册第112页下。

[12]《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道藏》第9册第1页。

[13]（明）葛寅亮：《金陵玄观志》第四卷，南京出版社，2011年。

[14]孙亦平：《葛洪与魏晋玄学》，《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１期。

[15]《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卷三，《道藏》第33册第29页。

[16]唐力行：《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7]［英］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吴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18]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宗教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19]［美］司马虚：《最长的道经》，《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中华书局，2002年，第201-202页。

[20]孙亦平：《吴地道教概述》，《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

[21]［法］傅飞岚：《西方学者道教研究现状综述》，徐克谦译，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６辑，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344页。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23年第12期）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