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魂落魄》，看到这个书名，我立刻联想到它在文学上的意味。从纯文学的角度去写，重点当然在“失落”二字，英文大约可以译为“TO LOSE”。至于谁失落，失落了什么，怎样失落的，失落到何等地步，……恐怕一万个作家会有一万种写法，都未尝不可。

但是，当我翻开扉页读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出乎意外，这竟是一本“奇书”，一本文学笔法的以传统道教文化观念为主的“教科书”。换句话说，全书的重点，在于“魂魄”二字。因此诸如什么是“三魂”，什么是“七魄”，什么是“鸩鸟”，什么是“姑获鸟”、“鬼车鸟”，以及“上身”、“降头”等等……举凡传统道教术数的种种概念，在词典中枯燥无味，令人难以理解、难以详熟的名词术语，在这本书中都融会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里，生动形象地给予了解释。如果想了解道教术数在生活中是如何运用的，这真是一本不错的“教科书”。而且，对相关知识把握之准确，不是可以轻易替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哪怕有一万个作家，大约也只有这一种写法。

还不仅如此。除《失魂落魄》本册书名之外，作为一套连续的小说，还有一个总名称：“因果的故事”。这几乎已经明确告诉读者，作者要以故事来讲因果，以生动形象的人物、情节来演绎抽象的因果大道理。因此，不妨又可以称之为“哲理书”，这就比“教科书”更高妙了。

说到哲理，使我想起中国的孔圣人。他的许多话人们都忘记了，但是，遇到谈鬼论神的事，常常引用的却还是关于老夫子的一句名言：“子不语怪、力、乱、神。”在这里孔子仍是榜样，他的典范形象是不谈论怪异、暴力、迷乱、神秘的事情。孔子谈什么呢？谈“克己复礼”，即君臣父子夫妻朋友的人伦大道理：谈“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文明人类应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谈“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即……，即什么？为什么“获罪于天”，就“无所祷也”？以圣人的身份，当然是有所谈而有所不谈，圣人没解释，看你听者的悟性。

于是明代有个善悟的聪明人，又是大学者，名叫袁枚，针对这“无所祷也”的现象，特地写了本书，书名就叫《子不语》，专谈圣人不谈的那些事。

到了西元60年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突然提出要看一点“不怕鬼的故事”。虽说也是“微言大义”，借题发挥，剑锋另有所指，但在当时，上上下下，谈鬼说神，毕竟热闹了一番。人们也似乎明白了，“鬼”并非不可谈，关键在于为什么而谈，谈的水准如何，是否能做到既有文采，又寓深意。

能做到这一点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大约以《聊斋志异》为极致，几乎篇篇有鬼，段段见狐，魑魅魍魉，怪力乱神，比比皆是。然而，由于蒲松龄妙笔生花，含咀英华，言近旨远，很少听到有人指斥蒲松龄在“搞迷信”。人们不仅从书中得到惊险、诧异和愉悦，而且会提高审美情趣、端正是非观念、增强因果理念。尤其是对于因果理念，蒲松龄像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坚定地予以推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成为所有故事的不可动摇的内在逻辑。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在《子不语》中，在《不怕鬼的故事》中，在《聊斋志异》中，都回答了这是为什么。很简单，就是两个字：因果。因果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祷告又有什么用？

因果，是世界上所有正常思想、正常意识、正常社会、正常政体、正常宗教都不可忽视和违背的根本逻辑。“已作不失，未作不得”。不承认因果，思想、意识、社会、政体乃至于宗教，都会失去常态而陷入混乱。

善业应有善报，而在非常的外力之下，反倒出现“恶报”，这个过程就构成了另一种“恶业”，结果更大的“恶报”便接踵而至。

中国大陆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好人受到迫害，使更多的人们怀疑作好人有没有必要。于是，不想作好人，居然成为一种理直气壮的思潮，而想作好人，却往往被视为“傻帽”。人们痛恶社会风气的败坏，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正是因果不相应的必然恶报。在一些具体的因果循环中，这种因果不相应同样带来恶果。譬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教书匠不如修鞋匠。”复杂的脑力劳动之所得，赶不上简单的体力劳动。于是，医生不好好看病，老师不好好教书，医生和教师也不再成为人们向往的职业。但是没用多久恶果便显现出来。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当他们生病时，当他们的子女需要得到良好教育时，他们感到自己在不断地遭受伤害。为了避免伤害，他们自觉地或被迫地给医生或教师“上贡”、“送红包”。一时之间，这成为社会舆论抨击的最突出的“不正之风”之一。但是这种“不正之风”却无法真正刹住，因为这恰好是对恶果的“正报”。此后，渐渐的，医生或教师的待遇发生了变化，剃头匠或修鞋匠重新回到了与医生或教师无法相提并论的地位上。当医生或教师的报酬渐趋合理时，“送红包”的不正之风早已悄悄地相应减弱下来。认识这一过程中的总体的因果关系，对我们理解“众业”与“个业”的关系，会有很大启发。

恶业应有恶报。如果一定要以外力加以改变，也不会有好结果。

佛教在这方面明确认定，业力，是神通力所无法改变的。“若问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问来世果，今生做者是。”无论是否相信三世的轮回，这种前因后果的趋向，应该被接受为一种必然。

然而，如果空洞地讲述这些大道理，“言而无文，其行不远”，很难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以至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人行邪道仍然得不到匡正。因此，中国从上古时代就明确地提倡：“神道设教。”神道，不是为了制造迷信，而是为了设定一种教化的方式。这也是针对人们接受教化的客观状态而不得不采纳的。孔子讲：“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许多人不爱听，认为侮辱了下层民众。其实，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在文化得不到普及的古代，这何尝不是不诤的事实。对于“下愚”，并非鄙弃，而是因势利导，努力教化。我想，这或许倒是孔子强调“下愚”之存在的本意。

为了说明因果，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轮回观念。我们过去对轮回观念的消极意义讲的多，特别是讲唯物论或自然科学的人们，对轮回观念更是直斥为迷信，不屑一顾。

其实，轮回观念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是一种十分积极的精神力量。轮回观念寄托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不屈不挠的追求，九死而不悔的坚定信念，历尽艰辛必有所成的乐观精神。死亡，对具有轮回观念的人们说来，并不是奋斗的终点。鞠躬尽瘁，死而不已，乘愿再来，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也是无所畏惧的。

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在轮回的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个人承担着一切言语、行为、意念所造下的后果。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一切言语、行为、意念承担永远的责任，不需要任何外力监督，不需要任何法纪约束，不需要任何道德规范。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弃恶从善，克己慎独，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比起没有任何责任感，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某些社会观念来，轮回观念对于人类社会的积极意义岂不是显而易见的么？

对于一个需要稳定发展的社会而言，正信比迷信好，迷信比什么都不信好。对那些什么都不信的人们，要引导他们有所信。当然，也别改成只信钱。而对那些迷信的人们，要扶正祛邪，以正信引导他们摆脱迷信。

正与邪的分野在哪里？

借用禅宗的一段“野狐禅”公案来回答，可以说，邪，便是“不落因果”；正，便是“不昧因果”。

什么是“不昧因果”？

大道理无须再空讲，眼前这本书不仅是“教科书”、“哲理书”，更是跌宕曲折、绘声绘形、令人难以释手的“文学书”，因此，且把这“因果的故事”翻开，且将这《失魂落魄》的小说细读下去，且惊且惧，且喜且异，掩卷之余，且慢慢回味。如果仍难得三昧，是否再来读读我的这篇拙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