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对净慧法师表示感谢，给了我这次机会，能够和大家亲近，能来到这个地方做一次演讲。我今天站在这儿是非常激动的，因为7年前来的时候，这儿只有一个大殿，后面这些房子都没有。我记得法师当时指着后边说：将来这儿会有什么样的殿堂、那儿会有什么样的殿堂。我们都认为那只是一句话，像一阵风吹过去了。但是这阵风吹过以后，涌现了这么多的楼阁，好不辛苦，好不容易，我非常感慨，十分敬仰。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法师的这一片慈悲苦心，他费了10年的心血给了我们今天能在这儿讲课和听讲的机会，我想再一次对法师表示感谢。

其次，我要感谢在座的诸位。中国有13亿人口，能够发心、能够有机会来听闻佛法的还不是很多。我觉得在座诸位是有福报的，这个福报要感谢谁呢？要感谢我们的佛陀，感谢我们的法师，其次就是要感谢你们自己，因为你们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作为老师，诸位能够坐在这里听我讲课，我也要对你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为什么要纪念“二千年”

我今天讲的是即将发表在《法音》、《佛教文化》杂志上的社论内容。社论中包含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思想，也包含了净慧法师、吴立民先生以及其他人的一些思想，只是由我来执笔。

首先，为什么要纪念二千年？我经常想，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认真对待历史的好传统。作为一个绵延不绝的民族，有文字明确记载的历史，世界上只有中国，只有中华民族，而且中国把这个历史传统和佛教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大家都知道，佛教发源于印度，但13世纪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在印度的土地上很久很久见不到佛教的踪迹了。在中国大地上。佛教不仅生了根，并且得到了非常壮大的发展，非常辉煌的创造。也就是说，佛教起源于印度，发展于中国。

前几天在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赵朴初会长、净慧法师做了很重要的发言，在发言中都回顾了我们中国佛教的历史，同时强调了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我最近发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不了解中国佛教，误认为佛教是在印度，甚至现在印度还有佛教，很兴盛，还一直像唐玄奘去印度时候的样子。我们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都这么想。而这样的事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许多人对历史缺乏深刻的认识。中国佛教虽然继承了印度佛教，但是它有别于印度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是世界上唯一的从两千年前到现在延续不断，而且是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佛教。今天开宗明义讲这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将来能够向更多的人传播这个最起码的历史知识。

为什么要认识历史？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理智的民族，他的理智起源于什么地方呢？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历史的重视。相比之下印度人的历史并不明确。印度过去有一些经典，但是印度没有像中国这样系统的历史记载和史书传布，所以他的古代历史是很模糊的，年代也很模糊。他在我们汉代以前的历史划分，在相当程度上要通过中国翻译的佛教经典，反过头来印证印度的历史。中国这样重视历史，就使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

我们大家知道最近有一种与正法唱对台戏的邪教，就是所谓的“法轮功”。“法轮功”里面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李洪志这个人，他歪曲了历史。然而一些人却迷信李洪志，假如这些人了解一些最基本的历史常识，就不至于相信这些邪门歪道。所以不管是从正的方面还是从反的方面，我们都有必要强调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当然，佛教的思想并不是李洪志这样的一、两个人所能歪曲的，因为佛教从释迦牟尼创教以后，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进入中国以后的两千年，它融注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国人学习了佛法、皈依了佛教以后，自己的智慧得到了开发，而且把佛教进一步地发展了。这是我们中国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地方。这样多的人，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所创造的这样一个思想体系，绝不是某几个人耍一点小花招就能够破坏掉的。对历史有一个清晰地把握，我们就会知道佛教的伟大和悠久，就会知道某一些人的胡言乱语根本不值得一听。

“二千年”的起点

不久前，在一次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扩大会议上，大家就中国佛教千年的问题进行了反复地讨论，最后达成一个共识：依据中国正史的明确记载，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到今年正好两千年。当时大月氏使臣伊存来到中国，向中国的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这件事在史书上虽然只是寥寥地一笔，却十分清晰地记叙了两千年前在中国的首都长安发生的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幕。

赵朴老在新闻发布会上，十分明确地指出：在西汉末年“伊存授经”之后，佛教在中国的上层社会得到了传播。他特别提到了东汉初年汉明帝的弟弟楚王英，他就信佛。永平八年(公元65年)楚王英向汉明帝奉绢帛时表示：我如果有过错的话，希望能够得到赦免。于是汉明帝正式下诏，诏书在中国历史上有明确地记载，写道：像你这样肯奉佛的人，有什么罪过呢，你奉上来的东西，我重新还给你，希望你把它们用作对佛教的供养。这是皇帝下的诏书里明确提到给佛教做供养的第一次记载，我们这次就有很多人发心，来做生活禅夏令营的供养，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事在将近两千年前就由皇帝下诏书做过。

这件事发生在“伊存授经”之后67年，当时在国家上层，从皇帝到他的弟弟，都已经对佛教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知道对桑门(沙门)做供养。但是历史记载中没有留下更多的史料，对于当时那个地方佛教发展的情况无法获得详细的了解。赵朴初会长曾经写过一首诗：“四海颂一马，千秋护两坟。若教梼杌在，应记楚桑门，”第一句说四海之内大家都在歌颂一匹为我们驮来经典的白马，第二句是指迦叶摩腾、竺法兰这两位高僧，他们的坟墓在洛阳，千秋万代得到中国人的守护。第三句中“梼杌”就是过去楚国的代称。大家知道我们很早的一部史书叫《春秋》，“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楚国的历史书就叫做“梼杌”。如果楚国的历史书还在的话，那一定会记载着楚国桑门，即楚国沙门、和尚活动的情况。

从“伊存授经”到“楚王奉佛”，再到世传的明帝“永平求法”，这样一个传和求的关系，恰好构成了中国佛教初传时期的第一轮重要往来。这种传和求的关系不仅发生在中国和印度之间，而且发生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比如中国和朝鲜，整个朝鲜半岛上的佛教都是由中国僧人来传，他们来求。再进一步地向东，发展到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在佛教的传播历史上，这种传和求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和平、非常理智、非常友好的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的深厚友情。亚洲国家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不仅没有流过一滴血，而且使各国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和其他宗教的传播有很大差别。我们在回顾佛教传播的历史传统时，应当思索怎么样把这种友好、理智的传播方式借鉴于今天，使佛教得到更广的、重新的传布。

历史分期的意义

关于中国佛教历史阶段的划分，在学术界、宗教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0多年以前，我与一位老师闲谈时有过这样一个感受，就是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换句话说，学术界、佛教界有很多人“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他们的工作有什么意义？我们过去不太清楚，现在也不太清楚，只是约定俗成地认为知识分子很重要，但是为什么知识分子重要？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每一个人，当你在这个世界上出生的时候，不管你前世如何、后世如何，你的全部的思想是一句一句、一段一段、一天一天从别人那里慢慢地输入到你的头脑里，就好像电脑一样不断地被加入内存。那么，知识分子就是给你设计软件的。每一个人真正要启发智慧，产生自己的一个想法很不容易。大家仔细想想，假如每天100个念头，有99个跟别人没什么区别，都是在自己以前得到的东西里面转，而且是否正确也值得怀疑。知识分子不断地制造软件，这里面有善法，也有恶法，也可能造了一个错误的东西装到别人的脑子里去了。所以对历史的分期，看起来是几个知识分子的学术行为，似乎和大家没有关系，其实不然，因为任何一个分期，都有一个最起码的主观倾向：分期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让我来做历史分期，我就希望能够由此对佛教有一个正确地认识，不是消极而是积极地面向历史、面向未来。因为我认为佛教过去是有生命力的，她现在仍然有生命力，未来的生命力应该更旺盛��这当然是我主观的想法，我需要从对历史的认识中看看有没有道理。但是也有些人对历史的分期，从出发点就与我们不同，认为佛教是迷信，希望看到宗教马上就消亡，那么他们也要从历史上找到依据，证明佛教走到今天已经是穷途末路，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分期。他们设计了这样一个软件：佛教传入中国有一个发展周期呈一个倒锅形，把唐朝佛教置于锅底最高点，叫做“高峰期”，然后就一直走下坡路。按照这个理论，唐朝以后到今天一千多年，这下坡路也差不多该走到头了。特别是近百年来，民生凋敝，民族受到欺辱，佛教和我们的国家一样受了很大的磨难，在这个时候说佛教不行了更容易被大家所接受。不管这些学者是有意或无意的，客观上就造成了这样一个效果，对此种观点我们认为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所以今天要讲另外一种分期方式。

我认为人类的历史是阶段性地向上发展的，宗教不会离开人类社会，它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表现方式。那么佛教也是如此，只要能适应时代的转变并保持自身的根本，中国佛教就必然会踏上更高的阶段。我曾经提出过一个“破棉袄”论。宗教就像一个善良的人，经过漫长的冬天，身上的棉袄难免变得破旧了，新春天到来的时候，这个善良的人要赶快换件新衣服。所以我们不要盯着那件破棉袄说三道四，要看到穿破棉袄的人并不坏，是个好人。通过回顾历史，我们也能真切地发现，中国佛教始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创造，适应着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民众，按佛教的说法是“随顺众生”、“逗机说法”，既保持了佛教最根本的真谛，同时又能够适应新的社会，为新社会人们的净化、进步做出卓越的奉献。

回顾“二千年”

在中国佛教二千年之际，让我们且以千年为周期做一次回顾。从西汉“伊存授经”(公元前2年)到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在这一千年中，佛教用了582年的岁月度过早期的“译传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吸收印度佛教经典的滋润，一部部经传进来，不断地被翻译，而且大家为了理解佛经，出现了很多的学派。每一个经师对每一部经做深入地研究，并用一生的时间来讲说一部经。在研究过程中，中国人的智慧就逐渐地渗进了佛教的思想，而佛教的思想又使中国人的智慧不断地提升。

中国佛教583年之际，隋朝建立，从而进入了号称鼎盛的隋唐佛教时期。中国人的创造性就出现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开山祖师��智顗大师，他把580多年以来各种各样的经典的思想体系做了一个归纳，在他之前虽然早就有人做这种工作，但是真正系统的、产生深入影响的，他是第一个人。从智顗大师开始在唐朝几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佛教的八宗都出现了。中国佛教各宗充分发挥了中国人的创造性和协调性，这个时期可称为“创造阶段”。

有人把唐朝作为中国佛教的顶峰，我认为是不合适的。但是唐朝确实出现了一个非常辉煌灿烂的局面，就叫做“诸宗并起，谋求一统”。各个宗派从不同的角度去阐明佛法，虽各以某一经典立宗，但并不排斥其他宗派所持的经典和理论，这是和其他宗教不同的。佛教的各种宗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说每个宗派都可以代表佛教的整个体系，希望通过它让信众能够深刻地理解佛教，目的不是去排斥其它宗派。所以唐代末期佛教诸宗在相互之间更深了解的基础上也有相当地融合，这种从不同角度对佛教的发展以及各宗相互之间的了解造成了佛教思想一个博大的局面。

在唐代佛教内部各种流派的融通尽管比较充分，但在儒、释、道三教之间相容却十分不足，出现了“三教鼎立”的局面，所以唐后、五代前多次有灭佛的现象出现。中国佛教进入第十个世纪的时候，陷入一个巨大的劫难，很多佛教的经典损失殆尽，像天台宗、法相宗的主要经典几乎都已失传。

在第十个世纪后半叶，北宋王朝建立，佛教又重新走上了复兴，这次复兴开创了新的千年的局面。历史就是这样的巧合，这样的让你不可思议。第二个千年是以宋真宗亲制《崇释论》宣告开始的。他在位时大力提倡佛教，曾亲自为《四十二章经》做注。当时的佛教由政府建立了对出家人的严格考核制度，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背诵经书。当时与北宋王朝同时存在的西夏王朝、辽王朝对佛教也是非常地推崇。各种主要的宗派都得到恢复和发展。仅在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全国僧人总数已达39.7615万人，尼众6.124万人，总数加起来超过了45万人，远远超过唐武宗毁佛时强迫天下僧尼还俗的总数26.05万人。而根据去年国务院《白皮书》上公布的数字，我们现在的僧尼总数是20余万人，还远远没有达到宋代的水平。

宋代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佛教发展的阶段，佛教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地走进了中国社会。宋代以后，文学、文艺作品中佛教的思想和内容越来越多，表明了佛教越来越贴近社会，深入人心。比如元代的“目连救母”戏、清代的名著《红楼梦》等，都渗透着深刻的佛教思想，形成了和中国文化融为一体的中国佛教文化。我们说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三大精神支柱之一，原因就在这里。宋、元、明、清一直到西元1898年，我们把它叫做“融合阶段”。经过这900年的历程，到了清末，佛教的普及达到了“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只要有中国人在的地方，就有佛教的踪迹。

恰恰是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社会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劫难，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上个世纪末，中国遭到了列强的欺辱，佛教也进入了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比如民国初年“庙产兴学”对中国佛教是一个很大的摧残，这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所做的决定，引起了中国佛教界极大的抗议，它所遗留的问题至今都没有解决。经过了从本世纪上半叶一直到80年代，就像第一个千年那样，黑暗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从清末、民国初年开始，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锐志改革的人，他们不仅要改造中国的社会，而且要使中国的佛教适应新的时代，走向新的世纪，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超越阶段”。在开启超越之风的人物中，有一位杰出代表就是谭嗣同。今年是“戊戌变法”一百年纪念，我们知道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信佛的，他们中学佛最坚定、并以佛教的大无畏精神献出生命的就是谭嗣同。他写了一本书叫《仁学》，名称虽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但其主旨恰恰是被他称为“革命力量”的佛教的思想。这本书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宗教革命的明确宣言。谭嗣同是在家人，在僧侣界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比如提出“人生佛教”的太虚大师，以及与柏林寺有密切关系的虚云老和尚。这些人物为使中国佛教从封建时代转变到一个新的时代，适应新时代继续弘扬佛法、服务社会，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努力。

我们现在正处于“超越阶段”。我们今天在柏林寺参加生活禅夏令营，也是对过去的一种超越。我们可以有充分的信心，在我们中国佛教迈入了第三个千年的时候，中国佛教从此一定会走向新的辉煌。

展望百年

对于中国佛教走向辉煌不是一种情绪，我们是有依据的。我认为应该发挥中国佛教的五个优势，这五个优势恰恰是中国佛教的五个特点。把握住了这五个特点，在新的百年里我们就能创造新的辉煌。

一、与民族国家的协调适应。中国佛教在保持纯正的佛教基本教义的同时，从来都不脱离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而去寻求单纯的自我解脱。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比如净慧大和尚，我认为他是现阶段僧侣中出色的代表，他的行为就是现身说法，是中国佛教与民族国家相适应的活生生的体现。那天新闻发布会上净慧法师有一段精彩的讲演，他把佛教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说，如果文化大革命不结束，如果没有邓小平改革开放20年，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所以我们学佛法的时候，爱教与爱国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佛教徒一定要注意，用传统的话讲：“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不能和社会主义社会很好地适应，佛法就不能昌盛。所以我们提出来在中国迈向未来百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之际，中国佛教应以般若圆融的法性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为祖国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独特的贡献。今天大陆和台湾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但是佛法不分台湾和大陆，佛教在祖国的统一上有一种巨大的、潜在的凝聚力量，在联系台湾、香港等地上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三大语系的团结统一。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因为宗教而发生过战争，中国民众对三大语系尊奉如一，三大语系则互尊互敬，这是民众之福、民族之福、国家之福，值得骄傲。中国佛教有一种宏大的包容精神，这在未来的百年中将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做出贡献。

三、文化艺术内涵的丰富深厚。二千年的中国佛教留下了无数的瑰宝，而我们今天在这一点上应有新的创造、新的努力。

四、对生、老、病、死人生际遇的终极关怀。“生活禅”就很有意思，倒过来念就是“禅活生”，禅是活泼泼的、活生生的，还可以念成“活生禅”，活着才能生禅。禅关心的是我们每一天的24小时，叫做六时吉祥。佛法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活了，佛法才能走向社会，才能出现新的生机。最近我们在搞一个试验学校，其中有一个口号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要造就有生命力的载体。文字、经典是一个载体，它没有生命，必须造就有生命力的载体，就是人。人把传统文化吸收下来，而且要有创造、发展。佛法也一样，要造就有生命力的载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法的弘扬不仅靠出家众，在座的各位在家众也有同样的责任。今天净慧法师说你们是教团的一部分，大家要注意这句话。以前没有人这样强调过，四众弟子只是泛泛而言，今天强调你们是教团的一部分，那么大家都有责任，要从自身做起，体现佛法。

五、对亚洲、世界的和平进步发挥影响、做出贡献。中国佛教的昌盛与此有着密切地联系，我们自己做好了，就是对亚洲、对世界的贡献。

（说明：本文是作者于1998年6月在河北柏林禅寺的一次演讲，经修改后分别在《法音》1998年第7期、《佛教文化》1998年第4期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