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浙江义乌双林文化是以傅大士崇拜为核心，由寺院文化、僧团文化和居士文化三者有机统一的综合性佛教文化形态。它是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长期融合的产物，同时也是居士阶层在中国佛教发展中影响、作用和价值至关重要的体现。其文化内涵丰富，蕴含着超越历史、超越信仰、具有永恒价值的生活智慧和美德，成为义乌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义乌；双林文化；傅大士

浙江义乌双林文化是中国佛教文化中特点鲜明的重要一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直到今天，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双林文化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持久的影响力和广泛的适应力。我们本着服务现实、面向未来、古为今用的原则，在全面认识、深刻理解双林文化的基础上，开发双林文化的丰富内涵，弘扬双林文化的精华，促使双林文化成为密切人际关系，提高道德修养，推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发展的精神动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重大社会价值。

研究、开发和弘扬双林文化，历来受到义乌市的重视和支持，并且已经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认识和理解双林文化历史内涵和现实价值方面，许多学者，尤其是义乌当地的多位专家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本人在吸收和借鉴已有重要成果的基础上，拟对双林文化的基本结构、丰富内涵和当代价值发表粗浅认识。

一、双林文化的基本结构

双林文化本质上是宗教文化，是依托双林寺形成的一种综合性佛教文化形态。就其基本结构而言，双林文化由寺院文化、僧团文化和居士文化三部分组成。

第一，双林寺院文化

双林寺是双林文化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双林文化产生和发展的依托，没有双林寺，也就没有双林文化。因此，寺院文化是双林文化的第一个重要内容，认识、理解双林寺就是认识、理解双林文化的第一步。

双林寺的建立、兴盛和初期发展，始终与傅大士的修行实践、社会活动和弘法历程密切联系。普通元年（520），傅大士在双梼树下结庵修行，成为创建双林寺最初因缘；梁中大通六年（534），当地施主贾昙颖（470-565)为傅大士捐献土地建造双林佛殿，成为建造双林寺的先导；大同六年（540）已经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傅大士获得梁武帝诏许，在当地民众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下，正式在云黄山建立起双林寺。得益于这种殊胜因缘，双林寺一开始就与居士群体建立了密切关系，一开始就得到梁朝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从梁到隋的100多年里，双林寺先后得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呵护和照应，先后拥有历朝数以百计的王公大臣充任虔诚檀越和得力护法。

直到宋代，双林寺依然保持着相当大的规模。英宗治平三年（1066），御赐“宝林禅寺”匾额，徽宗大观二年（1108），赐田十顷。南宋宁宗时期，成为禅宗五山十刹之一。南宋鼎盛时期，寺院僧人达到数千人。历元明清三朝，双林寺几经兴废，依然知名于国内外。在将近1500年的历史上，双林寺有过“天下第三，江浙第一”“浙东大刹”“震旦国中庄严第一”等美誉。双林寺之所以能够持久兴盛，之所以能够在许多历史阶段保持较大规模，是因为双林寺具有了持续发展的社会信众基础、经济来源和政治保障。

寺院是信徒们的生活场所、联谊场所、修行场所和弘法场所，是信徒们心目中的神圣领域，是佛教艺术品的珍藏地。寺院中的香火是否旺盛，直接反映佛教的兴衰消长。研究任何时期的佛教，都不能不关注寺院和寺院文化。由于傅大士与双林寺有着特殊关系，双林寺院文化具有了以居士为寺院、僧团创建者和精神领袖的特点，这也就决定了双林寺院文化是一种能够超越佛教宗派界限，能够全面继承佛教文化遗产，能够包容各种思想潮流，能够最大限度为在家和出家信徒共同接受的与时俱进的文化形态。研究双林独特寺院文化的各个方面，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双林僧团文化

双林寺历代不乏高僧大德，有些历史阶段还拥有规模庞大的僧团。关于双林寺组织、制度、人物、事件等方面的内容，属于双林寺僧团文化的内容。这是双林文化第二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双林寺僧团文化的特点很多，可以从不同方面予以归纳和总结。本文认为双林寺僧团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奉傅大士为僧团的实际创建者和精神领袖。

佛教寺院无论大小，都会拥有数量不等的在家信徒，也就是居士群体。居士为寺院僧众提供生活资料，提供政治庇护，同时也是寺院领袖或高僧大德的信仰者、追随者。这是佛教寺院僧众与在家信众的一般关系，双林寺也不例外。在不同历史时期，双林寺僧团拥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数量不等的居士群体。但是，双林僧团从创建之初，又有着其他寺院僧团不具备的与居士的独特关系。傅大士作为居士群体代表者，不仅是双林寺的实际创建者和领导者，也是这个寺院僧团的实际创建者和领导者。傅大士修行10年，跟随他修行的出家在家弟子很多，所谓“门徒肃肃，学侣诜诜”，最初的双林僧团主要由他的出家弟子组成。另外，在以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傅大士始终是双林僧团的精神领袖。尽管双林寺历史上出现过许多高僧大德，还没有哪位出家僧人在社会影响力方面，在受崇拜程度方面，在佛学理论创造方面超过傅大士。

由于把居士作为精神领袖，信奉傅大士弘扬的佛法，自然就最大限度地杜绝了门户之见，消除了宗派壁垒。从本质上说，双林僧团文化是一种把在家人和出家人的信仰、需求完美结合起来的佛教文化，是以居士佛教思想为主导而发扬光大起来的佛教文化。

双林僧团具有积极开拓的精神，具有对外开放的气魄。隋唐时期，中国从最大的佛教文化输入国向最大的佛教文化输出国转变。与这种全国性的佛教发展大势相协调，双林僧团也在把中国佛教传到周边国家方面做出了贡献。从唐代开始，就有日本僧人慕名朝拜双林寺，宋元以后，来到双林寺的日僧依然很多。双林寺的明极楚俊禅师、无言通禅师，分别到日本、越南弘法，创宗建派，影响至今还存在。他们以佛教为载体，传播了中国文化，为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做出了贡献。

第三，双林居士文化

在佛教信仰文化中，受到信众顶礼膜拜的信仰对象很多。就浙江省的范围而言，存在着最为著名的三位佛教信仰对象：其一是舟山市普陀山的观音菩萨，这是流行于中国社会的最著名菩萨；其二是奉化市雪窦山的弥勒佛，这是流行于中国社会的最著名佛；其三是义乌市云黄山的傅大士，这是流行于中国社会的最著名居士。应该说，每一种寺院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会有居士的贡献，双林文化也不例外。但是，双林文化的独特之处，是居士代表成为这种佛教文化的开创者、标志和灵魂。这是双林居士文化的特点，也是整个双林文化的特点。

傅大士（497-569）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姓傅名翕，字玄风，号善慧，出生于今天的义乌。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已经发展了数百年，佛教基本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广泛影响，傅大士形象的产生，是在家居士成为中国佛教发展重要社会力量的表现，是在家信徒参与创造佛教新实践和新理论的表现。从梁武帝时期一直到明代，几百年的时间里，有关傅大士的传奇故事越来越多，他的思想内容越来越丰富，他的形象越来越丰满，他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傅大士在佛教界的地位越来越高，其影响逐渐超出了义乌，超出了浙江，甚至超出了中国，影响遍及日本、韩国、越南等周边汉文化圈国家。

总之，双林文化由寺院文化、僧团文化和居士文化构成，这三部分内容都与傅大士密切联系。没有傅大士就没有双林寺的建立，就没有僧团的创建，就没有居士的参与，就没有双林文化的兴盛、繁荣和灿烂。因此，我们所说的义乌双林文化，就是以傅大士崇拜为核心的，由寺院文化、僧团文化和居士文化三者有机统一的综合性佛教文化形态。

二、双林文化的丰富内涵

双林文化已经有将近1500年的历史，是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结晶。正是经过这种历史的层层积淀，形成了双林文化厚重、丰富、多彩的内涵。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概括双林文化重要内容的本质属性。

第一，双林文化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晶，是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长期融合的产物。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双林文化的形成，也是走过了儒释道三教文化融合发展的道路，这从傅大士的思想和行动中表现出来。

傅大士通过阅读佛教经书，通过接受印度来华传教僧人达摩的直接指导，信仰了佛教，并且按照佛教的规定进行修行实践。当他接受了佛教之后，并没有因此鄙视、抛弃中国固有思想文化，而是积极把两者结合起来。他顺应儒释道相互融合、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社会思想潮流，积极倡导三教融合，并且身体力行实践。他见梁武帝时顶冠、披衲、趿履的传奇故事，就是倡导三教思想融合的形象表述。当然，傅大士并不是三教融合思想和实践的开拓者，在南北朝的梁代，三教融合已经成为思想界的潮流，许多人在这方面进行了多途径探索。傅大士的贡献在于他以在家居士的身份，从多方面创造性地践行三教合一实践，创造性地引导佛教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承认、响应和支持，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在佛教历史上，居士成为佛教发展的引领者，往往发生在佛教理论和实践出现重大变革的时候。傅大士的出现与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出现多途径开拓密切相关，与佛教社会影响急剧扩大密切相关，与居士群体社会地位快速提升密切相关。傅大士倡导三教合一的个性突出的言行，符合佛教中国化发展的潮流，在南北朝之后的著名士大夫和僧人中引起信仰上的尊重、思想上的认同、感情上的共鸣。

第二，傅大士进入佛教四大崇拜体系，是出家在家信众的共同理想追求，是居士阶层在中国佛教发展中影响、作用和价值至关重要的体现。

傅大士作为双林文化的核心内容，他的理论和实践被重视、被认可、被效法的程度，可以从他受尊崇、受崇拜的程度上反映出来。傅大士逐渐被纳入中国佛教四大崇拜体系之中，在信众的心目中彻底实现从凡入圣的转变，就最能说明傅大士思想的重要性，也最能说明双林文化的价值。

在印度佛教的信仰体系中，佛信仰、罗汉信仰和菩萨信仰是最为重要的三大崇拜对象体系。佛教在中国宗法制社会制约下，于隋唐时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宗派，祖师崇拜体系逐渐发达起来，成为第四大崇拜体系。傅大士作为一位出家居士，他在佛教界地位的跃升，在社会上影响力的扩大，在信众心目中威望的提高，集中体现在他逐渐被纳入这四大崇拜体系中，使他成为从任何角度衡量都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在崇拜佛的领域中，傅大士被认为是弥勒佛的化身；在崇拜菩萨的领域中，他被认为是十地菩萨，即达到佛境界的菩萨；在崇拜罗汉的领域中，他是五百罗汉中的善慧尊者；在祖师崇拜领域中，他被认为是中国维摩禅的祖师，是西天东土应化圣贤之一，排序在天台慧思和天台智者之前。傅大士作为“中国第一居士”享有的这些盛誉，在古往今来的佛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傅大士头顶上这些耀眼光环，反映了居士阶层在整个佛教信众心目中的地位，反映了傅大士理论和实践的广泛适应性，反映了双林文化超越时代的价值。

第三，双林文化中蕴含着超越历史、超越信仰、具有永恒价值的生活智慧和美德，是义乌文化精神在佛教界的体现。

傅大士的实践和理论是双林文化的核心内容。傅大士弘扬佛教受到响应、追随的成功之处，是他身体力行把佛教教义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真正让佛教教义起到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作用，真正让佛教能够解决人们的生活需要，精神需要。

傅大士几十年如一日，勤劳节俭，好学不辍，从不追求享乐，追求奢华，始终以传统道德标准严格、自觉要求自己。他一生广植善根，广结善缘，乐善好施，有求必应，救灾济贫，扶危济困，扬善抑恶，把救度众生作为自己的理想。他身体力行清净三业（身口意三个方面），致力于消除行为、语言和思想三个方面的一切错误，使自己的身心始终不受坏习气的污染。他弘扬佛教心学，主张有针对性地纠正一切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针对性消除一切不良的思想、言论、行为、观念、情绪，把净化心灵、开发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精神生活质量作为终生追求。傅大士的这些实践、主张和思想，凝结成为双林文化精华，为历代出家和在家的信众所共同遵守奉行。在历代那些崇拜傅大士，阅读其著作，信奉其思想的信众中，不知道有多少人从中找到了解决自己人生问题的答案，从中汲取了精神营养，提升了道德情操，感受了心灵慰藉。

很明显，傅大士作为在家居士，所倡导和践行的上述思想、教义和理论，有些是佛教独有内容，有些属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内容，有些则是两者结合后的创新内容。其中关于如何为人处世、如何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内容，也超出了宗教信仰的范围。可以说，在以傅大士思想为核心的双林文化中，蕴含着超越宗教，超越历史，具有永恒社会价值的高尚情操、崇高精神和优良品质，值得我们开发和弘扬。

三、双林文化的当代价值

双林文化是在农耕社会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佛教文化，曾经长期发挥过积极的社会作用，为社会各阶层的民众所信奉、所崇拜、所颂扬。所有的这一切已经是历史，已经是不可复制的过去。任何古老的传统思想文化，只有在现实运用中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民，才能显示出生命力，体现出价值，焕发出青春。开发双林文化，弘扬双林文化，让这种古老的宗教文化在解决现代面临的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问题和矛盾中发挥作用，已经是时代的呼唤，社会的需要，人民的期盼。

双林文化中蕴含着超越历史、超越信仰、具有永恒价值的生活智慧和美德，比如勤劳节俭、好学不辍的生活态度；广植善根、广结善缘的处世准则；慈悲为怀、扬善抑恶、扶危济困的忘我精神，抵制、纠正一切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针对性地消除一切不良的思想、言论、行为、观念、情绪的高度自觉性；把净化心灵、开发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精神生活质量作为终生理想等，在今天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这些是双林文化精神精华，值得我们联系现实开发、继承和发扬光大。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国家实现了在物质层面的脱贫和致富，实现在精神层面的脱贫和致富，仍然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解决人们精神上的各种问题，需要创造各种条件，需要采取各种方法和措施，需要从多方面努力。积极开发和弘扬双林文化中蕴含的思想精华，对构建和谐人生、和谐家庭、和谐社会，丰富社会主义的新文化，都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和重要价值。

义乌市曾经把义乌文化精神概括为“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对照我们分析和总结的双林文化内涵，可以发现，双林文化始终没有与义乌精神产生背离、抵牾。可以说，双林文化就是义乌文化精神在佛教界的体现，是义乌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联系现实进一步开发双林文化，也可以为义乌精神增添新的内容。联系社会现实开发、继承、弘扬双林文化中蕴含的生活智慧、高尚情操、纯洁精神，人生美德，必将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提供积极的精神动力。

注释：

[1]本文是在2015年6月20日至6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果开发中心、浙江省义乌市政协主办的“2015义乌双林佛教文化历史与当代价值研讨会”上的演讲稿，在本刊发表时做了个别字词修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4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