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日，国家宗教局颁布了《藏传佛教学衔授予办法(试行)》，这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喜事，也是藏传佛教传统视域与当代视野接转、融合的典型范例。

藏传佛教见、修、行与体、道、果的体系建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佛教史上独具特色、极富异彩的组成部分。为了学习、理解、研究、把握、践行藏传佛教的这一知识体系、实修方式、操作程序，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仁人志士们在长期的修学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规范、有序、适用的学习、实践各种不同类型经论的方法、次第，并予以程序化、经典化，从而形成了藏传佛教的学经体系。同时，对这套学经体系的修学实践者在每个阶段的修学结果或称“成绩”有一个量化的体系、评价的标准、考核的尺度、评定的等级，以及对其授予相应的头衔，即“学衔”。

藏传佛教的学经风气肇始于藏传佛教前弘期的赤松德赞时期，赤热巴巾时期已建立了专门修学佛法的“修持院”、“讲著院”，学经以及研修风气开始形成。广泛而系统的修学佛教经典的规矩与范式确立于藏传佛教后弘期，这个时期逐渐形成了藏传佛教各教派，它们都形成了具有各自特点的讲、辩、著及见、修、行的修学经典体系，并有一整套相应的学衔评定机制，各派各地学经体系、学衔评定方式以及名称等都不尽相同，各具特色，但从整体看，大同小异。格鲁派是藏传佛教各派别中最后形成，也是最大的一个教派，该派继承、借鉴藏传佛教各派别的学经体制，又在此基础上多有发明、发挥、创造，形成了自己完备而系统的学经体系和学衔制度。长期以来，在这一学经体系和学衔评定、晋升、授予等制度的引领和推动下，训练、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有所长，技有所能，立身有道，服务僧俗的高、精、尖僧才，这个学经体系和学衔制度一直延续到西藏和平解放后的五十年代末期。

然而，这个传统的学经体系与学衔制度是在西藏封建农奴体制和政教合一制度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必然带着旧有体制的痕迹。伴随着1951年的和平解放、1959年的民主改革，并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西藏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已经建成。由此，在藏传佛教的治理体系和管理模式上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两种定向制度之间的内在紧张：一种是立足、忠实于传统体制、机制的定向，完全地回归传统；另一种则是继承传统，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并为现实和未来提供体制、机制资源的定向。这两种制度定向显然不是同一的，但又相互联系并可以统一起来。《藏传佛教学衔授予办法(试行)》的颁布实施，就是研究、探讨这两种定向并实现转化、衔接、融为一体的一个成功尝试。

笔者认为，该试行办法的颁布和实施有利于我们了解藏传佛教学经体系和学衔制度，并实现从历史传统的定向向现实当下以及未来发展定向的转化、衔接。

第一，这个试行办法始终有明确的继承传统，尽可能梳理、探求藏传佛教学经体系和学衔制度历史本相的追求和定向。此试行办法的出台和颁布，建立在长时间对藏传佛教学经体系的核心内容与学衔制度的文本研究与田野调查基础之上。故，它具有深厚的藏传佛教历史传统底蕴。比如，此试行办法中规定的藏传佛教初、中、高三种等级学经班次的基本教材与学衔评审考核的主要内容都是传统的五部大论，即《量论》、《俱舍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戒律本论》，只是各班次学习内容的难易、深浅程度不同。这在试行办法的第十二、十三、十四条作了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是申请藏传佛教不同等级学衔的基本条件，也是本办法的核心内容，将每一级学衔申请人对五部大论的理解程度、研究能力、教务活动能力以及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熟悉程度的要求标准量化。

当然这种回归历史客观性的追求仍然离不开当下僧人的现代境遇，如现代社会的人文思潮、科技信息、市场氛围等。另外，他们修学五部大论的方法、手段、途径和古人的修学方法相比较，则有很大的不同，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必然现实。试行办法的这一部分内容的主要导向是历史的、文本的，其内容大体处在继承传统或回归历史的层次上，可谓切合实际、合乎时宜。

另外，按照藏传佛教学经体系的内容要素与考核标准来看，历史上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学经内容与考核标准虽各有不同，但五部大论都是各派各宗修学的主要经典文本。其考核内容也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因此，试行办法将五部大论作为藏传佛教各教派修学及考核的共同的教科书，是有历史依据的，它反映了藏传佛教学经体系和学衔制度的历史共相。这些都说明试行办法具有在继承中创新的特征。

第二，试行办法体现了从历史传统向现代乃至于未来接续和转换的内在定向。在以历史和文本为定向的时候，思考的语境必然是藏传佛教旧有的传统规矩和历史事件，而面向现实与未来的定向时，再把原有的文本和事件转移到现代社会的生活场景之中。如试行办法对学经平台的设计，对学衔等级的划分，对授衔程序的安排，对学衔称谓的设定等诸多方面，都对藏传佛教传统规矩和习惯用语作出了创造性的或修证、或补充、或提升、或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将藏传佛教学经平台设置为各寺庙学经班、省级佛学院、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三大级别；将藏传佛教学衔等级分为禅然巴（初级）、智然巴（中级）、拓然巴（高级）三种等级，这一设置与划分是本试行办法的一大亮点、一个特色，是扬弃性继承藏传佛教各教派传统学经体系与学衔制度的结果。如一些名称的提出、平台的设置，虽然在藏传佛教传统规矩中没有出现，但实际上原文中是隐含的，即替古人说出他们没有说出，但是却应该说出的内容，这就是“返本开新，推陈出新”之谓。它首要的工作是对藏传佛教的学经体系和学衔制度作出新的研究、梳理、辨析、筛选、提炼、转化等大量艰苦工作，既有案可稽，又富于创造性，然后结合今日之实际，加以引申发挥。如何在古今互动中兼采两者之精华而融为一炉，放弃两者之糟粕而引为借鉴，这是实现综合创新的根本要求。笔者认为本试行办法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或者说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这又体现了试行办法在发展中继承的特色。例如本试行办法中，对申请授予学衔僧人的政治条件、业务水平、道德操守等提出了统一的衡量标准。这是试行办法所坚持的政治方向，因为僧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应该爱国爱教、遵纪守法、慈悲为怀、行善积德、修学精深、随顺世间、饶益众生。僧才的培养是藏传佛教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环节。我们坚信，只要持之以恒、准确无误地贯彻实施此试行办法，中国的藏传佛教一定能造就出一批又一批“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藏传佛教教职人员队伍”，使藏传佛教进入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宗教》2015年第7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