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时的景教，到元时的也里可温教，再到明时的天主教和近代以来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基督宗教（自称信仰耶稣基督的宗教）在中国的历史，断断续续却也实在不短。然而，比较佛教之在中国，其历史进程又大有不同。

佛教从遥远的印度、西域骑着白马来到中华，曾经受到王公贵族的疑惑与不同程度的抵制，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佛教徒见了皇帝是否需要下跪磕头。最终，佛教徒依照中国国情下跪磕头，佛教开始中国化。今天，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构成，获得了中国人的喜爱，人们往往喜欢称之为佛教文化，而非简单的佛教信仰。

基督宗教之在中国，一直都没有交上好运。唐时景教依附于佛教，但唐武宗灭佛时，景教与佛教一样遭受厄运。元时也里可温教在上层蒙古人中传播，可惜好景不长。明时天主教进入中国，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与互动，然而，天主教的上帝（天主）信仰与中国人的“三圣信仰”——圣人信仰、天命信仰、祖宗崇拜发生冲突，乃至爆发“礼仪之争”，教案频发。到了近代，基督教、天主教骑着炮弹进入中国，更加无法让中国社会所接受。时至今日，基督宗教由于没有充分中国化，而始终被中国社会理解为外来的宗教，甚至没有被视为文化，而仅仅是一种外来的且附带有一定的不良政治意图的宗教而已。

究其原因，是基督宗教的信仰模式与中国人个人化传统的信仰方式具有很大差异。正如梁漱溟所说，宗教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一是基督宗教信仰的共同体实践要求，基于对一个神的信奉而构成普遍性的行为规范；一是中国人各信各的，各有各的利益而不求团体制约。

忽视这一差异，便会导致相互间的宗教信仰误解，甚至形成宗教信仰冲突；夸大这一差异，则引起宗教信仰间的相互歧视，以及各自唯我独尊的宗教信仰立场。

如今的问题是，基督宗教如何能够成为中国宗教信仰的有机构成部分，以及当代中国人是否愿意接纳基督宗教成为自己宗教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

几十年前，就有“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说法：基督宗教如果是外来的宗教，那么，中国的信仰者就不是合格的中国人。虽然，随着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出现了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多一个基督徒，多一个五好公民”，但是，问题依旧存在。使用五好公民的价值判断，不一定就能够消解多年来基督宗教自身带来的宗教信仰偏见。一个中国人，如何能够去信仰外来的神灵？

这一问题貌似老问题，实则也是新问题。时值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人只能信仰中国人自己的神灵、依据宗教信仰来划分国民的观念，也随中国经济的强大而得以不断强化。

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之中，中国基督宗教界的自身努力与否是最重要的。不过，中国社会也应为中国基督宗教的本土化或处境化提供更大的空间和容纳机制。

王莹博士的《身份建构与文化融合——中原地区基督教会的个案研究》，可以说就是致力于基督教中国化讨论的一本专著。它基于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修订而成，集中研究了地方乡村社会中基督教信仰的存在形式，以及其与传统信仰、民间习俗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当前民间信仰复兴的背景之下，基督教如何与之良性互动，如何在此过程中，设法建构成为中国人真正的信仰模式之一，从而能够像佛教那样，成为中国宗教、文化和习俗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框架中“新礼仪之争”背后所应具有的时代意义。虽然导致300多年前的“礼仪之争”的诸多因素依旧存在，三圣信仰也依旧是中国宗教信仰的核心价值，但是社会的变迁以及社会容纳空间的扩大，促使传统的礼仪之争具有了新的社会学意义。这正构成了作者对乡村基督教进行研究的学术价值。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出现了“民间基督教”这一概念，特指基督教在中国民间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问题。作者的论著也在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比如基督教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存在格局，基督教在中国所表现出来的民间信仰形式，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有机互动等等。我们期待着民间基督教研究的继续深入与学者们的继续努力。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来源：中国民族报，引自中国民族宗教网）